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解放之初的那幾年，是丁玲一生中“官運亨通”的幾年，如果把職務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稱為“事業”的話，那麼，那幾年是她一生中事業的巔峰。 她是1949年6月初，從居住地瀋陽來到北平的。 1936年初夏，她從南京獨自悄悄來到北平，尋找黨的關係，從那時算起，闊別這座城市已有十多年了。舊地重遊，引起她許多遙遠的回憶。她住在東總布胡同22號，那是一座精緻的四合院，她的鄰居有蕭三甘露夫婦、柯仲平、沙可夫等，都是老朋友，長久不見，十分親熱，彼此述說些這幾年的情況，他們都問到陳明，沙可夫是文代大會籌委會的秘書長，他說，陳明可以作為特邀代表來參加文代大會！林伯渠也來看丁玲，他們有一點遠房的親戚關係，丁玲十分喜愛這位老人，多次在書信和日記裡稱他“可愛”。她也抽空去看了老友沈從文，二十年代在北平時，沈從文是她和胡也頻非常親近的朋友，那時他們三人都是愛好文學的青年，前途無著，生活窘迫，一起共過患難的，一篇小稿，兩塊錢稿費，都能帶來極大的驚喜。她還去香山見了毛主席，毛主席依然是淵博睿智，疲倦的眼睛裡雖然充滿血絲，但躊躇滿誌之心溢於言表。他忙得很，馬上就要領導整個國家了，沒有時間長談，他勸丁玲去讀書學習，可是丁玲實在不想進學校了。走出雙清別墅，從香山下來，丁玲看到一道道嚴密的安全警衛，不由惆悵地想：百廢待興，政務繁忙，以後再想見他，怕是越來越難了！但是毛主席沒有忘記她，兩年後的夏天，在遊覽頤和園時，又專門順道去看望她。

丁玲喜歡北平，但她並沒有打算在此久居。來之前她就和東北局宣傳部的李卓然部長、劉芝明副部長說好了，開完文代會就回東北去，到鞍鋼深入生活，蒐集素材，準備創作，因此這次來北平，連黨的組織關係都沒有帶。她已經有了一部農村題材的，她還要再寫一部工業題材的大作品，因為黨的工作重心正在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戰爭轉向建設。一年前在西柏坡毛主席就對她說過：你在農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業。她一直牢記著這些話。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開幕，9日，丁玲作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書面發言。大會閉幕時，她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文聯常委。 7月23日，在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簡稱“全國文協”）成立大會上，她又和柯仲平一起，當選為文協的副主席。主席是茅盾。

當時，新中國成立在即，嶄新的國家政權，迫切需要一大批精兵強將，各個部門都在物色人才挑選幹部，籌組機構搭建班子。文學戰線同樣如此。丁玲進了京城便身不由己，她是來得去不得了。 黨選擇了丁玲。於是，一心想要回東北去搞創作的丁玲，就變成了留居京城管行政的丁玲，文學作家丁玲就變成了文化官員丁玲。陳明隨後也來到北平，他們的家就安在了東總布胡同22號文協機關院內，1951年春天又搬至多福巷16號的四合院。黨中央委以重任，兩三年間，丁玲可謂“官運亨通”，頭銜一增再增，而且全都分量十足：1949年9月，她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出任全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主編。 1950年春，任全國文協常務副主席，主持文協日常工作；7月，被中央任命為中國文協黨組組長，相當於後來的作協黨組書記。 1951年1月，任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春天，任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11月，參加領導全國文藝界整風學習。 1952年4月，接替艾青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那時，《文藝報》是全國最權威的文學批評刊物，《人民文學》是最權威的文學創作刊物，文學研究所是多少青年引頸嚮往的“作家搖籃”，中宣部文藝處則相當於現在的文藝局。諸多要職集於一身，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丁玲可以稱得上文學界最紅的人，是極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級別領導人。

她的影響和聲望，甚至超過了周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