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何香凝之前，根據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一顆又一顆信號彈在中國報刊上出現。
這是因為指示中以為前些日子“正面言論太少”，《人民日報》也就立即貫徹，加強了“正面言論”的報導。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上出現醒目的標題：
《陸定一在青年團代表大會上勉勵青年團員在風浪里站穩共產主義者立場》
這一報導中有這樣一段話：
“陸定一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並不是風平浪靜的。他希望青年們要經得起政治上、思想上的風浪的考驗，經得起困難的考驗，在風浪里站穩共產主義者的立場。”
陸定一所說的“風浪”是什麼？
政治神經敏感的人，就可以從陸定一的話中得出啟示。
緊接著，五月二十五日新華社自北京發出一條電訊，全國各報差不多都登載了：
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主席等接見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
毛澤東主席在接見青年代表的時候，向他們講話說：
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作為全國青年的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你們這個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對全中國青年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對你們表示祝賀。
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特別是最後一句話，透露了極為重要的政治信息。
眾多的“右派”都未曾注意毛澤東的這番話，就連儲安平這樣的“老報人”也都忽視了，以為那隻是對青年團員們說的罷了。
倒是遠在上海的一位“青年作家”，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嗅出了這是一場政治大風暴即將到來的信號。
他便是姚文元。
前文已經提及，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的講話中，談到三位文學青年，即王蒙、李希凡和姚文元。
姚文元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因為毛澤東讀了姚文元十天前——二月六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的雜文《教條與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
毛澤東十分欣賞這篇雜文，向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柯慶施打聽姚文元是何許人也。
那時，柯慶施剛從南京調上海工作不久，不知姚文元是何等人物。問了他的政治秘書，這才知道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
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就是後來成為“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張春橋擔任《解放日報》總編兼社長多年，當然對姚文元的底細十分清楚。
毛澤東在二月十六日這樣談論姚文元：
我們的危險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無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鍛煉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鬥爭中出來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過來就是肥料，只准長糧食不准長野草是不對的，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騖齊飛。斯大林教條主義不是兩點論，而是一點論，我們的同志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同時一點裡面又有兩點；我們連隊指導員，講話時總是講兩點，優點和缺點。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叫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文匯報》二月六日，題目是《教條與原則》）。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國民黨二十年一家獨鳴的理論……
毛澤東如此誇獎姚文元，理所當然受到柯慶施的青睞。此後不久，姚文元居然作為上海代表團的成員，赴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三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上海代表團時，又一次談到了三位青年作家，談到了姚文元：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出來，這叫條件反射嘛，都學了會慢慢學進去，像瓶子裡裝油，倒出來，總是會留一點。慢慢就學懂了。魯迅學馬列主義，是創造社郭沫若逼出來的嘛，他原是相信進化論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
這一回不是聽傳達，姚文元是當面聽見毛澤東誇他，自然是受到了極大為鼓舞。
此後，姚文元就更加註意毛澤東的言論，揣摩中國的政治風向。
姚文元不僅非常敏銳地註意到新華社五月二十五日關於毛澤東的講話的電訊，而且還注意到《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對這條消息的不同處理。
為此，姚文元寫了《錄以備考——讀報偶感》一文，發表於六月十日的《文匯報》。姚文元寫道：
同是一條消息，經過不同的編輯同志的編排，其價值竟可以相差十萬八千里之遙，這個奇妙的秘訣，是我最近從報紙上得來的。
前幾天毛主席在接見共青團代表時發表了講話。講話雖短，含意卻極深遠。解放日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人民日報排在當中，標題比解放日報要小些，也突出了“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覺得這是一條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二個鉛字那麼大。
到底是什麼緣故使三個報紙編輯部對一條新聞的估價相差如此之遠呢？是因為解放日報認為這條新聞特別重要呢，還是因為文匯報編者同志覺得這個談話是談談什麼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之類早已“聽得爛熟”的老話，沒有什麼新鮮內容，所以無足輕重呢？還是因為編者以為文匯報的讀者是知識分子、同青年沒有什麼關係？抑還是編者以為突出這條消息，會影響“爭鳴”，因為“爭鳴”中似乎是不適合多說什麼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我因為說了兩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對。
於是，姚文元得出了結論：
有人要問：你自己就沒有見解了嗎？答曰：有的。但不想說。不想說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說。這並非如唐弢同誌所說的“欲說還休”，而是另一種原因。然而這至少駁倒了一種理論：“新聞的編排是沒有政治性”。編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姚文元此文發表之後，立即受到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大大地把姚文元褒獎了一番，這是後話。
可惜，中國的“右派”們的政治敏感度，遠遠不如“左派”姚文元。他們依然沉醉於大鳴大放……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又一次發出“訊號彈”，發表了這樣的報導：《彭德懷元帥在軍械先進工作者代表會議上說在社會大變動時期站穩立場》
報導說：
“彭德懷元帥要求代表們在中國社會大變動時期站穩立場，明辨是非，正確地對待和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則在上海市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發出這樣的警告：
“永遠記住毛主席的話，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人民日報》刊登從五月二十三日起，陸續發表陸定一、毛澤東、彭德懷、何香凝、柯慶施的這些“正面言論”，意味著離“大反擊”已為時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