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紹竑和陳銘樞、龍雲一樣，原本都是國民黨高級將領。
黃紹竑又名黃紹雄，一八九五年生於廣西容縣。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黃紹竑曾先後擔任國民黨政府三個省的省主席：廣西省主席，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
黃紹竑是軍人，先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軍長，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
黃紹竑也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部長，監察院副院長。
一九四九年一月，黃紹竑出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四月，黃紹竑隨團前往北平，參加國共和平談判。最後，由於國民黨政府拒絕在雙方擬定的和平協定上簽字，談判破裂。黃紹竑前往香港，聲明脫離國民黨政府。
此後，他前往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成為中共的戰友。
此後，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
在一九五七年，黃紹竑也成了“極右分子”，“大右派”。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曾這樣批判過黃紹竑：
我平日和黃紹竑接觸，察其言，觀其行，也深深感覺到他在開國以來，特別是在肅反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以來，對於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人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總是心懷不滿，別有用心，專門找岔，替黨和政府抹黑臉，看不到他還有什麼天良和愛國之心，完全不像是人民中國的一個公民，更不像是一個高級幹部應有的態度。
現在大量事實更足以證明：黃紹竑是一個有綱領、有計劃進行陰謀活動的右派頭子。他的綱領，旨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他誣衊“黨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是“造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妄圖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他誣衊我國“無法可依”，對反革命分子鎮壓過多過火了，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他誣衊“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這是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把我們各方面工作描寫成一團漆黑，妄圖抹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成績，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的綱領，實質上，是要使反動政權復辟的。 ①
李濟深還指出：
在解放前，人人都認為黃紹竑是一個翻雲覆雨的政治陰謀家，是一個殘酷的反共反人民的劊子手。解放後，黨和人民不究既往，給他很大的信任和很高的政治地位，他卻自始至終拒不接受改造，堅持反動立場，繼續施展著他的陰謀慣技，處處同黨和人民為敵。當然這是全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在這裡，也可以說明他之所以成為資產階級右派頭子，是有他的歷史思想根源的。 ②
曾經共事於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的張治中將軍，以自身的經歷批判黃紹竑：
我相信，在座許多從舊政權過來的同志都會和我有同樣的體會，就是到新社會來之初，把新舊社會新舊事物對比之後，就完全痛恨過去，厭惡過去，因而就完全認識現在：我們看到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的所有一切措施，無不感到心悅誠服，感到歡欣鼓舞。我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是一個比較負了責任的人，在過去尤其從抗戰末期以後，心裡實在非常苦悶，天天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擔憂，就是這樣壞下去怎麼得了？但從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後，看到共產黨領導的正確偉大，看到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看到新中國蓬蓬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我認為國家有了辦法了，共產黨一定能夠把國家搞好，一定能夠把全國人民領導到富強康樂繁榮幸福的道路上去，於是精神上得到了完全解放，苦惱煩悶為之一掃而空。這些年來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切偉大成就，無論國家製度、經濟建設、人民生活、國際地位，那一樣不是使我們衷心佩服交口稱讚的！黃紹竑閉眼不看事實，站在旁邊說怪話，歪曲挑剔，吹毛求疵，到底是什麼居心呢？
說到這裡，我們就不禁要問：為什麼解放後國家會有這樣大的成就，很簡單，一是由於共產黨領導的英明，一是由於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所以獲得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信賴。黃紹竑看不到這些，反而放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箭，當然在廣大人民的鐵掌下碰得頭破血流，這是很自然的了！ ①
陳此生對黃紹竑的右派言行，進行了概括，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反對共產黨領導和反對共產黨的各項政策”：
一、反對黨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並誣衊這是造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原因，這實際上就是詆毀共產黨領導，不能再居領導的地位。
二、捏造農民生活困苦，誣衊農民要造反。實際上是搜羅一些還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富農的反動意見，強加在農民身上，挑撥農民對黨和政府的不滿，藉以反對農業合作化的方針政策。
三、反對民族自治政策，破壞國內民族間的團結。開始討論建立廣西僮族自治區時，黃紹竑根本就反對成立這個自治區，後來經過省政協和省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全國政協常委和全國人大常委的討論，絕大多數同意建立了，黃紹竑又頑固地反對黨和群眾認為比較有利的實現廣西僮族自治區的方案，捏造廣西的漢族人民多數不同意，其實只是黃紹竑之流極少數人不同意罷了。黃紹竑的用心是破壞民族間團結合作，以阻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四、誣衊黨的統戰政策為利用黨外人士，利用完了就把黨外人士踢開，妄圖挑撥黨與非黨的關係，破壞黨外人士對黨信賴。
五、誇大缺點，抹煞成績，以為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根據。 ①
第二部分是“反對社會主義法制”：
一、誣衊我國“無法可依”。其實並不是無法可依，而是黃紹竑之流的右派分子無視我們社會主義的法律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的政府已頒布了四千多種法律，屬於刑法、民法的有二百八十種。屬於經濟的有二千六百九十八種。為什麼黃紹竑抹煞這些事實呢？因為在黃紹竑的心目中，資產階級的六法全書才是法律，我們人民政府所頒布的法律不算是法律的。他的意圖就是要恢復資產階級的六法。
二、攻擊司法工作幹部。
三、攻擊司法工作制度。
四、攻擊司法部門的工作。
五、攻擊勞改政策和勞改工作，其目的就是要改變我們人民司法的性質，使它變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司法。
第三部分是“反對肅反運動”：
一、反對肅反走群眾路線。
二、捏造肅反偏差很多，極力替反革命分子喊冤，其目的就是要保護反革命殘餘，作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力量。
陳此生指出：
十分明顯，右派分子黃紹竑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是有一套綱領的。他的綱領的第一條是從各方面破壞共產黨的威信，要黨退出領導地位；第二條是從各方面挑撥人民內部的關係，使革命力量（亦即是擁護黨的力量）分裂；第三條是推翻人民的法制，恢復資產階級的法制，好讓黃紹竑之流的右派分子重新騎在人民頭上，恣意剝削和奴役人民；第四條是庇護反革命分子，作為資本主義復闢的力量。 ①
在批判黃紹竑時，照例“翻老賬”。黃紹竑那些歷史“劣跡”，不斷被揭載於《人民日報》。內中特別是姜卿雲所揭發的黃紹竑反共罪行：
我要作證的，黃紹竑是殺害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同志的主犯。
劉英同志當時在溫州、平陽一帶浙閩邊區做抗日工作，由於他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人，由於他是一個愛國抗日誌士，因此，黃紹竑以及那時的浙江特務機關，下令要逮捕他。逮捕劉英同志的是特務劉怡生、陳家璧；還有黃紹竑的兩個親信：一個是平陽偽縣長張紹舞，另一個是溫州專員張寶琛。他們把劉英同志關在永康方岩的山洞裡，關押的地點，與黃紹竑公館相隔只有幾步路。特務們逮捕劉英同誌之後，劉怡生等曾經向黃紹竑報案。黃紹竑一聽逮捕住劉英了，當時還有點不敢相信，他對特務劉怡生說：“劉英有真有假，右手抬不起的才是真劉英。”劉怡生回答：“是右手抬不起來的。”這下黃紹竑放心了，他說：“那是真的了。”於是在浙江省府會上撥了一筆獎金獎給特務們。在浙江偽省政府撤離方岩的前夕，劉英同志殉難了。黃紹竑就是殺害劉英同志的主犯。 ①
黃紹竑確實曾是國民黨的反共將領。正因為這樣，他才會被蔣介石所重用，才會擔任國民黨政府的和談代表。然而，他後來畢竟公開聲明背叛蔣介石，公開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影響。倘若真的要“翻老賬”，也應翻一翻黃紹竑“棄蔣投共”這一筆“賬”。片面地只翻反共“老賬”，使許多國民黨軍政人員心寒——因為他們也像黃紹竑一樣，經歷了從反共到擁共的曲折過程…
在一片譴責聲中，黃紹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檢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黃紹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我的錯誤和罪行的檢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黃紹竑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批判大會上又作檢討。
黃紹竑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對種種批判表示“感謝”：
經過各位同志屢次的揭發和批判我的反動言行，使我能進一步認識我的錯誤和罪行。我非常感謝！
現在我向大會作交代，我首先承認我未解放前的一切罪行，我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僚軍閥，做了很多獲罪人民的罪惡，解放後蒙黨和人民的寬大，使我能夠回到人民的懷抱裡來，我應該如何痛改前非為人民服務，我應該如何感謝黨和人民。但我得意忘形地忘記了過去的罪惡，重新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和罪行，我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優厚美意……
從一九五七年之後，黃紹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消聲匿跡。
在“文革”大幕剛剛揭開之際，一九六六年九月，黃紹竑在鬱悶之中死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