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7、反右派鬥爭正式展開

六月八日是星期六，上午陳明給羅烽打電話，約他到家裡來吃午飯。過了一會兒，《文匯報》駐京記者浦熙修、姚芳藻來採訪丁玲，後來這件事成為丁玲的一條重要反黨罪狀。 丁玲在9月3日黨組擴大會上做檢討時談到這件事說：六月八日前幾天，浦熙修打電話說要來，陳明接的電話，拒絕了她。六月八日那天上午，陳明打電話給羅烽，說你吃飯不方便，因為沒有保姆，來我們家裡吃午飯吧。羅烽電話中說不一定來，但過了一陣他來了。我們沒有談多久，浦熙修同姚芳藻兩人就一直闖到我們的小房間來了，因為家裡在修理房子，大門沒有關。我們在東邊小屋內，事先沒有料到她們來。浦熙修先問文藝界的謎在哪裡？我說，荃麟同志的整風報告中都談了。僵持了一陣，她直接提出我的問題。我說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問題。談到最後，我說我是一個黨員，黨組不能告訴你的，我也不能告訴你。她又問我今天黨組開不開會，我說不知道。她說那我們找黨組去，我說那你們去吧。這天的談話，我當時認為我是有警惕的。他們走後，陳明問羅烽我有無失言之處，羅烽說拒絕是對的，又說對這些人應該小心謹慎。下午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荃麟同志、李之璉同志，後來又告訴了逯斐他們。

就因為丁玲說了一句“你們去問黨組吧”，後來竟成為她勾結黨外右派向黨進攻的罪狀。 八日這一天作協沒有開會，但這一天卻有比開會更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陸定一對中國作協正在召開的黨組擴大會，明確表示了否定態度。郭小川日記中說：上午十時半，他到劉白羽處，劉白羽告訴他，陸部長找他談了話，“陸說要有韌性的戰鬥，人家越叫你下去，越不下去！他認為周揚沒有宗派主義，人們太不注意這是一場戰鬥，文藝方向的鬥爭，他認為，丁陳鬥爭要繼續，不要怕亂。”陸定一斷然否定了會議的傾向，他偏袒周揚，堅持要繼續對丁陳進行鬥爭，而且態度強硬。 5月24日提出要糾正錯案的部長，剛剛開了兩次會就坐不住了，1955年鬥爭丁陳的大會可是開了十五六次之多。想必周揚、劉白羽攙雜個人情緒的匯報影響了陸定一。何況陸定一從一開始對丁玲態度就是嚴苛無情的。

陸定一出爾反爾的表態是有來頭的，因為他當時已經知道“上頭”的精神，知道整風鳴放很快就要轉為一場反擊右派的鬥爭。 另一件是，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其中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也是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社論指出：“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毛澤東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的社論，標誌著反右派鬥爭在全國正式展開。 也是在六月八日，《周恩來年譜》中寫著：“到毛澤東處開會。”參加者有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李維漢。主要議題肯定是反右派鬥爭。

對於丁、陳來說，這一天的意義，在於決定了他們的頹勢，他們的失敗。儘管整風還在大張旗鼓地搞，意見還在七嘴八舌地說，儘管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憤憤地鳴不平，但是他們大勢已去，敗局已定。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從《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到《事情正在起變化》，相隔不到二十天。從《事情正在起變化》到《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和《這是為什麼》，相隔二十多天。四月末還決心整風的毛澤東，到了五月中旬就已經決心反右了。不僅“右派分子”們猝不及防，就是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也大驚失色。 當時在中國作協下屬《文藝學習》任副主編的黃秋耘，講了這樣一件事：“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那裡聊天，順便向他請示一下有關《文藝學習》的編輯方針，因為韋君宜當時下鄉去了，《文藝學習》的編務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幾乎無話不談，雖然在職務上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但我對他完全沒有下級對上級那種拘謹，他對我也完全沒有上級對下級那種嚴肅。那天晚上，他興高采烈、眉飛色舞地對我暢談他在浙江視察時的種種見聞（他當時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開過幾次文化界人士座談會，鼓勵大家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動亂期間，他這些行動都被說成是'煽風點火'了。）對於《文藝學習》的編輯方針，他強調要'放'，大膽地'放'。……我們正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荃麟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只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只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9點20分了，肯定是發生了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沉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我知道他馬上要出去，就連忙告辭了。”（《風雨年華》）

倒霉的黃秋耘，剛剛按照整風精神寫了一篇措辭尖刻的《刺在哪裡》，批評文藝界領導人，此時刊物已經付印，他想撤回也來不及了。不久，中宣部下發了10個準備批判的言論集，黃秋耘名列其中。 顯然，周揚在電話裡告訴邵荃麟的，就是毛澤東決定要反擊右派，就是《事情正在起變化》。當時，《事情正在起變化》只是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圈子很小，依丁玲當時的處境，她絕對沒有閱讀的資格，即使看到了，她也不會想到與自己有什麼關聯，她決不會把自己同“右派”聯繫在一起。 就連黨組副書記郭小川，也沒有聽傳達的資格。周揚給邵荃麟打電話那天晚上，他很閒在，寫了幾行詩，讀了一會報紙，十時半睡下。一個月之後，郭小川才在陸定一那裡看到這篇文章。

為什麼傳達範圍如此小，保密程度如此高？ 《事情正在起變化》中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中宣部主要領導讀到這裡，會意地笑了，或許會想，讓丁陳再猖狂一個時期吧，讓他們自己去走到頂點吧！ 6月8日之後，整個政治形勢急轉直下，丁陳問題的討論處理也隨之升級了，中央書記處直接過問此事。李之璉說：“從此，對丁玲、陳企霞問題如何處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討論，由部長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去請示。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參加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別的議題結束後，由陸定一匯報丁玲等問題的處理情況。他沒有講兩年來全面的處理經過，只說中宣部在處理丁、陳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按原來中央批准的結論處理；另一種意見是以張際春和李之璉為代表的主張改變原來的結論。彭真聽了部長的匯報後，急著插話問：'周揚怎麼樣？他也要翻案嗎？'部長沒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詞地說：'周揚沒有什麼不一致。'……鄧小平同志最後只表示：'意見不一致可以討論，黨內民主嘛！由你們宣傳部去討論好了。'”“中央組織部安子文部長也參加了這次中央書記處的會議。……會後，他把我找到中組部去問明情況。我向安子文又介紹了分歧所在和發展經過；說明張際春和我認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陳所揭發的事實同1956年處理時調查的結果事實不符，不應按原來的定性處理，這是部長了解並同意了的，現在他又不承認了。安子文聽後告訴我說：對丁玲問題的處理還是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他還表示，他將再向彭真去反映。”

這一段話透露了上層對丁、陳的態度。 陸定一是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彭真是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陸定一的匯報是有傾向性的，彭真的問話也是有傾向性的，他們的傾向是：中央批准的報告不能改，否則便是“翻案”。在反右派鬥爭中，翻案意味著什麼，誰心裡都清楚。 當時，反擊右派還只在黨的最高層悄悄地醞釀部署，全國人民的中心工作仍然是整風。 6月13日下午，中國作協重新討論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的黨組擴大會議在休會五天之後，召開第三次會。 邵荃麟首先發言，增加了“反擊右派”的內容。他說：最近整風深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就是反擊右派言論，因此整風也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在這個鬥爭下面，黨內團結更有著重要意義，討論團結問題，必然會涉及到黨組的領導問題。由於六月下旬要開人代會，因此我建議，檢討黨組工作的會放在人代會以後去開。

丁玲也發了言，她說：林默涵在五五年擴大會上說，“檢查《文藝報》是中宣部早想進行的”，“《文藝報》的獨立王國是我們早就感覺到的，並不是胡風說了，我們才這樣想的。”這話就是說，獨立王國不是檢查出來的，是老早就感覺到的。我是黨組成員之一，馮雪峰是《文藝報》負責人，也是黨組成員，我很想知道那時究竟是幾個人和什麼人，對這些感覺進行過分析，進行過調查？為什麼不拿到黨組會上來討論？我同雪峰都是老同誌了，為什麼要背著我們？劉白羽說是黨員提供了丁玲與黨的關係的材料，我要問，哪些黨員？什麼材料？有多少可靠性？在什麼情況下提供的？我提議把康濯寫的關於我的材料在會上公佈。康濯提供的材料，你們調查沒有？劉白羽說鬥爭我，經過部長辦公會議批准，我要問：部長辦公會議的性質？是口頭申請，口頭批准的，請拿出會議記錄來。是書面申請，書面批准的，請拿出材料來。部長辦公會議上的決定是不是就可以說是中央的決定？這一行動，你們把作協的支部、總支、宣傳部黨委會放在什麼地位？

反右開始後，劉白羽在7月31日的作協黨組擴大會上說，丁玲的這個發言“達到了反黨的高潮”。 《文藝報》楊犁發言：前年的會開的很不好，是失敗。康濯卻認為成績是主要的，週、劉、阮都是好的，主要缺點在於丁玲態度不好，不接受批評，陳企霞是抗拒。像這些問題就應該攤開來談，這不是康濯一個人的意見。前年會議的錯誤在於：一、黨內思想批判，變成了敵我鬥爭；二、鬥爭方法違反黨章，違反民主，不允許有相反的意見，一有便打回去，這種偏向從黨內帶到黨外，先有結論，再找事實；三、會議的結果，是向中央的假報告。檢查《文藝報》的錯誤，領導上吸收了什麼經驗教訓？明明是錯的，故意要堅持，不知為什麼，說《文藝報》通訊員中三分之二是壞分子。

康濯做了一個很長的發言，他說：有決心聽取大家的意見。前年的會，黨組沒有好好研究，很多問題我不能回答，不理解。現在的會也是如此。黨組前年給中央寫的報告，當時我沒有看，看了也不會提意見。 因為批判丁玲最初是由劉白羽、阮章競給陸定一的報告引起，而報告的很多材料是康濯反映的，康濯對此事做了說明。他說，批判胡風時，我發現胡風消息很靈通，他不是黨員，哪裡來的消息，一定是有黨員透露給他，因此我感到黨內自由主義嚴重。另外我感覺，作協黨內領導團結也有問題，比較突出的是丁玲和周揚的關係。劉、阮署名給中宣部長的報告裡邊，有我反映的問題，但我沒有寫書面材料，是我記在小本子上，同劉白羽談的，我反映問題的意思，是要求丁玲回來，大家坐在一起談談，也談歷史，包括左聯，但是周揚說，現在不談，將來可以談。我聲明：第一、我決不感到丁、陳無錯誤；第二、我決不認為自己無錯誤。我是出於這樣的心情反映問題的，我怎麼知道事情會搞成那麼大，後來開那麼大的會呢？但是，我一提材料，就說我起義了，位置就這麼擺了，擺了我就下不來。文學講習所的一些事情，我曾經同丁玲談過，但是她不聽。丁玲說會上揭發的材料有些不是事實，我也為此寫過材料，但沒有用，有些揭發的問題，我過去完全不知道，現在好像我成了挑撥者，我是罪人，我也要求搞清楚。是否周揚、劉白羽、林默涵事先搞了個“反黨小集團”框子，我沒有感覺，但他們的宗派情緒，特別是林默涵，我有感覺，是逐漸明確起來的。

當時坐在康濯對面的徐剛回憶：康濯躍躍欲言，坐在他旁邊的劉白羽有勸阻之意，但康濯還是發言了，推倒了他過去對丁玲的批判。九十年代初康濯逝世前，把徐剛邀到他家，談話的中心就是，1955年在批判丁陳之前，他寫的材料被某些同志斷章取義地摘錄使用了。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愧疚的事情了！ “文革”結束以後，丁玲仍然與康濯保持了良好的個人關係，1982年秋天訪問湖南，康濯以籲喘瘦弱之身全程陪同，遊了衡山，還登覽了當時剛剛開發尚未正式開放的張家界風景區，他們有說有笑，敘舊議新，還是好朋友。有人談到康濯五十年代對她的傷害時，丁玲的回答是：“他就是想要做個好黨員嘛！”輕描淡寫，一帶而過。康濯去世後，在晉察冀邊區就與康濯一起共事，對他十分了解熟悉的孫犁，在一篇悼念文章中這樣寫到他：“全國解放之後，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誤；在寫作上，或有浮誇。待人處事，或有進退失據。這些都應該放在時代和環境中考慮。要知人論世，論世知人。”康濯的夫人王勉思，認為這一評價十分中肯。 大家發言之後，黨組書記邵荃麟宣布，黨組擴大會“暫時休會”。會後，周揚、邵荃麟、劉白羽一起到郭小川的辦公室裡，討論了會議的情況，郭小川日記說：“看來，會議是到了攤牌的時候了。”這句話很耐人尋味，要“攤”出來的是張什麼“牌”呢？ 這三個下午的會議，周揚是硬著頭皮挺過來的。五四年批判胡風，五五年批判丁陳，他都是坐在台上主持會議，代表著黨，代表著中宣部，板著冷冰冰的面孔，聲色俱厲，調兵遣將縱橫捭闔，而這一回，他成了眾矢之的，而且不能解釋，不能還擊，如坐針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