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10、金色的九月：鳴金收兵

九月來了，這是收穫的季節，對於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九月具有同樣的意義。 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保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線而鬥爭》說：“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全面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中，文學藝術界揭發了丁玲、陳企霞、馮雪峰、江豐、鐘惦棐等人的反黨活動。這是一場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則性的鬥爭，是黨的社會主義文藝路線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路線的鬥爭。” 從八月中旬以後，各地作協分會紛紛致信致電中國作家協會，表示堅決擁護反對丁、陳、馮反黨集團的鬥爭，有一些電函刊登在《文藝報》上。全國文學界形成了強大的批判攻勢。 9月4日下午，第25次黨組擴大會議，也是最後一次群眾揭發批判大會。至此，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的揭發批判階段勝利結束。

同一天《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第三階段的總結報導，共計三篇，題目分別是：《效忠丁陳集團鼓勵右派進攻宣揚托派理論（肩題）李又然是反黨醜類的幫兇（主題）》、《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豐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肩題）艾青長期奔走於反動集團之間（主題）》、《羅烽白朗串通丁陳向黨進攻（主題）羅烽早在延安時就同丁玲一唱一和誹謗革命（副題）》。 報導說，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進一步揭露出丁陳集團的走卒李又然一系列的反黨言行，並對艾青、羅烽、白朗等的反黨言行也作了揭露和批判。”“會議到8月31日為止，已舉行了二十三次。第十九次會議後，在會上繼續發言的有：華君武、草明、李季、徐遲、公木、毛星、韋君宜（七人聯合發言）、戈揚（和胡考聯合發言）、沙鷗、秦兆陽、田間（和康濯、邢野聯合發言）、古立高、崔毅、井岩盾、賈克、廠民、楊朔、蕭三等四十八人。蕭三在他的發言中對自己在和丁玲的關係上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會上，大家對李又然、羅烽、艾青等的檢討缺乏起碼的誠意，表示極為不滿。會議仍在繼續進行。”

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從六月六日開始，歷時三個半月，加上16、17日兩天的總結大會，一共開了27次，發言者達138人。 莊重嚴肅的會議，應該有一個莊重嚴肅的收尾。從9月5日開始，作協黨組開始忙兩件事情，一件是把批判會上的精彩發言編選成集，一件是準備9月16日召開的總結大會。此外，中宣部還要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這些工作都為了同一個目的：將中國作協反右派鬥爭的輝煌戰果昭示天下。 編印發言集是周揚的意見，由郭小川牽頭，因為整個大會的發言工作由他主抓，何路、楊犁輔之，做具體工作。郭小川確定的編輯原則是：只選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發言；每人只選一次發言；批判每個反黨成員的發言要各佔一定比例。全書的目錄和清樣，郭小川都親自看過、改過。為了趕在總結大會之前，編選出版速度很快，9月11日就出了校樣。這本白色封面十六開本的發言集，名為《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收入了從7月25日第四次會議到9月4日第25次會議上39人的35次發言。在收入集子時，這些發言又經過發言者的加工，郭小川在修改自己8月20日的發言時，就增加了幾十行。

周揚則在緊張地準備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他找來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張光年等人，詳細討論了他的稿子。 各省宣傳部和作協分會負責人陸續來到北京，陝西的柳青、杜鵬程、胡採，上海的巴金、靳以、周而复、孔羅蓀、峻青、以群、劉知俠，內蒙的納？賽音朝克圖，四川的李亞群，湖北的於黑丁，廣東的歐陽山等。下榻處是金魚胡同的和平賓館，那裡離中宣部、文聯大樓和首都劇場都不遠。久不謀面的朋友熟人，見了面也只是簡單地打個招呼，他們都出言謹慎，誰知道誰是哪個“圈子”裡的人，誰又曉得誰不會把誰“揭發”出去呢！ 9月16日上午，中國作家協會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黨組擴大會議舉行總結大會，地點在首都劇場。會議開了兩天。出席大會的有一千三百五十餘人，包括各省、市委宣傳部長或文教部長，作家協會各分會負責人，外地和北京的一部分作家藝術家。邵荃麟代表作協黨組，以《鬥爭必須更深入》為題作總結髮言，分四個部分：一、鬥爭的性質和意義，二、丁、陳反黨集團的歷史及其反黨活動，三、丁、陳集團反黨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四、鬥爭的經驗教訓。周揚做了《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道路》長篇報告。

9月17日，八時四十分開會。郭小川日記：“周揚先講。陸部長說又不講了，錢俊瑞、白羽和我一起到了中南海，要求他下午一定來講，跟他談了很多情況，他終於答應了。回到劇場已十時多，周揚即講完。郭老講了一小時多，整個上午用盡了。郭老的話，語重心長，很有革命熱情。”郭沫若發言的題目是《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工人》，他說，“我在這樣想，我們今天在批判丁玲馮雪峰，如果我們不經常鞭策自己，不經常接受黨的監督，我們明天難道不會成為丁玲馮雪峰嗎？”他還講了一件事：1946年8月在上海，陸定一給了他一本《解放區短篇創作選》，他讀完12個短篇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說“丁玲是國內國外所熟悉的我國有數的名作家，但她的這篇作品和其他的11篇比較起來，在手法上無寧是有遜色的。”丁玲的一篇是。郭沫若說，“我那篇讀後感，丁玲一定是看見過的。她給陳企霞的信上說'讓郭沫若去領導讀者'吧，也許就是她回敬我的一枝箭。我就領受到她的這一枝箭吧，不管是冷箭，還是令箭。”

下午，“二時半開會，茅盾講了很久，約1.5小時，巴金只十多分鐘。陸部長近四時到。老舍講了一段很精彩的話，語言新鮮，意見尖銳，只多少有些油滑之處。……六時會議結束。”（郭小川日記）茅盾的發言題目是《明辯大是大非》，巴金、靳以聯合發言的題目是《永遠跟著黨和人民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前進》，老舍發言的題目是《樹立新風氣》，他說，“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們，今天依然看不起我們。您的優越感使您在交代自己的罪過的時候，還想要向我們示威，叫我們看看您怎麼心細如發，會作文章。您有些才華，但是若把才華用在開脫自己，掩飾罪行上，那就只能落個聰明反被聰明誤。” 陸定一講話強調了作家的思想改造，說文藝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業的方式，容易產生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就容易驕傲自滿，成為資產階級的俘虜。作家應該徹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體之下，把人民群眾、黨的事業放在最崇高的地位。他說，屬於資產階級右派的知識分子，有些人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即使經過了共產黨的長期教育，也不能把他們改造過來，馮雪峰、丁玲就是這樣的例子。此外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培養出新的具有資產階級意識的知識分子，像曾彥修、鐘惦棐、陳涌、劉紹棠、郭維等。

周揚的長篇講話是16日和17日分兩次講完。黎辛回憶：周揚做報告時說，對文藝界的右派分子要敢鬥，會鬥，只有敢鬥會鬥，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外國有句俗語，說笑要笑到最後，取得最後勝利才笑得最好。周揚這幾句話在文稿發表時沒有收入，但當時講得大聲而瀟灑，到會的一千二百多人都聽到了的。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到周揚的那次講話：“殺氣騰騰，蠻不講理，可謂登峰造極。”“直到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周揚文集》的時候，張光年還出主意：'別把那篇文章收進去，那裡邊提的一些問題至今還很敏感。'”龔育之也說過：“正是在這些會上，我親見了周揚疾言厲色，咄咄進逼，令人可畏的一面。”（《幾番風雨憶周揚》）

9月24日下午，陸定一要劉白羽、郭小川把自己的講話編成一個稿子，供《人民日報》和《文藝報》發表。後經記者整理，陸、週兩人的講話消息發表在9月27日《人民日報》。 後來，周揚又把自己的講話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十分讚賞，11月24日批示：“即送胡喬木同志轉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順便談過：應印發給以小平為首的會議各同志，作一二次認真的討論（事前細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後發表。發表前可送我看一次。會議討論時要有周揚和其他幾位文藝領導同志參加。此事請你告小平辦。”“這是一件大事，不應等閒視之。”此後周揚反复徵求意見，並找林默涵、張光年等進行了較大修改，由他定稿，題目改為《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 1958年2月24日，周揚將《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幾處改動，給林默涵寫信說：“此文寫得很好。我作了幾處小的修改，請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藝報尚未付印，最好將此文在文藝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報紙排出清樣後又送毛澤東，他於2月27日在清樣上用鉛筆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點修改，請酌定。”

《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發表於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和3月11日《文藝報》第五期。毛澤東修改時加寫了一些話，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在我國，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國范圍內舉行一次最徹底的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給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解放文學藝術界及其後備軍的生產力，解除舊社會給他們帶上的腳鐐手銬，免除反動空氣的威脅，替無產階級文學藝術開闢了一條廣泛發展的道路。在這以前，這個歷史任務是沒有完成的。這個開闢道路的工作今後還要做，舊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開闢了，幾十路、幾百路縱隊的無產階級文學藝術戰士可以在這條路上縱橫馳騁了。文學藝術要建軍，也要練兵。一支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大軍正在建成，它跟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大軍的建成只能是同時的，其生產收穫也大體上只能是同時的。這個道理，只有不懂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才會認為不正確。”

在1958年5月舉行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向與會者介紹兩篇文章，一篇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另一篇是范文瀾的《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 這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大豐收的秋天，卻是丁玲家裡最為暗淡陰冷的秋天。中國作協的批判大會開完了，但對丁玲的揭發批判遠未結束。國慶節前，她去政協禮堂，接受全國婦女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批判，那天和她一起挨批判的還有她的老友、民革中央常委譚惕吾，以及彭子岡、浦熙修等“女中豪傑”。國慶節之後，文學講習所召開青年作者座談會，肅清丁玲流毒，她到會接受批判。參加會議的有文研所第一期、第二期在京學員、青年作者，曾經在所里工作過的田間、康濯、馬烽，以及文講所主任徐剛等，八九十人坐滿了一屋子，邵荃麟、劉白羽也來出席，以示重視。會議連續開了好幾天，分別由周立波、黃其云、田間、公木、沙鷗等人主持。 《文藝報》以《深刻的一課——青年文學工作者座談會報導》為題，在10月13日一版頭條位置報導了這次座談會的情況。

會上揭發批判丁玲散佈的毒素有： 1、把中央文學研究所當作個人的地盤。如作協理事會上表揚了劉真的小說，丁玲就不高興，因為她把劉真看成是她的人，只有由她來評論才行。羽揚、李湧和谷峪，同是所內指定由丁玲輔導的學員，她對谷峪特別熱情，積極給他看稿，而對羽揚和李湧則冷淡，稿子長久壓著不看，連題目都忘了。 2、提倡“一本書主義”，鼓勵驕傲。要學員在兩年中每人寫出一本書，或十萬字上下的長篇、中篇，或短篇集、詩歌集、論文集。對李納說：“你怎麼總是寫短篇，不能寫一個中篇嗎？”並鼓勵她多寫，要有像白朗那樣一本書（《為了幸福的明天》）就可以了。對學員說：“光說我們正確還不行，還要拿出作品來看看才行啊！”公開號召大家寫大作品。對李湧說：“你只要寫出一本好書，別人就打不倒你。”對學員公開宣傳“青年人驕傲一點不算什麼，驕傲不值得大驚小怪。” 3、宣揚脫離政治的反動文藝觀點。對李納說：“我這個人是不懂什麼條條的，不懂理論。”認為“讀書太清楚，太理智是無味的。”一次讀了谷峪一篇小說後，給他寫信說：“你寫的政治性太強了，我沒有受感動。”對逯斐說：“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也寫出了偉大的作品。”反對“趕任務”，對谷峪說：“不必去趕那些任務，寫那麼多（指趕任務）有什麼用，要寫出一本。”有一次講課中講到蕭洛霍夫的和《被開墾的處女地》，認為後者次於前者，因為後者“趕”了任務。說她在桑乾河只住了18天，就寫出了，就是因為有技巧。對徐光耀等說：“我是作家，我的氣質就是作家的氣質。我不喜歡趕浪頭。” 同一期《文藝報》上，還刊登了陳登科、瑪拉沁夫和劉真的批判文章。 陳登科在《回到黨的懷抱裡來》一文中說：1953年春天，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快結束了，丁玲從療養院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勸我不要回安徽，留在文學研究所。我在思想感情上種下一顆對她敬愛的種子，同時感到自豪，因為幾十個學員中，能接到她親筆信的只有我和徐光耀兩人。丁玲說：“人家都說我喜歡徐光耀、李納啊，瑪拉沁夫哪，我對陳登科不也是一樣嗎？”她有時說我不聰明，寫東西就憑一股勁，有時又誇我是老實人，對人真誠。在黃山對我說：“徐光耀寫出一本《平原烈火》，比一個師長的威望還高，名氣還大。你在軍隊裡，隨便提出一個師長的名字，能有幾個人知道呢？提到徐光耀的名字，誰不知道啊！” 瑪拉沁夫文章的題目是《清除靈魂裡的垃圾》，他說：在文學研究所學習時，一位老作家反映我有驕傲情緒，我去找康濯談話時他告訴我：“對你這種反映，我們早就听到了。當時我問丁玲同志是不是把這意見告訴你，丁玲同志說，先別告訴他，一個青年人剛寫點東西，有點主觀，就批評驕傲了，自滿了，那樣會束縛了青年。”後來1954年春天丁玲來講課時，又說到這件事：“前年有人反映瑪拉沁夫有些驕傲，看不起某大作家的作品，我當時就對康濯說，不必告訴他，青年人有主見，敢於發表自己意見有什麼不好？最近我聽說瑪拉沁夫不驕傲了，我就說，這就完了，他變得世故了。我們為什麼非叫一個單純的青年變成世故佬呢？”過了兩天學校放寒假，我到她家去辭行，她又說：“你們寫出作品來了驕傲，可我還沒寫出作品來時就驕傲。”1954年左右，丁玲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作品來，我們幾個學員曾經背地議論說，丁玲做了幾年文藝行政工作，沒做好，現在一再強調這句話，大概是想來顯示一下自己雖然行政工作沒做好，但有好作品，並以這來安慰自己吧！ 這些揭發材料，今天的讀者去嗅一嗅，聞到的是“毒”呢，還是“愛”呢？ 教育部也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中學和師範學校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分子的作品。 家裡的情況也不妙。祖林的對象李靈源，因為堅決不同祖林斷絕戀愛關係，被調去安徽蕪湖的師範學院工作了！郭小川得知這個消息還很惋惜，請李納和靈源姐妹吃了一頓飯。後來李納受到批判，不可能與她和丁玲的姻親無關。郭小川本來與朱丹、李納夫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也很喜歡活潑開朗的“小靈子”，經常一起聚會，吃飯，談天。但是反右鬥爭改變了他們之間的關係，郭小川對老朋友的態度一下子變了。李納說，郭小川後來找我談話都很嚴肅，板著臉，說我沒有鬥爭性。 陳徒手寫道：丁陳被整肅後，鬥爭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不斷委以重任，整個中國作協機關再也聽不到任何表示異議的聲音，周揚、劉白羽在作協系統的領導權威得到最終、無可爭議的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