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運動”中，在民主黨派之中，“端”出來的“右派”以民盟最多，民革次之，而“老三”該算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了。
中國農工民主黨遭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席章伯鈞帶來的。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稱，“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這句話使中國民主同盟成了“反右派運動”的重點，因為章羅皆為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同時也使中國農工民主黨成了“反右派運動”的重點，因為章伯鈞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
就在《人民日報》七月一日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之後，七月二日新華社就在北京發出電訊《農工黨中央動向可疑》。這一電訊提醒人們，請注意中國農工民主黨！
為什麼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的“動向可疑”呢？
新華社的電訊說，這是因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對章伯鈞的鬥爭“軟弱無力”，“態度暖昧”。
電訊特別指出，中國農工民主黨副主席黃琪翔和副秘書長李伯球沒有把他們跟章伯鈞的“私房話”說出來。
新華社的電訊，等於點明了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反右派”重點是黃琪翔和李伯球
黃琪翔其實也是國民黨將領，只是他沒有加入民革，而加入了中國農工民主黨。
黃琪翔於一八九八年出生於廣東梅縣，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在北伐中因功勳卓著而升任第四軍軍長。
此後，黃琪翔曾率部尾追過中共南昌起義部隊，又和張發奎一起鎮壓過中共的廣州起義。
此後，他在一九三三年又參加了李濟深、陳銘樞等發動的福建反蔣事變。
黃琪翔既反共又反蔣。一九三五年，他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自任總書記。
在抗日戰爭中，他先後擔任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一九四八年，他曾力勸蔣介石停止反共內戰，未能被蔣介石所接受。
此後，他秘密赴香港，轉往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他出任全國政協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農工民主黨副主席兼秘書長。
在新華社發出電訊《農工黨中央動向可疑》之後，黃琪翔受到注意，受到批判。
黃琪翔不得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請求人民的寬恕》的發言，著重交代他和章伯鈞的關係：
以民主同盟為活動中心的章羅聯盟，在農工民主黨內是得到我的支持的。整風期間，我參加了農工民主黨北京市委會所組織的所謂座談會，到處起點火作用，造成了共產黨威信上重大的損失。章伯鈞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罪行被揭露以後，他要做假檢討，我又盲目地幫助了他。我在章伯鈞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無可置辯的。
我和章伯鈞過去多年相識，解放以後，共事也已足有八年。章伯鈞的政客野心家面目，凡是有一點政治嗅覺的人都早已覺察到了。八年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年以來，章伯鈞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想和言論冒頭，而且有很多陰謀活動，我竟然絲毫沒有感覺，這是對人民事業完全不負責的態度，是不能推卸責任的。
章伯鈞的罪行被揭發以後，我遲疑觀望，這說明我的思想深處和章伯鈞有不少共同之點。我經常自負，以赤膽忠誠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但一接觸實際，則一切都變成假象：人家罵共產黨我無動於衷；人家說社會主義缺乏民主我也無動於衷；人家說蘇聯不好我默認；人家說資本主義好我暗中同情。一切一切，說明我對共產黨沒有真正的感情。對社會主義也沒有真正的熱愛。我經不住事實的考驗。 ①
黃琪翔接著檢查了自己的“思想根源”：
我是一個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長期生活在舊社會的軍人，我在歷史上是有污點的，後來又沾染上不少歐美資產階級社會生活的毒素。青年時代，無疑我的思想是封建的；大革命以後，二十年間又滲雜了一些資產階級思想。解放後，我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但進步很慢，留戀舊的多於接受新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殘余思想濃厚地潛藏在我的靈魂深處；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我來說，簡直還無法掌握運用。 ①
黃琪翔先生於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在萬般苦悶之中病逝於北京。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在“反右派運動”中，揭出了所謂的“章伯鈞、黃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團”。於是，由此追查這一“集團”在該黨中央機構及各地的骨幹，一追就追出一大堆，株連了許多人：
共產黨的整風運動開始後，這個集團及其各地代理人就得意忘形地進行了大規模的非法活動。
首先，右派分子章伯鈞、黃琪翔、李伯球、王一帆（農工中央執行局委員、秘書處長、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長、全國政協委員）、楊逸棠（農工中央執行局委員、交通部辦公廳副主任、全國人大代表）、李健生（農工候補中委、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公共衛生局副局長）、王寄一（農工中央委員、交通部船廠局副局長、全國政協委員）、鐘岱（農工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等在中央經過策劃以後，便派遣王一帆、楊逸棠、張雲川分別到東北、山東、河南等地，執行反社會主義的組織路線，濫肆發展。
在北京，章伯鈞、黃琪翔和李健生動員了他們的骨幹分子，如張申府（北京圖書館研究員）、王枕心（農業部專員）、張含清（對外貿易學院教員）、陳蘇生（中醫研究院編審）、曾憲樸（農業部經濟作物總局副局長、農工黨農業部總支部主委）、李宗恩（協和醫學院院長）、李萬春（北京市京劇一團團長）等，在科學教育、工程技術、農林水利、醫藥衛生、文化藝術和婦女六個方面，邀集了很多對黨不滿的分子，舉行了二十多次點火會，煽動反黨的毒焰。 ①
在追查中，又在北京農工民主黨市委查出兩個“右派分支小集團”：
章伯鈞、黃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團的陰謀活動被揭發後，農工民主黨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干部即乘勝向右派分子展開鬥爭，並先後於七月上半月和八月上旬揭發了另外的兩個右派分支小集團。這兩個小集團的分子一向都是在右派分子李伯球、張雲川的指使之下，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獻策奔忙，搖旗吶喊的。這兩個右派小集團被先後揭發後，農工民主黨中央和北京市委機關反右派鬥爭的隊伍的陣線更分明了一些。 ②
緊接著，各省、市農工民主黨揭發出“章、黃、李右派集團”的代理人：
浙江——右派分子李士豪（農工浙江省委主委、中央執行局委員、浙江林業廳廳長、全國人大代表）、蔡一鳴（農工浙江省委副主委、浙江交通廳副廳長），在整風運動期間，除了在杭州到處點火外，還派幹部到湖州、嘉興去召開座談會，煽動反黨。
陝西——右派分子韓兆鶚（農工中央委員、西安市籌委主委、陝西省副省長、全國人大代表），煽動知識分子發表反動言論。
江蘇——右派分子鄧昊明（農工江蘇省委主委、江蘇省交通廳廳長），在整風運動一開始便同章伯鈞南北呼應，發展反共分子來擴大他的“鄧家店”，並挑撥醫藥衛生界同政府對立。
上海——右派分子夏高陽（農工上海市委委員、宣傳處處長），早在去年八月間即煽動上海國畫界同政府對立，整風中又由李伯球“面授機宜”，接二連三地到處點火放毒。
天津——右派分子楊濟時（農工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副院長）、吳孟暉（農工天津市委組織處副處長）在章、黃、李和鍾岱的親自指使下，進行反動活動。
武漢——右派分子歐陽平（農工武漢市委副主任、武漢長江航管局副局長），乘“大鳴大放”的機會，四出派人到中小學校點火，煽動文教界反對政府。
福建——右派分子李述中（農工福建省委主委、省政協副主席）、黃震（農工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農學院教授）。右派分子李述中、黃震在佈置基層點火時，曾堅決表示要推翻人民政權。李述中說：“這次如果搞不成，我就逃到香港去”。黃震也說：“共產黨會上山，我們就不會上山嗎？”
長沙——右派分子徐君虎（農工長沙市委委員、組織處處長）。
廣東——右派分子云應霖（農工廣東省委副主委、省監察廳副廳長）
廣西——右派分子黃現瑤（農工廣西省委委員、廣西師範學院教授、全國人大代表）等，竟乘整風的機會，陰謀煽動知識分子、資本家等起來推翻政府，製造匈牙利事件。
安徽——右派分子李湘若（農工合肥市委主委）、金白描（農工蚌埠市籌委負責人）、吳建東（農工合肥市委委員、秘書處處長）曾同章伯鈞的反動言論一再唱和。
四川——右派分子郭仲衡（農工四川省委副主委、重慶市委主委、重慶市勞動局副局長）、張明泛（農工四川省委秘書處處長、成都市委委員）、姜煊（農工四川省委宣傳處處長）等，在章伯鈞的慫恿下結成了另一個右派小集團，經常販賣章伯鈞的反動言論，打擊進步分子和農工民主黨內的共產黨員。 ①
這還僅僅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反右派運動”“初見成效”呢！隨著運動的深入，更多的人遭到株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