第15章 糾正錯誤肅反
受中央委派，李維漢、賈拓夫帶一個連的先遣隊南下，到赤安縣永寧山的時候，通過陝甘邊特委的慕生桂派人送信，約陝甘邊特委書記到甘泉下寺灣集中。
這時候，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由瓦窯堡到了紅十五軍團司令部駐地富縣佐道鋪，就“肅反”問題與紅十五軍團的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交換意見。同時也得到中央紅軍抵達吳起鎮的確切消息，幾人商定由程子華、郭洪濤前去迎接，並佈置了為中央紅軍籌集給養的事宜，派人給瓦窯堡省委、軍委送信通報情況。
李維漢、賈拓夫等人在下寺灣遇到了郭洪濤、程子華，詳細了解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的具體情況，重點詢問正在發生的“肅反”。當即電告中央，及時叫停“肅反”，並展開深入的調查了解。
11月2日早晨，黨中央領導和紅軍將士離開保安城，沿週河川而下，不料開始下雪。衣衫襤褸的紅軍戰士在風雪中行軍，讓他們倍感溫暖的是沿途村莊都設有接待站，老百姓早已燒好了開水、路邊簡易的鍋灶上熬好了稀飯，旁邊的柳條筐和笸籮里放著蕎麵饃饃、黃米饃饃，供中央紅軍食用。但是這支隊伍只喝水，不吃飯，連聲感謝老百姓，當天傍晚到達了陝甘邊特委駐地下寺灣。
在下寺灣，歡迎中央紅軍的人群已經等待好久了。
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專門組織附近群眾和列寧小學師生，在大路兩邊排成兩行，手舉紅色小旗，夾道歡迎中央紅軍和直屬機關。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不時向歡呼的人群招手致意。這支風雪中到來的紅軍隊伍，好多人還赤腳穿著麻鞋，雙腳凍得紅腫潰爛。衣服形形色色，有的穿著破爛的灰黑色軍裝，有的穿著繳獲國民黨的軍服，許多人依然穿著半截褲。
下寺灣是洛河川上的一個鎮子，窯屋仄仄斜斜，錯落在台地上，自然形成了一條小街道。街道兩旁有雜貨舖、小飯館、騾馬店。鎮子西頭有座老爺廟，廟前有一塊大廣場，廣場南邊有一個戲樓。
黨中央直屬機關人員和紅軍分散開來，住在下寺灣和附近的村莊里。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住在鎮中心白雲德家，毛澤東一到住處就派人去找下寺灣鄉的鄉長，繼續了解劉志丹和當地紅軍的情況。鄉長田有福正忙著為紅軍安排住處，聽說中央領導要見他，又高興又擔心。到了白雲德家裡，毛澤東很熱情地和田有福握手讓座，用他的湖南話問田鄉長：“這方圓有多少惡霸、土豪、劣紳？”田有福拘謹地說：“沒有多少。”毛澤東問：“劉志丹在這裡損害老百姓沒有？”田鄉長回答說：“他破壞了幾個寨子，也沒別的。”當毛澤東問到紅二十五軍的情況時，田有福緊張起來，想到活埋陝甘邊同志的情景，害怕說真話遭不測，只回答了四個字：“平平常常。”就不願意再多說話了。
當天夜裡，張聞天、博古、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與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會面，談到陝北肅反問題時，程子華說：“不能說肅反全弄錯了，一定有問題，不會全沒有。”
第二天上午，陝甘邊黨政機關在戲樓前召開軍民大會。會議由陝甘邊特委書記李景林主持，他念過熱情洋溢的歡迎詞後，鼓掌請中央領導講話。毛澤東站起來，講道：“同志們，今天我們開個軍民大會，我們是從江西來的工農紅軍，我們是打富濟貧的革命隊伍。……現在，還有兩個大土豪欺負我們，要打倒。一個是國內的蔣介石，壓迫四億五千萬人民，把蔣介石打倒，老百姓才能翻身；一個是國際大土豪日本帝國主義，欺負我們民族，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我們中華民族才能解放。……我們要和陝北軍民團結起來，多打幾個勝仗，報答你們和廣大群眾對我們的熱烈歡迎。”
之後，彭德懷雙手叉腰，也講了話，他用洪亮的聲音說： “長征以來，我們做夢也想找到一個落腳點，現在總算有了一個落腳點了。我們開始把傷兵安置在後方，一直苦惱我們的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在吳起鎮打了一仗，打垮了敵騎，讓它暫時不敢來侵犯。這算是我們送給陝北人民的見面禮。我們回到家，就要和陝北紅軍會師了。蔣介石反動集團當然不會善罷甘休，糾集了10多萬兵力，氣勢洶洶地向根據地撲來，企圖趁我立足未穩之時，將我們趕進沙漠、趕進黃河。我們要會合英勇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
兩位中央紅軍領導的講話，贏得了長久的掌聲。
也就在這一天，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王稼祥、林彪、聶洪鈞、徐海東、程子華、郭洪濤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新組成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宣布恢復中央紅軍第一方面軍番號。
也是這一天，張聞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專門聽取了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和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聶洪鈞的工作匯報。毛澤東叮囑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張聞天立即派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先去瓦窯堡，接管陝甘晉省委保衛局，控制事態，避免進一步惡化。隨即組成一個“常務委員會”（通稱五人小組），董必武為主任，還有李維漢、王首道、張雲逸、郭洪濤，在博古指導下負責審查錯誤肅反事件。
11月4日，中央分兩路出發了。張聞天帶中央機關去了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毛澤東帶紅軍總部機關和作戰部隊到富縣和十五軍團會合。
王首道等人一到達瓦窯堡，就接管了西北保衛局工作。認真審閱了“肅反”卷宗，並深入乾部、群眾中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事實證明劉志丹是久經考驗、屢建功勳的共產黨員和優秀的紅軍領導幹部，對黨衷心耿耿，為革命出生入死，絕不是什麼“右派”、“反革命”。發現其中所列舉志丹的“罪狀”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謂劉志丹執行“富農路線”，是指他在土改中對地主不搞肉體消滅，給富農以生活出路；所謂“梢山主義”，是指他堅持農村割據，開展游擊戰爭，不攻打大城市；所謂“投降主義”，是指他在統戰工作中團結國民黨中的愛國人士等等。顯然，這些“罪狀”只能證明劉志丹等同志堅持了正確路線。
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在前線打仗期間，還致電張聞天、博古，請他們詳細考慮陝北蘇區肅反中的問題，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係事實。”
王首道他們又了解到，劉志丹同志和群眾的關係非常密切，不管鬥爭多麼艱苦，總是教育幹部和戰士不要拿群眾一針一線，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望，人們親切地稱他“老劉”。正因為魚水般的軍民關係，陝北根據地才能在艱難困苦中建立和鞏固下來。一個深受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愛戴的群眾領袖，義怎能是一個“右派”和“反革命”呢？
經過分析，王首道越來越對陝北錯誤“肅反”生氣，質問負責保衛局工作的戴季英：如果劉志丹他們這批幹部都是反革命，那麼這塊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裡的對敵鬥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這裡的蘇維埃政權又怎能建立和鞏固下來呢？對於這些問題，戴季英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為了進一步查實，王首道他們還到監獄中提問了幾個所謂的“犯人”，亮明他們的身份是中央紅軍和黨中央派來調查陝北肅反的。這時，所謂的“犯人”就敢講真話了。經過再三審查，除極少數事實是壞人故意捏造，蓄謀迫害以外，其餘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結果。
“左”傾教條主義者強加在劉志丹等同志頭上的一系列“罪狀”，也完全是一些誣衊不實之詞。還造成了200多名紅二十六軍幹部和陝甘邊地方乾部被錯誤殺害，西北紅軍隊伍中出現了憤怒情緒。 “左”傾教條主義者的倒行逆施，使親者痛、仇者快。一些地方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乘機武裝反攻，接連顛覆紅色政權，根據地出現了空前嚴重的危機。
張秀山（曾擔任陝甘邊特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住他的回憶錄《我的八十年》裡就陝北肅反回憶說：
紅軍營長於震西被抓後，被肅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紮，逼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於震西直到死，也沒有低頭，沒有誣陷自己的戰友張秀山（右一）和他的戰友和同志。義勇軍首領郭寶珊同志被審訊時，反問他們“劉志丹是什麼派？”審訊者說：“劉志丹是右派！”郭寶珊堅定地告訴他們：“劉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殺掉，有的被活埋，倖存者被摧殘得難以言表。中央後來查證，肅反中，他們已殺害了200名以上的西北黨政軍幹部。壁上紅旗飄落照“左”傾路線執行者倒行逆施，引起群眾的疑慮和恐慌，根據地人人自危，軍心渙散；地主、富農乘機挑撥煽動，以致保安、安塞、定邊、靖邊等幾個縣都“反水”了（我黨建立的游擊區和根據地，在肅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軍閥和國民黨，“紅區”變成了“白區”）；白匪乘機大舉進攻，根據地日益縮小。陷入嚴重危機。
針對根據地的不安定情況，張聞天對陝北肅反問題抓得很緊，還和博古、李維漢一起叫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談話。經過五人小組的工作，基本搞清楚事實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歷史問題外，被關押的一批幹部都是冤枉的。 11月7日，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一大批被關押的干部獲釋出獄。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認為陝甘晉省委領導“在肅反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這種錯誤不僅使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不能順利的開展起來，反而混淆了鬥爭的目標，分散了鬥爭的力量；而肅反機關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與粗魯，輕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況惡化，以致在某些地方黨內與部隊內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派。”
11月30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領導和地方領導，還有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一些被冤的同志。會議宣佈為劉志丹等被冤的同志平反，待後分配工作；
對現在還關押的同志立即釋放；
大會上，董必武、博古、劉少奇都講了話，他們高度讚揚了劉志丹和陝甘的同志創建西北根據地和軍隊的成績，批評了借肅反胡鬧的惡劣做法。大家情緒激動，發言中氣憤地聲討肅反罪行，楊琪、楊森等邊哭邊說逼供信的殘酷迫害，尤其是在下寺灣活埋了不少好同志，與會的很多中央領導也流下了眼淚。
張聞天又讓劉志丹發言，他站起來講了三點： “一、同志們受了委屈，現在黨中央正確處理了這件事，弄清了問題，大家應該高興。二、中央領導全國，大家要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我們要擁護黨中央的決定。三、有些同志現在身體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受委屈的所有人都聽劉志丹的，會場上的氣氛緩和了。
會議結束時，李維漢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指出陝甘晉省委“在肅反斗爭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作出對戴季英、聶洪鈞的處分決議，指出：
這種錯誤的主要責任，應當由當時主持全部肅反工作的戴季英（當時的保衛局長）及在前方主持肅反工作的聶洪鈞（當時的軍委主席）二同志負責之。戴季英同志在保衛局工作上還犯了許多嚴重錯誤，本應受到黨的最嚴重處分，因估計到他長期參加國內戰爭，為黨工作很久，特決議從輕給予他以最後警告，對聶鴻鈞同志給以嚴重警告。
平反大會安定了民心、軍心、人心。混亂的形勢得到扭轉。為黨中央立足西北、打開新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礎。
大會後，劉志丹安慰了受冤屈的同志們，快步向沙家巷的家裡走去。遠遠的看見，夫人同桂榮和6歲的女兒劉力貞站在凜冽的寒風裡，等候著劉志丹的回來。劉力貞喊了一聲“爸爸，”就哭出了聲音，張開雙臂朝劉志丹跑來，撲進懷裡，緊緊摟住爸爸的脖頸，一張純稚的臉和一張劫後餘生的臉牢牢貼在一起。這是貞娃和媽媽想念的爸爸，這是世界上最親最親的爸爸，這是讓所有人敬仰的爸爸！同桂榮看到丈夫更加清瘦的臉和胳膊上、腳腕上被鐐銬磨爛的血痂痂，禁不住淚如雨下。
幾個月沒見家人，同桂榮憔悴了很多，劉志丹心下愧疚，南征北戰，對軍閥對民眾橫徵暴斂；地方土匪流寇四處橫行；腐敗政府的苛捐雜稅讓老百姓苦難深重。在陝甘這塊高原上，民眾處在霜雪交加的動亂之中。民謠唱道：“四季無寧日，兵匪多如狗，農民猶餓死，人命不如草”。多災多難的老百姓渴望這個世界發生改變，能夠過上安穩的日子。
1903年農曆八月十四日凌晨，在保安縣金湯鎮小學堂的石窯洞裡，教書先生劉培基的兒子出生了。先生遙望星斗，想到了“月中桂子落”的詩句，依家譜為孩子起名劉景桂。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男孩長大後成為了群眾領袖！
伴著金湯小學琅琅的讀書聲，劉志丹成長起來了，6歲時和母親回到金湯村北面的蘆子溝老家，在祖父開辦的私塾裡讀書。 16歲時，劉志丹順洛河南下，來到永寧山民國縣政府所在地的高等小學讀書。在永寧山上的學堂裡，劉志丹接受了進步老師傳播的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面對家鄉民不聊生的淒楚景象，立志長大後要救國救民。 1922年劉志丹考入榆林中學，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春天南下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深造，畢業後參加北伐，被派往馮玉祥國民軍聯軍第四路軍馬鴻逵部，任黨代表兼政治處長。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開始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反共，實施內部“清黨”，將劉志丹等幾十名從事政治工作的共產黨人押送出境，在湖北孝子店，劉志丹和其他共產黨人一起成功脫逃，到武漢找到了中共組織。在湖北省委工作一段時間後，劉志丹回到陝西擔任了陝西省委交通，曾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帶回了八七會議精神和組織地方暴動、進行土地革命的指示。
1928年5月，劉志丹按照陝西省委的決定，和唐澍、劉繼曾領導了著名的渭華暴動，劉志丹擔任西北工農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率4個大隊、一個赤衛隊和一個騎兵分隊，共1000多人，同國民黨部隊在渭南和華縣兩地展開血戰，多次打退敵人進攻；國民黨又調集三個師向起義武裝發動大規模“圍剿”，幾番惡戰，起義武裝遭受重大損失，敵前總指揮唐澍壯烈犧牲，起義最終失敗。
1928年9月，劉志丹回到了家鄉保安縣，和共產黨人曹力如、王子宜一起秘密建立了共產黨保安縣永寧山支部，以學校為立足點，點燃了陝甘邊革命武裝鬥爭之火。 1929年4月，劉志丹參加了中共陝北特委在榆林紅石峽召開的第二次擴大會議。大家討論了武裝鬥爭，劉志丹提出到國民黨軍和山大王中去做工作，爭取他們中的進步分子參加到人民武裝中來。槍桿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用兵運方式把敵人的武裝變成自己的武裝，是最方便的辦法。會議上劉志丹提出了“白色、紅色、灰色”三種鬥爭形式。 “白色”就是到國民黨軍中做工作，伺機起義；“紅色”就是建立自己的工農革命武裝；“灰色”就是爭取和改造土匪、民團和哥老會。在三種鬥爭形式中，重點放在國民黨部隊的爭取上，進行策反兵變，把國民黨的力量變為共產黨的紅色武裝。這是在當時全國普遍採用工農暴動方式創建紅軍的一種創新。會議還決定劉志丹擔任特委軍委主席，並主持特委工作。不久，劉志丹要求到國民黨軍中做“兵運”工作，辭去了陝北特委的職務，回到家鄉永寧山，和黨小組成員一起聯合進步人士，採取合法化的選舉，奪取了縣民團的領導權，廢除軍閥作風，加強軍事訓練，進行革命教育，把反動民團改造成為共產黨掌握的武裝力量。
劉志丹經過周密部署，抽調了黨團骨幹分子和民團中的革命力量，以隴東騎兵第六營的名義，開赴甘肅合水縣太白鎮。於1930年10月1日，奇襲隴東民團第24營，繳槍60餘支，騾馬70多匹，這就是著名的“太白奪槍”。以此武器和人員為基礎建立了三支民間革命武裝，在陝甘邊一帶活動，隊伍迅速發展到200多人。之後，劉志丹將分散活動的三支民間武裝，集合在平定川倒水灣進行整編，正式創建了南梁游擊隊，下轄3個大隊，共400多人。劉志丹任總指揮，馬錫五任軍需。一支由我黨領導的獨立的革命武裝終於誕生了。從此，陝甘邊的武裝鬥爭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1931年10月下旬，閻紅彥、楊仲遠率晉西游擊隊進入陝北後與師儲傑的商販隊會合在一起，在難以開展游擊的情況下轉戰來到南梁，和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在林錦廟會合。這年冬天，根據省委指示將兩支隊伍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劉志丹分別擔任正、副總指揮，共700餘人。下轄兩個支隊，師儲傑任第一支隊隊長，劉志丹兼任第二支隊隊長。
1932年2月6日，在隴東正寧縣三嘉塬整訓過程中，個別領導人執行：“左”傾錯誤路線，背過劉志丹密謀後，在列隊大會上突然動手，槍殺了二支隊一大隊隊長趙連壁、三大隊副隊長郭聚山，繳了二支隊的槍支，打傷多人，劉志丹佩戴的槍也被繳了，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三嘉塬事件”的悲劇。二支隊的一些戰士離開了隊伍。師儲傑率商販隊出走，投奔了楊虎城。紅色武裝力量銳減至200餘人。劉志丹從全局出發，忍辱負重，依然積極工作，幫助將隊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
5月上旬，中共陝西省委決定重建陝甘游擊隊總指揮部，任劉志丹為總指揮。陝甘地區轟轟烈烈的紅色革命，使國民黨軍閥十分驚恐，調集數個旅，大舉“進剿”陝甘游擊隊。總指揮劉志丹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在半個多月時間內，進行戰鬥九次，八次獲得勝利，取得了殲敵1400餘人、繳槍1200多支的輝煌戰績，粉碎了敵人的進剿，游擊隊迅速發展到1500多人，革命聲勢日益壯大。
這年冬天，陝西省委常委杜衡來到部隊，指責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梢山主義”，污衊他們有“反革命陰謀”，撤銷了劉志丹、謝子長的領導職務。派謝子長、閻紅彥到上海“受訓”，雖然把劉志丹留在部隊，但不予重用。同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轉角鎮軍人大會上，宣布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王世泰任團長、鄭毅任參謀長。對此，劉志丹不計較個人得失，全心全意地維護部隊的團結，表現出堅強的黨性修養。
在創建照金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政委杜衡強令紅二十六軍開到關中去建立根據地，受到國民黨警備旅的圍追堵截，部隊在藍田被敵人重兵包圍，激戰數日，彈盡糧絕，幾乎全軍覆沒。劉志丹帶領十多人衝出重圍，靠野果充飢，輾轉北上，晝伏夜行，幸遇到紅二團一個戰士，才和失散的王世泰會合，回到了照金根據地。此時，在國民黨軍隊中任團長的共產黨員王泰吉在耀縣起義，率部進入照金活動。中共陝甘邊特委在照金召開聯席會議，任命王泰吉為總指揮，劉志丹為參謀長，大家總結了失敗教訓，把隊伍集中起來，統一指揮，統一領導，很快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國民黨十分驚慌，又集結4個團和6個縣的民團共6000多人，向照金根據地發起猛烈進攻。但是因為杜衡叛變，省委也被破壞，在強敵進攻下，我軍主動撤出照金，革命處於危險關頭。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劉志丹的主持下，在隴東合水縣的包家寨召開了陝甘邊特委和紅軍臨時指揮部聯席會議，作出了重大決策：確定了開闢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劃分以陝北、南梁、照金3個游擊區，相互策應。同時決定恢復紅二十六軍，先成立四十二師。合水包家寨會議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標誌著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黨組織和紅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再受左傾主義的干擾。
1934年1月，王泰吉請求去豫陝邊做兵運工作，師黨委決定劉志丹任師長，楊森任政委。 2月份，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在南梁成立，習仲勳被選舉為主席。蓬勃的革命形勢，讓國民黨極為不安，遂調集陝甘兩省反動軍閥1萬多人馬，對南梁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圍剿”。部隊黨委及時在隴東華池縣的寨子灣召開會議，任命劉志丹為軍委主席。劉志丹命令地方紅軍游擊隊和赤衛軍堅守根據地，他率紅二十六軍主力，經七個多月的迂迴轉戰，進行大小戰鬥30多次，殲敵3000餘人，解放了陝甘邊的廣大農村，18個縣份相繼建立了紅色政權，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邊區得到鞏固。
在艱苦卓絕的武裝鬥爭中，劉志丹十分注意團結同志，上下級一律平等，不搞特殊，不擺架子，與紅軍戰士和老百姓心連心。他和紅軍戰士一樣吃粗茶淡飯，住土窯，鑽草棚，穿的衣服補了又補，深受老百姓的愛戴。他還十分注意團結黨外人士，說朋友越多越好，使開明紳士、老秀才也都稱讚黨的領導。
同年7月上旬，陝北成立了游擊隊總指揮部。下旬，總指揮謝子長、政委郭洪濤帶游擊隊支隊和赤衛軍來到了南梁，陝甘邊特委和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召開了歡迎大會，殺豬宰羊表示慰問，還邀請陝北游擊隊參觀了荔園堡的紅軍軍政幹部學校，介紹了陝甘邊工農民主政權建設和部隊生活管理的經驗，搞了戰術演習，並派人到陝北游擊隊中講解中央政府頒布的《土地法》，以及在陝甘邊地區的執行情況。陝北游擊隊派人慰問了紅四十二師和陝甘邊游擊隊的傷病員，介紹了陝北游擊隊作群眾工作的經驗。部隊之間相互交流經驗，相互學習，增進了友誼。
之後，在閻家窪子召開了連、支隊以上乾部參加的聯席會議。
會上，有個別人對紅二十六軍進行指責，還宣讀了帶來的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的兩封指示信，信上不顧客觀事實，給陝甘邊黨組織扣上了五頂大帽子，把紅二十六軍堅持游擊戰爭、開創革命根據地的卓絕功績否定得乾乾淨淨。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以崇高的精神品質，忠誠坦蕩，沒有計較兩封指示信中不符合事實的批評。
在會議通過原四十二師政委高崗去上海臨時中央局受訓的決定後，謝長兼任四十二師政委。陝甘邊軍委派出四十二師第三團北上，配合陝北遊隊打擊敵人，開闢局面。還調撥100支槍和幾百塊銀元，改善陝北游擊隊裝備，解決他們的經濟困難。王世泰團長和黃羅斌政委帶紅三團進入陝北豐據地後，同陝北游擊隊一、二、五支隊一起，開展武裝鬥爭，有力的推動陝北游擊鬥爭的發展。
1934年11月，陝甘邊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甘肅華池縣荔園堡召開，正成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和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選舉劉志丹為軍委主席習仲勳為政府主席。創辦了蘇維埃銀行，發行了貨幣，增設了集市貿易，創辦了列寧小學，使根據地的經濟文化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廣大農民在新分百的土地上勤耕細作，過上了沒有土匪騷擾，沒有軍閥欺負，沒有國民黨苛捐雜稅的新生活。
1934年底，根據中共中央北方代表的指示，劉志丹率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北上，1935年1月20日到安定縣（今子長縣）水晶溝、燈盞灣等地，探望了輾轉養傷的謝子長。傷情已經嚴重的謝子長十分感動，倆人就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黨政軍的統一領導和統一指揮達成了共識（1935年2月21日謝子長逝世）。接著，陝北紅軍總指揮部和各路游擊隊正式改編為紅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楊琪任師長，張達誌任政治委員。在幾天后的2月5日，陝甘邊和陝北的黨組織在安定縣周家鹼召開聯繫會議，決定兩支隊伍組成主力兵團，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當選軍委主常，統一指揮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紅二十六、二十七軍與紅二十五軍在永坪鎮會師的合影
1935年2月，國民黨調集陝、甘、寧、晉正規軍4萬多兵力，對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大規模“圍剿”，鑑於嚴峻的形勢，在安定縣毛家灣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劉志丹任總指揮，他以卓越的軍事才能指揮西北紅軍和地方游擊隊對敵作戰，在短短5個月時間裡，西北紅軍連戰連捷，所向披靡，殲敵5000多人，繳獲長短槍3000餘支，還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邊等六座縣城，把陝甘邊和陝北紅色根據地連成了一片，使根據地擴大到了北起長城、南至淳耀，西接環慶、東臨黃河的廣大地區。徹底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大規模“圍剿”，紅軍主力發展到5000多人，游擊隊發展到4000多人。 1935年7月3日，西北根據地的黨政軍機關遷往延川縣永坪鎮，統一指揮西北革命鬥爭。至此，西北根據地成為全國第二次國內戰爭中“碩果僅存”的一塊紅色根據地。
這個時候，蔣介石調集東北軍為主力的10多萬兵力，開始對西北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
這時，從鄂豫皖撤退轉戰而來的紅二十五軍，經關中、隴東，於1935年9月初，來到了陝北交界的豹子川。劉志丹知道後非常高興，親自起草了動員各級組織和廣大群眾歡迎紅二十五軍到來的通告，還派出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前往豹子川迎接。
在反擊國民黨大軍“圍剿”的緊要關頭，中央北方代表派出朱理治、上海臨時中央局派出聶鴻鈞來到陝北，著手解決所謂的“右派”和“反革命”問題。西北紅軍和紅二十五軍會師後，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組成了新的陝甘晉省委和西北軍委，排擠陝甘邊幹部和原紅二十六軍指揮員。開始了“左”傾路線肅反活動，誣衊劉志丹同志“右傾”，進而誣陷他是“右派”，“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最後乾脆給他戴上“白軍軍官”、“反革命”的帽子。嶗山戰役大捷之後，原紅二十六軍營以上乾部和西北軍委機關、陝甘邊縣以上乾部幾乎全部抓捕，200多人慘遭殺害，根據地一片恐怖。 10月6日“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也發出了逮捕劉志丹的密信，以指揮北線作戰為由，騙劉志丹回瓦窯堡，擬秘密逮捕。
曾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習仲勳在《群眾領袖民族英雄》的文章裡講述了劉志丹被捕的經過：
劉志丹本來是去根據地首府瓦窯堡開會，走到半路碰上了從瓦窯堡來的通信員。通信員認識劉志丹，說有一封給十五軍團的急信，順手交給了他。劉志丹同志打開一看，原來是保衛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對這種不顧大局、搞陰謀詭計陷害同志的罪惡行徑，非常氣憤。但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他不顧個人安危，竭力避免發生衝突，鎮定地把那封信交還給通信員，說：“你快把信送到軍團部，就說我自己去瓦窯堡了。”他翻身上馬，一路飛馳，奔向瓦窯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監獄，備受折磨。連他的戰馬也被押了起來。同時把他帶著5歲女兒的妻子也打入了勞改隊。面對著隨時都可能被槍斃活埋的殘酷現實，劉志丹同志泰然處之。他向同獄的同志說：“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云總遮不住太陽。”
在獄中，劉志丹被戴上手銬和腳鐐，甚至還被夾上了指銬，受盡了嚴刑拷打，身心受到嚴重損害，隨時面臨被殺頭的危險。但是，劉志丹光明磊落，堅持真理，沒有向“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屈服，以錚錚鐵骨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維護著道義和良知。
原陝甘邊特委書記張秀山在嚴刑拷打過程中，寧死不屈，拒絕承認劉、高和戰友們以及自己是有問題的人。慷慨地大聲呼喊：“你們把我殺了就算了！我死沒問題！二十六軍創建不易，它是許多同志用頭顱換來的呵！”在連續用刑之後，張秀山放聲大哭：“你們可憐可憐二十六軍罷！這裡邊的干部全是好的啊！你們不要把二十六軍的干部都冤死了。”
張秀山視死如歸，不講違心話，把黨性和良知看得高於生命，不亂招亂供，以凜然的氣概奮然力爭，讓執行肅反的負責人心裡發怵。
其實，肅反是後方和前方同時開始的，範圍很大，軍隊裡開始捕人，也派出戰士到各地方政府去抓捕人。前方“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給陝甘晉省委來信說：前方的干部戰士意見很大，情況很嚴重，要求後方派幹部來前方來幫助工作。
事實上，最殘酷的肅反在前方，連續的殺人、活埋人，根據地一片恐怖。西北紅軍情緒激烈，一部分隊伍拉開陣勢，隨時準備與紅二十五軍火拼，劍拔弩張，一觸即發。老百姓見了紅二十五軍的戰士很冷淡了，要么敷衍，要么不提供方便；鄉村幹部見了南方戰士就設法躲避，盡量不答話。
趙啟民在他的《黨中央毛主席糾正錯誤“肅反”》的中文章中說：“看管之嚴難以用筆墨形容，連站起來伸伸腰、睡覺時翻個身，都要報告，否則就是一頓毒打，誣你'要逃跑'。至於審訊時的肉刑就更殘酷了。”
黃羅斌在《在“肅反”中的遭遇》中說：“五花大綁，倒吊在房樑上”，“伴之而來的是大聲斥責、嚴酷的逼供信和劈頭蓋臉的棍棒和皮鞭。”
習仲勳在《紅日照陝甘》中說：“'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天氣很冷不給我們被子蓋，晚上睡覺綁著手腳，繩子上都長滿蝨子；一天只放兩次風，看守人員拿著鞭子、大刀，看到誰不順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
馬文瑞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一到保衛局就被戴上腳鐐。該局局長戴季英親自掄著皮鞭打人，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吃得是漚穀米飯，還只給一點兒，根本吃不飽。”
11月5日，王首道等人接管了保衛局，很快首批釋放了被關押在監獄裡的劉志丹、習仲勳、高崗、張秀山等18個人。 12月初，經中央黨務委員會調查和審查，大部分被捕者獲無罪釋放。蔡子偉、黃子文、張文華被判了刑，李西萍被判處死刑。
在黨中央糾正肅反錯誤的過程中，徐海東對毛澤東講：紅二十五軍這裡依然有300多人從鄂豫皖時期就被打成“改組派”、“AB團”、“反革命嫌疑犯”，至今還戴著“帽子”，長征中沒有資格拿槍，活動受到限制，從事背彈藥、抬擔架、挖工事的雜活，被歧視和壓制。毛澤東說：他們能跟著走過長征，就說明他們是忠於革命的好同志，立即摘掉帽子，恢復黨、團籍。徐海東在為這些同志宣布平反的大會上，說了一聲同志們就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