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這一公案，盤根錯節，內幕甚深。筆者註意到在一九九三年，李之璉終於說話了。
李之璉，《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的報導中，就已提到他：“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出席了會議，並講了話。”
李之璉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從中共中央組織部調往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後來，改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
李之璉深知內幕，是因為他當年是處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這一公案的負責人之一。
李之璉來自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文藝界不熟悉。他只見過丁玲一面，而對陳企霞則不認識。不過，也正因為他有組織部的工作經驗，又與丁、陳毫無瓜葛，所以他也就成了處理這一公案的很合適的人選。
李之璉在回首這一公案的全過程時，以為這一公案成為冤案，其原因不光是由於“左”。李之璉說：
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捏造事實的，顛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為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看風使舵、隨風倒……他就不可能正確處理人的是非曲直。 ①
李之璉所說的那個“以個人好惡認定是非”的“主持人”，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
這一公案的發生，是在李之璉進入中共中央宣傳部不久……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那篇報導，便把“鬥爭”追溯到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的鬥爭，是從三封匿名信開始的。在一九五五年四月，陳企霞寫了三封匿名信給黨中央負責同志，污衊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作協黨組織，要求推翻對《文藝報》的檢查結論。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文聯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開展以後，對《文藝報》的向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投降和對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採取貴族老爺式態度的錯誤。作協黨的組織並針對陳企霞頑強抗拒批評的態度給他以黨紀處分。陳企霞在匿名信裡捏造了事實，說檢查《文藝報》是“打擊壓制”，“假公濟私”。他誣衊作協的黨組織“摧殘民主”、“無中生有”。儘管許多人指出匿名信有很大可能是陳企霞寫的，但他仍矢口否認……
報導又說：
一九五五年的黨組會從追查匿名信進而揭露了丁玲、陳企霞的反黨小集團活動。會上揭露了丁玲長期存在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和反黨情緒，這種思想情緒有它的歷史根源。一九三三年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以後，曾經在南京變節，這件事她曾長期對黨隱瞞。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擔任《解放日報》文藝版主編，曾經發表了她自己寫的，和托派分子王實味寫的，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候，對黨、對革命進行了惡毒的誹謗。這些文章旋即被國民黨用來作為反共的宣傳材料。
這就是說，“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是從一九五五年追查匿名信開始“揭露”的。而那匿名信又是種種原因引出的：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澤東寫了關於研究問題的一封信，支持了“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評了《文藝報》，而陳企霞不服這批評導致了受到黨紀處分；
在肅反運動中，又由於丁玲曾被捕三年，陳企霞曾兩次被捕，而且有著“托派”嫌疑，遭到了審查……
於是，從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周揚和丁玲、陳企霞積怨甚深，力主把丁、陳打成“反黨小集團”。九月三十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把《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呈報中共中央。這一報告，就是由周揚主持起草的。
那報告雖說丁玲、陳企霞組成“反黨小集團”，可是，並沒有多少關於他們“反黨”的證據，卻著重於他們的歷史問題，即丁玲有著“自首、叛變”行為。而陳企霞和“反黨小集團”的成員李又然則有著“托派嫌疑”。
其實，丁玲的被捕問題，早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就已經在延安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進行過審查。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把陳雲、李富春親自審定和簽署的丁玲歷史結論通知丁玲，認為她“仍然是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 ①
可是，周揚堅持要對丁玲的歷史問題重新審查，而且要寫成“有變節行為”，定為“政治錯誤”。對於陳企霞和李又然的歷史問題，也要寫成“托派嫌疑”。
於是，陳企霞和李又然由公安機關實行隔離審查。
公安機關經過仔細審查，否定了陳企霞和李又然的“托派嫌疑”，於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恢復了他們的自由。
關於丁玲的歷史問題，周恩來深知其中的根源，作了指示：
“由於周揚和丁玲之間成見很深，在審查時要避免周揚和丁玲的直接接觸，以免形成對立，不利於弄清是非。”①
丁玲為自己寫了申辯材料，經過調查組調查、核實，一些問題逐漸得以澄清。李之璉舉了幾個例子：
原來說：丁玲“狂妄地吹噓自己，製造個人崇拜……一九五三年，文學講習所在招待德國作家的時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並排掛起來。”調查的結果是：這次會場不是丁玲本人佈置的，當她知道掛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時，她即批評了佈置會場的人，並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來。
原來說：丁玲提倡“一本書主義”，說“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調查結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們談話，她說：“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什麼作家呢？”②
這樣，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又起草了《關於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否定了“反黨小集團”的結論。
就在這時，遇上大鳴大放。自然，錯誤地處理丁、陳，成了文藝界鳴放的熱點。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周揚作了自我檢查：
“一九五五年對丁玲的批判只有鬥爭沒有團結，對待丁玲這樣的老同志，這樣作是很不應該的……”
於是，天平朝丁玲傾斜。
可是，才過了兩天，天平就劇烈地晃動了——六月八日，隨著《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 》的發表，“反右派運動”開始了。
丁玲的那些申辯材料，被說成了“翻案”。丁玲的歷史問題，這時像變戲法似的，改成了：
“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捕後，自首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派回來的。”
這麼一來，來了個否定之否定，“丁陳反黨集團”成了文藝界萬炮齊轟的首要目標。
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經過揭發，包括七個人，即丁玲、陳企霞、馮雪峰、艾青、羅烽、白朗、陳明。內中陳明為丁玲丈夫。
以至李之璉，由於實事求是地堅持調查結果，不同意周揚意見，居然也被劃入“反黨集團”！
毛澤東雖說當年為丁玲寫下“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的詩句，在一九五七年也支持把丁玲打成“右派”。
一九五八年，當《文藝報》要發表對丁玲的《在醫院中》、王實味的等的批判文章時，毛澤東在一月十九日為《文藝報》寫了按語：
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裡，重新發表了丁玲的。其他文章沒有重載。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蒐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情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批文章。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事情。
有了毛澤東的支持，周揚成了勝利者。
周揚大勝，寫了《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發表於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此後，“文革”開場，卻又是姚文元大勝，他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發表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
此後，粉碎“四人幫”，“反革命兩面派”的帽子戴到了姚文元頭上。丁玲、陳企霞和周揚都從苦難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丁玲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病逝，終年八十二歲。她的遺體上裹著紅緞，上書鮮黃色的“丁玲不死”四個大字。
陳企霞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死於肺癌，終年七十四歲。悼詞稱他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