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5、李之璉與林默涵

從這時開始，中宣部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作為中宣部審查丁玲歷史五人小組的成員，正式介入了“丁、陳反黨集團”一案的審查工作，他漸漸成為這場悲壯大戲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介入越深，他對內中原委是非看得越清楚，對丁玲便產生了越多的同情，與周揚等人便產生了越大的分歧。在1958年丁玲被劃為右派之後，他同黎辛、張海、崔毅一起，也因“偏袒”丁玲，被打為“反黨集團”，成為“丁、陳”悲劇的尾聲。 本來，李之璉只負責審查丁玲的歷史問題。但是他和張海找丁玲談話時，丁玲卻提出，要求談她的“反黨”錯誤，說1955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上對她的批判，很多問題都不是事實，並表示她對周揚有很多意見。李之璉多年在組織部門工作，辦事認真謹慎，他表示，1955年的會議我沒有參加，情況不了解，我們只是和你談歷史問題，沒有和你談“反黨集團”錯誤的任務，你有意見，可以找陸定一、張際春部長去談。丁玲表示，他們很不容易找，想不到向上級部門反映意見也這麼難，說著她就哭了起來。李之璉說：“如果你覺得找領導同志談話有困難，就把意見寫出來，我們可以替你轉交。”

投訴無門的丁玲，見到認真公正、對她表示同情和幫助的李之璉，自然產生了好感。他是機關黨委書記，又是15人“研究組”的主要成員，介入此事名正言順。所以，從1956年6月開始，丁玲的許多信件和申訴材料，便都直接寄給了李之璉。在接觸中，她逐漸加深了對李之璉的信任，認為他是值得信賴、可以真心相託的同志，到了12月看到自己的歷史結論以後，在要不要提出保留意見問題上，丁玲甚至要李之璉來幫她拿主意。 李之璉同丁玲原本不熟悉，在延安，他們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40年李之璉從晉察冀前線回到延安後，在八路軍軍政學院學習，他寫了一首詩《打掃戰場》，投到《解放日報》，被刊登出來。後來文藝版主編丁玲召集一些投稿人開座談會時，還對這首詩給以鼓勵。

1954年12月，李之璉由中組部調來中宣部，先是做副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不久升任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 以後，李之璉、張海、崔毅隨著對丁、陳一案越來越深的介入，與中國作協黨組的分歧越來越大。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檢討書中說，1956年8月以後，他同劉、林談及丁陳問題，劉、林在私下一再表示不滿意中宣部黨委，認為李之璉態度'曖昧'，經常與丁陳談話，實際上是支持偏袒丁陳。 “劉”是劉白羽，“林”是林默涵。 “6，28”會議之後，除了李之璉，中宣部另一個介入丁陳案的重要人物是林默涵，他是站在周揚、劉白羽一邊的。 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藝處長，是周揚所器重的干部。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的“文抗”時，劉白羽是支部書記，林默涵是支部委員。劉白羽在長篇回憶錄《心靈的歷程》中，回憶那時的林默涵說，“林默涵是一個英俊的典型的福建人，他當時叫林檳，這名字就帶有一點熱帶風味。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較深，作為艾思奇的助手，編輯《中國文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在創刊號上，為此，《中國文化》在延安人心目中有一種特殊的威望。林擯是一個精心入微、認真負責的人，他仔細地校閱《新民主主義論》三遍之多，這種作風，幾十年間成為他的風格。”全國解放後，大約在1951年底或1952年初，林默涵與丁玲腳前腳後，由胡喬木調入中宣部，任文藝處副處長，後來又接替丁玲做了處長，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長。

從這時起，直到1957年5月，林默涵一直參加了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審理工作。九十年代末，他寫了《十七年文藝戰線的一些大事》，對批判《武訓傳》、批判研究中的唯心主義、批判胡風等，都單立一題，有較多說明，但講到丁、陳事件，卻只有短短幾句，並且是放在《1955年對胡風的批判》一節的末尾：“在批判胡風的時候，提出了丁玲的問題，因為丁玲同胡風關係密切。解放後丁玲、陳企霞兩個人在一起活動較多。作協黨組開會對丁、陳進行批判和審查。1955年對丁、陳批判後，中宣部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稱他們是反黨小集團，沒有給處分。現在看來，丁、陳當時雖有錯誤，但定為反黨小集團是不對的。1956年底，1957年初，人們對丁、陳問題的看法有所轉變，認為1955年的批判過重，便著手複查，並打算摘掉反黨集團的帽子。1957年初以來，丁、陳自己也多次申訴。這種申訴後來被看作是翻案活動。記得1957年7月初，我從南寧回到北京時，丁、陳已被定為右派分子，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1956年九月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李之璉是代表，在討論中央委員候選名單時，他給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周揚提了意見，其中說到周揚在處理丁陳問題上可能錯了。 後來在1958年整風反右補課中，李之璉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其罪惡活動是：“以陰謀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對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報告的批示，策動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向黨進攻，以及否定肅反運動，執行保護壞人、打擊積極分子的惡毒政策”。李之璉自己說，他的“兩大罪狀”是：“在審查丁玲歷史問題時，在結論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寫了：丁玲被捕後，同敵人作了種種鬥爭，終於回到黨的懷抱等話，被說成是'美化叛徒'；又由於在審查丁玲'反黨'問題時，丁玲寫給黨委的申訴沒有提交審查小組討論，而她提出的申辯又和調查的結果相一致，就被認定這是我同丁玲'合謀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