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4、黨組擴大會轉向

7月25日下午兩點，中國作協黨組重新討論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的擴大會議，在休會四十多天之後復會。從6月的那三次會順序排下來，這是第四次黨組擴大會，但是會議內容卻有了180度的大轉彎，由糾正“丁、陳反黨集團”的錯案，變為批判丁、陳右派反黨集團。 有人這樣形容：從1955年作協黨組擴大會到1957年6月6日的黨組擴大會，是180度的轉彎；從1957年6月6日黨組擴大會到7月25日的黨組擴大會，又是180度的轉彎，兩個180度，恰好是360度，轉了一圈，又回到1955年黨組擴大會的初始點。 會議地點改在文聯大樓禮堂。徐光耀說：王府大街64號的文聯大樓，很有資格成為一個紀念館，它在反右派運動中是個風暴中心，文藝界大部分從那兒進出過的人，終其一生都很難把它忘懷。

全部會議結束之後，中國作協黨組在1957年9月出了一本批判發言集，白色封面上的題目是《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以下本文所引，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這本發言集中的材料。 邵荃麟主持會議並首先講話。他開門見山，一下子就點明了“要害”說：右派進攻的辦法就是“要翻案”！根據老同志的記錄本，邵荃麟說：主要問題還在黨內的右派，右派的進攻很惡毒，主要一條是要打倒領導，打倒作協、中宣部的領導，辦法是要翻案。如浦熙修交代，他們的計劃是要攻《文藝報》、《人民文學》兩個堡壘，要公開丁、陳問題。浦熙修親自出馬，到我家，也到其他同志家，要求公開此事，要求參加黨組擴大會，企圖以此攻領導。奇怪的是，黨員同意了她，響應他們，配合他們，我們會上的事，他們很快就知道了。並不是不能對外講，只是未逢其時。現在規定紀律：禁止洩密！開會是為了辯明是非，加強團結。中央再三說，有大是大非，有小是小非，首先是大是大非，然後是小是小非，你有九十九條小是，一條大非，便全非了。為了保證把會開好，現在宣布：1、宣傳部指定周揚同志代表宣傳部參加這個會；2、丁玲要求公佈劉白羽、阮章競給中宣部寫的報告，宣傳部不同意，他們報告的內容與黨組寫給中央的報告基本相同；3、丁、陳的兩個歷史材料，陳的是報告，不是結論，丁的歷史結論，中央組織部退回，要求重新審查。

周揚接著講話，口氣比6月份強硬得多，講了兩個小時。依《發言集》的稿子，他說：前年作家協會批判丁玲、陳企霞同志的會是在我直接主持之下召開的，會議的結果向中央作了報告，並向全國的主要文藝幹部作了傳達。中宣部為了妥當地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又成立了以張際春為首的專案小組，作了很多材料查對工作。整風中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提出意見，於是丁陳問題不單成了作協整風的中心問題，也成了中宣部整風的中心問題之一了。上次我說明我是以當事人的身份來參加會議的，現在我是以兩種身份參加，一、前年會議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希望不因此影響同志們的發言，不要因為反右派鬥爭和我代表中宣部便不大膽地講。上次蕭三同志說怕給部長們提意見，這不是一個老黨員應說的話，後來他說是開玩笑，這個玩笑開得也不好。上次會開了三次開不下去了，有人將了軍，提出質問。好像前年的會有陰謀，要追究責任。因此我不能不講話了。

周揚講了三點：一、前年對丁陳的鬥爭，包括黨組擴大會，給中央的報告和向全國傳達，我認為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前三次會議上，肯定前年會議的同志沒有發言，發言的同志大體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說鬥爭完全錯了，有的說基本錯了，有的說要追究責任，彷彿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二、前年的鬥爭會有錯誤的地方，應由我負主要負責。丁陳反黨小集團這個結論是否下得重了一點，同志們還可以討論，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陳企霞的關係是反黨情緒的宗派結合。三、從幾個重要歷史關鍵來看丁玲的錯誤。 《發言集》中的稿子，是經過了本人修改整理過的。老同志的記錄稿與此有所不同： 周揚發言：一、對前年會的估計。前年的黨組擴大會，給中央的報告，傳達會，三個環節是否錯了？有人要追查，彷彿裡面有不可告人的事，說是違法亂紀，違反黨章，我看，基本上是對的。肅反和思想鬥爭混在一起，是一個經驗。鬥爭會、給中央的報告，都是合法的。如果是捏造，黨還看不出來麼？能允許麼？同志們對黨、對中宣部有不信任的情緒，好像黨搞陰謀。有人提出，中宣部辦公會議是否代表中央？這一態度不能接受，這是挑戰，是無理的要求，是對黨的不信任。還有人說前年的會是欺上瞞下、違法亂紀、違反黨章。究竟自己看過黨章沒有？這些意見不能接受。前年的會有偏差，但基本方向正確。為什麼？因為它反對危害黨的統一、團結的行為，是嚴肅的思想鬥爭、政治鬥爭，是必要的、合法的。鬥爭尚未結束，仍在進行。 1、鬥爭的確有缺點、錯誤，要認真檢查，傷害了一些同志的情感，要承認，要彌補；但是更要看到主要的一面，文藝界不經過鬥爭不能團結。 2、還有一部分人，和錯誤思想有共鳴。文藝界右傾思想有滋長，是極嚴重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個人放在黨的上面。丁和陳，是反黨情緒的宗派結合。丁玲不是普通黨員，一度掌握大權，但一貫驕傲自滿。丁對前年的會，開始態度是好的，說黨挽救了她，當然是被迫講的。只有經過鬥爭，才能按黨的原則把文藝隊伍團結起來。發動這個鬥爭，是邵荃麟、劉白羽的功勞。

二、鬥爭的優缺點。鬥爭的缺點和錯誤，我負主要責任，如全錯，我負全責。把有些同志搞錯了，搞重了，缺乏治病救人。丁和陳是反黨情緒的宗派結合，不是工作關係。 《文藝報》是獨立王國，丁起了支持作用，沒有丁，陳搞不起來。當時認為是小集團，後來有反复，現在仍未做結論。反正他們搞了一些人，不聽黨的招呼，只聽個人的。對李又然的隔離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但對他隔離是錯誤的，這一點我應該道歉。對陳企霞的隔離也錯了，凡是搞錯的，都誠懇糾錯。對丁玲，沒有在會上提出歷史問題，也是對她的保護。給中央的報告，基本情況是對的，某些事有出入，有誇大，判斷不當。文講所不是獨立王國，也有成績，也和丁、陳有關，但不能因此便說沒有錯誤。過去我和丁玲不融洽，這和作風上的毛病也有關。我和丁玲在上海時是一般同志關係，到延安，關係不好，一個在魯藝、一個在文抗，或者雙方都有宗派情緒，責任誰重，可以研究。解放後，丁玲有進步，顧大局，接近人，對丁玲的工作（文學方面的）我未管，我搞文化部，宣傳部分工是喬木。丁玲的缺點錯誤當時我也看到，如她為文講所的事很激動，後來感到她的態度不對。二次文代會，有些意見爭論，我不願展開，怕傷害團結，這是對黨不負責。劉白羽批評我，我記得很深。那時只求團結，不講批評。反胡風斗爭，有人提材料，我感到丁玲對我不是同志式的態度。鬥爭會後，沒有繼續做團結、善後工作。丁玲對我的情緒也有抵觸。鬥爭中揭發的材料，要冷靜分析、全面判斷，如對文講所，否則很容易犯錯誤。我對同志關係，政治上要求不嚴，對自己也不嚴。我對黨是忠實的。主席也批評我不尖銳，在原則問題上不尖銳，實際是政治上的軟弱。我的教訓，一個是尖銳，一個是實事求是，對人平日的關懷沒有，幫助沒有。丁玲平日對人關懷，但在政治上腐蝕了別人。但我沒有小圈子，就是沒有。

三、關於丁玲的錯誤。丁、陳的錯誤，主要在對黨的關係上，丁玲對黨不忠誠，或不夠忠誠。為了幫助丁玲，我講點材料，她在三個時期沒有很好經受考驗：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在南京，這是最嚴重的考驗，丁沒有經得起，最後屈服了，跟叛徒一起，而且給敵人寫了東西，這不是變節是什麼？馮達不只是叛徒，而且是特務。徐恩曾是第一流大特務。為什麼敵人那麼好，她離開南京很自由，敵特不追究。 （給敵人寫條子的事）到了延安以後隱瞞七年之久（1936——1943年），延安審乾時才講了，這是對黨忠實嗎？丁對黨大不忠。 1942年邊區革命處於困難時，王實味的文章是丁、陳登出的。丁還寫了，跟蕭軍搞得那麼好，不能解釋。丁玲什麼時候檢討過？特務機關登，當做材料，這能說“忠誠的問題解決了”麼？全國解放後，丁玲到北京，身負重責，得獎，但驕傲自滿，凌駕於黨之上，培養個人勢力。文藝整風動員會上丁的講話，當時感到氣焰不對頭。 《文藝報》辦起來，是丁玲的功勞，反《武訓傳》，她是積極的。丁玲說“《文藝報》是我們幾個人辦的……”這種氣氛就是個人中心。批評丁玲之前康生問我：為什麼丁玲的雜文老是“我”字？就是個人突出。丁玲在精神上支持陳企霞，表面要陳檢討，內心的聲音是另一套：《文藝報》倒霉，整了陳也整了我，就是有不滿情緒。陳的反复，原因就在丁的支持。從整風到檢查《文藝報》，有一股味道，就是碰不得，作協領導不能碰，中宣部也不能碰。 “一本書主義”是有的，不在於講過話，而在於思想。說自己是“靠蘇聯吃飯”，對嗎？國際主義是這樣麼？這不是“一本書主義”是什麼？說“周立波是朝里有人好作官”，我什麼地方特殊照顧了周立波、趙樹理？自以為是大作家，有本錢。根本問題就是個人主義。丁玲在這三個階段都沒有經受住考驗，對黨不忠。

四、團結問題。要團結不能沒有鬥爭，不能一團和氣，不能溫情，不能無是非。什麼良心、公正，是資產階級的濫調。先搞大是非，後搞小是非。 張光年發言，講到6月份的前三次黨組擴大會議說：丁、陳沒有自我檢討，反倒追查，把前年的會描寫為一塌糊塗。前年反胡風，是有反黨暗流，自由主義嚴重得很，匿名信是向黨挑戰。前年的會是黨內的批評、鬥爭會，批判了反黨暗流、宗派活動。後來調查的結果，很多材料確有其事。丁玲長期的反黨情緒，一有機會便流露。為什麼對自己的錯誤採取不老實的態度？再不要不老實了。 田間發言：我同意周揚的發言。文藝界不團結，丁玲、陳企霞、李又然這些人要負責。很早以前丁玲對我說過，周揚不好團結，不止一次。批判胡風開始，她的態度也不好，寫文章也無力。辯正材料中，對歷史，對胡風問題，推得乾乾淨淨。我認為丁與胡的關係曖昧，應該檢查。歷史上，丁是經過胡風從上海出來的，應該說清楚。檢查《文藝報》丁玲不滿意，在我和康濯面前說過，是對黨不滿。文講所停辦的事，她糾纏了很長時間，也是不滿。誰同黨接近些，她就認為不好。

會場的情緒激奮慷慨，甚於六月。丁玲事前沒有思想準備，對於會議的轉向和氣氛，十分震驚。李之璉描述說：一些人憤怒高呼“打倒反黨分子丁玲”，並要她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講台前，面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答對。她低著頭，欲哭無淚，要講難言，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會場上一陣混亂。會議主持人看到這種僵持局面，讓丁玲退下。 當晚，郭小川坐在燈下，高興地寫下自己的感覺：“會議開得不壞，令人興奮。” 但是，也有許多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幹部。黎之說，“蘇一萍多次向我提到6月6日會議周揚等人的態度。有一次他還拿著筆記本給我看，他一再說：'周揚同志說過反黨小集團不能成立。'”“朱寨也覺得批判過火。在我們一起去參加會時，他對他的一位延安同學在會上慷慨激昂地批判發言頗有微詞。”蘇一萍和朱寨當時都在中宣部文藝處工作。黎之說，至今也弄不清為什麼那樣嚴厲地批判“一本書主義”，難道這就叫反黨？秦川也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周揚的發言，那真是上綱上線，咄咄逼人！

7月26日，中國作協機關組織聽周總理7月14日對文藝界人士的講話錄音，黨組擴大會停開一天。 27日上午八時半，會議繼續舉行。 楊犁首先發言，檢討自己說：整風以來犯了大錯誤，在黨組擴大會上的發言，和右派分子一個調子，沒有黨員氣味。 1954年檢查《文藝報》時，《文藝報》部分人有抗拒情緒，對“獨立王國”的說法很反感。作協黨組給中央的報告，部分失實與“捏造”是有原則的區別。周揚對丁玲的批評很切實，反黨思想、宗派主義。前年的批判很有必要，但不徹底。 周立波發言：同意周揚的講話。丁陳問題，沒有過火的地方，材料不能全推翻。支部會上丁玲說，周揚統治幾十年，這是右派立場。 張松如發言：同意周揚的講話，有說服力，受啟發。自己思想上有溫情主義，有右傾因素，前年的會是思想鬥爭，又是政治鬥爭，是大是大非問題，是對的。丁玲在三個時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嚴重錯誤，應該正視，檢查，改正。對於前年會的開法、報告、傳達，我還是有些意見，現在不談。前年的會議有些消極影響，應該消除。

鐘惦棐發言：沒有丁玲的支持、掛帥，陳企霞的大旗樹不起來，這是大家都清楚的。 最後康濯做了長篇發言：前三次會，有些意見是好的，更多是不能同意的，我在會上的發言，幾句話很不好，第三次會上那次發言，立場動搖。那時正是黨開始反擊右派的時候。我願意在同志們幫助下改正。前年的會我有缺點、錯誤，談不上委屈，我是領導人之一、黨組成員、當事人。正因為犯過錯誤，所以這一次力求站穩立場，實事求是。 康濯談到他對前年黨組擴大會的看法：是黨內思想鬥爭會，後來包含政治性質，是必要的，成績是主要的，做法上有偏差，是次要問題。那次會是黨組領導，阮章競是以總支書記身份參加，與肅反五人小組無關。 1、當時研究問題，是周揚、劉白羽、林默涵、阮章競參與研究，肅反五人小組未參加，我和嚴文井未參加。 2、做法，只揭露思想，批判，並未在會上追查歷史問題。 3、大多數發言都是思想鬥爭，不接觸政治。後期接觸政治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發生了問題，提出來完全必要。丁、陳在黨內團結上有錯誤。反胡風斗爭暴露了我們不團結，胡風就看出了，胡風反革命面目暴露後，發現敵人消息靈通，我們內部有自由主義，當然不是丁玲直接供給，但丁玲的自由主義有作用，自由主義是反動分子的好朋友。丁玲是主要負責幹部。那次黨組擴大會以後，自由主義確實減少了，作協工作有發展。前年會的錯誤、缺點是：1、當時追查匿名信是必要的，追查中有粗暴的地方，產生過火的作法。 2、整個鬥爭，實事求是精神不夠，沒有允許反面意見講話，沒有做全面調查。 3、未作結論前，就在全國傳達，有消極的後果。消極的方面是：丁陳的錯誤未很好解決，黨內整個團結也沒有根本解決，近一年來又出現了新的分歧和問題，原因在於某些同志沒有從前年的會接受教訓，形勢變化就迷失方向，如戈揚同志，忘了前年會議的教訓。只怪自己黨性太弱，經不起風吹雨打。

康濯說，當年我的情況是，看到黨內團結有問題，為此感到焦慮。 1954年七屆四中全會文件學習，團結問題未揭開。檢查《文藝報》時，感到丁玲對周揚態度不對，有宗派情緒。此前我也有過感覺，很苦惱，對丁玲談過，丁玲說，這些都談過，解決不了。 1953年以後我很少去丁玲那裡，她說為何不來，怕人說小圈子？向組織提供材料，進行批評，完全對，如有捏造，黨審查處分我。我提的材料前年會上都講了，個別材料丁玲不承認，或看法不一，但我認為全部屬實。是否由於我提材料而挑起的鬥爭？完全錯誤，那是我靠近黨、對黨忠誠的表現，只恨提得晚了。我提的是黨內團結的問題，但內容有偏差，當初以為把問題提出來，大家開展批評，就可以解決問題，沒有想到開那樣的會。開始感到那樣的會氣氛不好，火力集中對丁、陳，後來想通了，因為，1、看到丁、陳問題的嚴重；2、揭露了許多材料，讓我吃驚，丁玲的問題超過我原來的認識；3、開始了解了丁玲的歷史問題。會後我的情緒不穩定，產生錯誤和缺點。我的發言是有影響的，戈揚發言提出反黨暗流，我同意了，但發展了，說暗流有好多細流，匯集到丁玲。 康濯談到他對丁、陳的看法：丁是有錯誤，嚴重的自由主義，對黨的團結有很不好的影響，在我們面前談周揚，往往不是從黨的立場，而是以資產階級的冷眼旁觀，以欣賞、嘲笑的態度。也談過週的生活，但很少。以她的地位，有意見為何不當面談？談了，解決了，為什麼還要談？還要散佈？丁玲那份檢討比較接近實際，不深刻，但她發言又否定了。犯錯誤的原因是，丁玲在順利環境中，滋長了自滿，對黨的信任泰然自若，經不起批評。丁玲傲得很，提意見很難提。 1953年丁玲給文講所學員寫信，提出修改，她沒寫信之前，我不敢提，我庸俗，考慮上下級關係。 康濯發言之後，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文藝學習》主編韋君宜不顧會場上的強大壓力，大聲批評康濯反复無常。不少人都以欽佩的語調回憶說，在中國作協整風和反右鬥爭中，韋君宜是個仗義執言、勇於堅持真理的人，她的正直率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後來她又力保受到批判的《文藝學習》副主編黃秋耘，為此險些被劃為右派，多虧蔣南翔、胡喬木、彭真等“一二九”老戰友出面保護，才得以過關，但還是免不了挨批鬥。 按照中國作協黨組的安排，會議第一階段的目標是拿下丁玲、陳企霞，為此，劉白羽從7月22日起就頻繁往返於京津之間，力克知情人柳溪，他連25日的大會都沒有參加。 7月26日晚上，邵荃麟告訴林默涵和郭小川：中央書記處批評文藝界“搞得太慢”。 這個批評分量不輕。中宣部的“寶”押在中國作協身上，押在丁、陳身上，他們要盡快拿下這個大案報功。當天夜裡，劉白羽從天津得勝而歸，第二天中午他向黨組匯報：柳溪終於在25日早晨交代了陳企霞的問題，其中也涉及到丁玲，都是一些殺傷力很強的“重型炸彈”。這個消息令人興奮，黨組決定，把會議規模進一步擴大，讓柳溪在會上當眾揭發。 7月28日是星期日，晚八時，周揚又找作協黨組領導開會，一直開到深夜11點半。他們對柳溪的揭發雖然很感興趣，但柳溪畢竟是有問題的人，不宜在會上作長篇發言，經過研究，決定改由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黨組書記方紀作重點發言，由他來公佈柳溪揭發的材料。 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反右派鬥爭是對於每個黨員的重大考驗》，提出黨內也有右派分子，極少數黨員“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當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的時候，他們成了可恥的內應”，“他們在整風運動中，利用黨的生活和國家生活中個別的、局部的缺點、錯誤，同黨外右派分子聯成一氣，向黨實行了內外夾攻。”9月11日《人民日報》再次就這一問題發表社論《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將右派的範圍擴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黨齡的老黨員”，“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的危害就愈大。” 丁玲離“右派”的標準，或者說是“右派”離丁玲的標準，越來越近了。 7月29日，新的一周。上午作協沒有開黨組擴大會，開了另外一個會，坐在會場裡的，是將從明天起新參加黨組擴大會的人和原來參加會議的骨幹。周揚講話，介紹了文藝界反右鬥爭的情況、作協黨組擴大會議的情況和批判鬥爭丁、陳的情況。實際上，這是一個黨組擴大會進一步升級的動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