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5、決定命運的六月

6月來了，1957年的6月，是最富於戲劇性的一個月，這個月以丁玲的微笑開始，以周揚的笑聲結束。這個月決定了此後十年他們兩人的地位與命運。決定這一變化的，是毛澤東親自發動與領導的反右派鬥爭，這場鬥爭改變了丁、週之間力量的對比。他們兩人都沒有料到會是這樣一個結局。真是成事在天！ 周揚由於在反右派鬥爭中的出色表現，在黨的主要領導人眼中獲得了極佳印象，他在文藝界的領導地位空前加強，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高峰。丁玲則由於在反右派鬥爭中的“翻案”表現，被定為極右分子，成為全國文藝界頭號大右派！ 六月的第一周，是重要的一周。這一周裡，中國作協要開兩次黨組擴大會議，根據中宣部研究組的複查結論，糾正“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錯案。

六月五日星期三。一早就下起雨來，九點多，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冒雨去中宣部周揚處，一起商量將於次日召開的黨組擴大會。 “丁、陳反黨集團”已經成為一個錯案，作協黨組對這個錯誤負有主要責任，明天的會上肯定要受到群眾的批評、責難、詰問，火力可能會很猛烈，因此幾個人心情都有些沉重，有些情緒，講了不少話。會議一直開到一點多。從周揚那裡出來，劉白羽約郭小川到他家裡去坐坐，他們一起吃了餃子。兩個人來到作協時間都不長，在一起共事不過一年半多一點，但他們一到作協，就捲到了丁、陳的案子裡去，忙活半天的結果，又是一個錯案，瞎忙！豈止瞎忙，還犯了錯誤，要承擔責任，做出檢查。他們本都是有才華的作家，可以瀟灑地寫自己的詩文作品，何苦要到這個是非之地來，幹些費力不討好的事情，虛度了光陰，傷害了同志，又耽誤了自己？想到這裡，他們都感到委屈，劉白羽很感慨地對郭小川說，你還好，筆沒有停，一直在寫，一直有新作品，我可是除了工作什麼都沒有了，犧牲了自己的創作，還得罪了老朋友，得不償失，得不償失！我想離開作協，下去深入生活。劉白羽很動感情，郭小川完全能理解他，從心裡同情他，但他自己又何嘗不想離開作協呢？

劉白羽之所以發出感慨，是因為他在“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案中負有非常重要的責任。現在他才看清楚，這件事情的背後，有歷史原因，有現實原因，有周揚與丁玲之間的矛盾，有中宣部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它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矛盾集合體，充分暴露了文藝界鬥爭的複雜性。他既為自己的“過失”而自責，又為自己的“被利用”而不平，更為自己不得不披掛上陣搏鬥廝殺而無奈。 在1955年和1957年對丁玲、陳企霞的揭發、批判、複查、處理中，劉白羽始終是一個重要人物，是僅次於周揚的二號人物。他參加了事件的全過程，可說是自始至終，一步不漏。由於他不僅參與決策，而且又做具體工作，所以他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比任何一個人都多。劉白羽是周揚最信任、最倚重的力量，在整個事件中代表著周揚發揮作用，而由於“表現出色”，就更加受到周揚的信任和重用。郭小川說過：“舊中宣部的人也知道，劉白羽這個人比較'厲害'，他不點頭，事情不好辦，周揚對劉白羽更是言聽計從。”劉白羽不在，有些事情就定不下來。

劉白羽1955年4月來到中國作家協會，此前他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據說他與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將軍相處不融洽。一到作協，他就是增補的黨組副書記，排在邵荃麟之後，當時的書記是周揚。在兩個月後的肅反運動中，作協成立五人小組，劉白羽出任組長。 1956年3月，在中國作協理事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上成立由11人組成的作協書記處，劉白羽出任第一書記。他提得很快。 劉白羽比丁玲小一輪，都屬龍。他與丁玲在延安曾有過很親密的友誼。他對郭小川說得罪了老朋友，指的就是丁玲。 他初見丁玲，是在1937年末的山西抗日前線，在八路軍總司令部駐地劉村。當時，丁玲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正隨八路軍總部一起行動，開展抗日宣傳。一心要上前線找八路軍的文人劉白羽，跟著上海救亡演劇隊的崔嵬，從西安經風陵渡過了黃河，也來到劉村。劉白羽在他1992年寫成的長篇回憶錄《心靈的歷程》中回憶說：“首先出來和我們見面的是丁玲和李伯釗，大家在一陣爽亮的笑語聲中，互相親切地握手，……丁玲披了一件黃呢子日本軍大衣，她笑得那樣爽朗，酣暢，明亮。”

丁玲調《解放日報》之前，曾向劉白羽徵求意見，問是去好還是不去好。劉白羽支持她去，認為到那裡可以時刻接觸大局，眼光會放得更遠。丁玲說：“我也是這麼想，一個作家最怕的就是老陷在文藝這個小圈子裡。” 丁玲走後，“文抗”支部書記師田手到南泥灣去參加開荒生產，經艾思奇建議，劉白羽接替了支部書記工作。他說：“正是從這時起，我不得不捲入了文學界的旋渦惡浪，不得不踏入苦艾的人生。”“苦艾決不是來自別人，更多是來自自己。” 1942年丁玲寫了，引起延安一些高級幹部的強烈不滿。事情發生後，丁玲跟劉白羽說：“你是勸我去編報的，經過這一個時期的考驗，我覺得我這個人還是自己寫東西合適。”不久她辭去《解放日報》的工作，又回到文抗，依然當她的副主任，這時劉白羽已經是支部書記，他們工作上的聯繫更多了些，劉白羽說：“儘管我們不一定對一切都有共同語言，卻始終保持著親切友誼。”

1982年10月丁玲遊覽張家界時，對陪同的湖南作家任光椿等人說：在延安時，劉白羽夫婦和我們兩人關係很好，別人去跳舞，我們四個人在窯洞裡打撲克，聊天。我說，作家最好不當官，又影響工作，又影響創作。劉白羽說，還是像周揚那樣好，又寫作，又有權。 陳明也曾對筆者說過，在延安時，劉白羽、他的愛人汪琦、丁玲和陳明四個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常常在晚飯以後，在延河邊上散步，談天。想一想看：夕陽照著亮晶晶的河水，也照著他們年輕的身影，悠閒的漫步，風趣的談話，風華正茂，才氣逼人，志同道合，親密無間，那是多麼難忘的日子，多麼難忘的友情！劉白羽在丁玲逝世以後寫的悼念文章中說：“現在想起延安那時候真是'自由的王國'，人人相見以誠，生活中充滿愉快、自由、幸福、溫暖。”

在處理丁、陳事件中，劉白羽心裡也是有矛盾的。郭小川說，1956年8月以後，他同林默涵、劉白羽談及丁陳問題，劉、林既對李之璉、張海偏袒丁陳不滿意，但也不反對丁陳翻案，他們的觀點是：丁陳仍然有錯誤，不應否定1955年對丁陳的鬥爭。後來作協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劉白羽在大會上批判丁玲時是上綱上線，慷慨激昂，但是會下同丁玲單獨談話時，又常常表現得溫文和藹，甚至流露關切之情。筆者也曾就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求教於陳明，陳明說，劉白羽畢竟和周揚不一樣，他和丁玲在延安有過那麼一段真誠的友誼，他不可能一點也不顧舊情。 在《心靈的歷程》中，劉白羽回顧一生，總結性地寫道：“當現在老成凋謝、蓋棺論定的時候，我作為一個過來人，要告訴讀者，我絕非一貫正確，而且走過一段充斥著荒誕與謬誤的邪路。如果說我不得不涉及別人，但我更主要的是解剖我自己。”“我再說這一句，我決不想責備任何人，我更多地責備自己。讓那些至死不悔的人，保留下對人民的罪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