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中國、美國、前蘇聯、英國、法國、印度、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菲律賓、新西蘭等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審判。根據《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戰勝國可對侵略的被俘戰犯自行審判。當時中國由於內戰，沒有條件和能力對日本戰犯進行審理，鑑於上述情況，蘇聯將在中國被俘的日本戰犯押送到西伯利亞，進行監禁和強制勞動。
新中國成立後，為提高國家的國際地位和聲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1949年12月毛主席訪問蘇聯，在同斯大林會見時提出將關押在西伯利亞的日本戰犯移交給中國，由中國作為主權國家自行審判。
1950年7月，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公安部隊將押解和看押日本戰犯的任務交給華北軍區。接到命令後東北軍區公安司令部把這一任務交給公安第十八師第五十三團。這是一項責任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務，中央和有關部門對此非常重視，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押解中要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部隊接受這項任務後，大家都感到壓力很大，押解做到“不跑一個”沒有什麼問題，要求“不死一個”很難。一方面日本人長期受軍國主義教育，講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一旦絕望就會自殺；另一方面，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爭罪犯，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人民群眾一旦發現他們被押解回來，絕不會讓他們活著。接到這個任務後，團長徐其富大腦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思考。這些年他帶部隊完成過許多重大任務，從沒有一件任務令他這樣為難過。這個任務看似簡單，實際上非常複雜，稍有不慎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他和其他領導認真分析了押解的形勢，對押解進行了細緻地研究，制定了嚴密的執勤方案：為防止戰犯途中被發現，徐其富建議押解列車上的玻璃窗都用紙貼上；為方便哨兵處理情況，將車門上的鎖全部取掉；為嚴格保密，這次任務的具體情況暫不向部隊傳達。為加強領導，團長徐其富親自帶隊參加這次任務。經過反复研究，最後選定戰鬥力強、素質高的三營十一連擔任這次押解任務。為確保萬無一失，又從十連抽調幾十名政治覺悟高、組織紀律性強的老戰士配合十一連執行任務。參加執行這次任務的干部戰士共230人，部隊出發之前，徐其富給戰士作了簡單的動員，動員中他說：“我們這次是到我國北方執行一次特殊任務，什麼任務由於特殊原因現在還不能告訴大家，但有一點可以告訴大家，這個任務很光榮，責任很重大，大家不要打聽、不要猜疑，一切行動聽從指揮。”
部隊以前執行任務，也有事先不告訴大家的時候，所以對徐其富的講話，大家並沒有放在心上。動員之後，部隊上了火車，列車一直向北開。途中列車除了加水幾乎沒停過。列車大約快到長春時，徐其富把排以上乾部叫到一個車廂裡，向他們傳達了這次千里押解日本戰犯的特殊任務，他說：“我和大家一樣，對日本戰犯恨之入骨，恨不得殺了他們，但現在我們要以國家利益為重，上面要求我們這次押解要做到一個不能跑、一個不能死，我們是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幹部和共產黨員要以身作則，模範遵守紀律，圓滿完成任務。”
經過長途運行，列車到達了黑龍江北部綏芬河車站，這也是此次列車的終點站。部隊下車後，押解部隊住進了車站上幾間簡陋的小平房裡。根據中央指示，東北局成立了戰犯管理所，選派了撫順市公安局副局長孫明齋為管理所所長。執行這次接收戰犯任務的公安部門有關領導和剛組建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部分工作人員，這次也和押解部隊同車到達綏芬河車站。
一切安排好後，徐其富主持召開了全體幹部戰士會議，在會上徐其富向部隊傳達了這次任務的真實情況，並講明了這次押解的意義，要求在此期間不准外出，不准同外人接觸，執行任務過程中不得藉機發洩個人對戰犯的私憤。徐其富最後說：“為了祖國的尊嚴，為了部隊的榮譽，一定要顧全大局、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完成好上級交給的特殊而艱鉅的任務。”為了解決大家的思想釦子，使大家的思想統一到中央的精神上來，傳達之後，部隊以班為單位進行座談討論。有的戰士家裡親人被日軍殺害，在學習討論中控制不住仇恨的心情，悲憤地哭了。經過討論，大家都表示以國家利益為重，決心把這次任務完成好。
1950年7月18日早晨，從蘇聯境內開過來一列數十節有蓋布的特殊貨車，車廂周圍、車廂與車廂連接處，都用木板鋪成一條狹窄的通道，列車從頭至尾每一節車廂頂部都拉了好多條電話線。這列特殊的火車就是押運日本戰犯的列車。部隊按著預定的執勤方案，站里站外都派出了哨兵警戒，並用兩個排的兵力現場接收戰犯。列車到站停下不一會兒，從第一節車廂裡下來幾個蘇軍指揮官和士兵，隨後各車廂裡的哨兵也都先後下了車。中方負責接收戰犯的領導和有關人員走上前去，經過翻譯，雙方進行了約20分鐘的磋商，帶隊的蘇聯軍官指揮士兵把各節車廂門鎖打開，一會兒工夫，戰犯一個接一個地走下車來，戰戰兢兢地排隊站在一邊。戰犯一個個面容憔悴，滿臉鬍鬚，渾身骯髒。下車後，他們東張西望，發出驚異的目光。執勤哨兵威嚴地端著上好刺刀的槍，站在列車的周圍。蘇軍一名校官拿著名冊呼點，被呼點到的戰犯，一個接一個應聲向前走幾步站好。蘇軍點完名後，中方接收人員拿著蘇方移交的名冊，再次呼點後，由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前面帶領，順著我哨兵組成的兩道人牆中間通過，按照順序上車。交接工作非常順利，大約兩個多小時就全部完成了。上車後，執勤部隊立即在每節車廂與車廂連接處設半個班的兵力進行看押，並通過翻譯，向戰犯宣布不准他們打開車窗向外張望，不准他們大聲喧嘩走動，上廁所要經管教幹部帶領等規定。
一切準備就緒後，列車開始運行。各車廂的執勤哨兵各就各位，機動分隊按著預案分別坐在頭尾兩節車廂裡，隨時準備調用。太陽一落山，夜色很快拉下了帷幕，列車很快進入了夜間行車。戰犯一個個疲憊得東倒西歪，年老體弱的戰犯經看守員准許躺在座位底下睡著了，各自發出鼾聲。戰犯睡覺了，但執勤哨兵卻一點兒也不能懈怠，他們透過車廂裡的燈光，警惕地註視著戰犯的一舉一動。一路上，戰犯有的強裝喜悅，有的故作鎮靜，有的心懷狐疑，有的驚恐萬狀。為了避開在車站上同客車相會，避免外界對戰犯造成影響，列車走走停停，直到7月21日凌晨3點才到達戰犯押解的目的地——撫順車站。
撫順車站戒備森嚴，制高點上架設了機槍。列車停穩後，戰犯拿著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員帶領下車。下車後，老弱病殘的戰犯乘卡車，大部分年輕體健的戰犯步行，經過一條兩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來到戰犯管理所。
關押在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有：偽滿洲國總務長武部六藏、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日本憲兵大佐齋滕美夫等。日本戰犯武部六藏，操縱偽滿洲國的大權，頒布過“思想矯正法”、“時局特別法”、“糧穀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執行“治安維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國同胞17.7萬多人；鈴木啟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瘋狂製造“無人區”，在河北灤縣一次就殺死我國同胞1200多人；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諜對策”，先後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群眾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少佐支隊長枷原秀夫，秘密製造細菌武器，將我國四萬多名同胞做細菌試驗，殘酷折磨，然後慘無人道地丟進煉人爐裡。他們的血腥罪行，使中華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對這批戰犯、漢奸採取什麼政策對待，黨中央、週總理及時做了指示。指出：“對他們要採取革命人道主義的改造政策。”“抓緊開展認罪悔罪教育，將他們逐步改造成為反軍國主義的、為中日友好事業服務的新人。”“要認真做好我方乾部、戰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對他們進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
為了貫徹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員從調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戰犯的思想動態和行動表現，做到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戰犯押到戰犯管理所時，個個表現驕橫狂妄。有的頭戴戰鬥帽，身穿將校服，肩佩軍章，足蹬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猙獰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後，向東京遙拜，祈禱“天皇陛下萬歲”，表示“寧願為法西斯軍國主義而死”。戰犯拒絕看管理所的報紙，不聽管理所的廣播，以示對抗。對於我們給予的人道主義待遇，認為是我們的“軟弱”。更為普遍的是他們公然否認有罪，宣稱他們侵略中國是“幫助中國建立新秩序”。叫嚷他們是“戰俘”，不是戰犯。誣衊中國“將他們關進戰犯管理所，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戰犯來到管理所不久，美國發動了侵朝戰爭，且戰火燒到了中國的家門口。這時戰犯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他們破壞監規，抗拒改造，幻想美軍盡快打進中國境內，把他們從管理所營救出去。每天報紙一來，他們爭先恐後閱讀有關報導朝鮮戰場的消息，然後湊到一起，眉飛色舞地分析形勢的發展，用不流利的中國話，挑釁地對看押哨兵說：“過去日本都被美國打敗了，現在朝鮮頂不住，你們中國也不行。”
為防止意外情況發生，看押部隊和管理所對戰犯採取了相應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強了流動哨；圍牆電網晝夜放電，以防外面劫獄；管理所利用廣播加強宣傳，對戰犯進行形勢教育。當日本戰犯聽到“美帝國主義是一隻紙老虎”，“朝鮮人民必勝，美帝國主義必敗”的廣播時，有的戰犯用棉花團堵上耳朵拒聽，有的譏笑說是“胡說八道”，是“欺人之談”。有一次，部隊同管理所組織防空演習，事先沒有告訴戰犯，他們真的以為美國飛機來了，又驚又喜。驚的是怕在這緊急關頭我們實施民族報復手段，喜的是美國空軍來搭救他們，馬上就可以獲得自由了。後來一看不是那麼一回事，又都垂頭喪氣不吭聲了。
根據朝鮮戰場形勢的發展變化，在我志願軍出國參戰的前夕，週總理命令戰犯管理所北遷。 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將戰犯分成兩批全部轉移到當時的松江省(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當時怕引起戰犯誤解發生問題，轉移押解之前，由所里通過廣播，告訴這次北遷是為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等形勢好轉後還要回來。戰犯聽了議論紛紛，公開要求無條件地釋放他們，不然將來他們要到聯合國控告。有的懷疑北遷是假，秘密處決是真，嚇得膽戰心驚。為了不使戰犯產生錯覺，這次轉移押解，沒有戒備森嚴，沒有造多大聲勢，一路上不動聲色，就像一次平常坐車旅行。但越是這樣，他們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觀察動向。直到發現一切正常，沒有什麼異常現象，才逐漸放下心來。到哈爾濱後，將校級戰犯關押在道裡監獄，尉以下的戰犯大部分關押在呼蘭縣監獄，偽滿戰犯關押在道外景陽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國政府莊嚴宣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國人民志願軍將跨過鴨綠江參戰。戰犯一聽到這消息，高興地得意忘形，說這下好了，美國進攻中國找到藉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了。他們認為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若同美英為首的聯合國軍較量，好比“雞蛋碰石頭，自取滅亡”。他們認為時機已到，在獄中大鬧特鬧，呼反動口號，唱反動歌曲，遙拜天皇，繪製日本國旗，聯合簽名遞抗議書，對我哨兵高聲叫罵，有時用拳頭砸鐵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們還利用放風的機會，互相傳遞紙條，密謀勾結監外日僑越獄暴動，妄圖在美國攻占東北時來個里應外合。
為了達到對日本戰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壓下他們狂妄囂張的氣焰，整頓監規，制止鬧監。他們鬧監是有組織的，帶頭的是偽滿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極端反動，武士道精神十足。東北公安總處處長汪金祥決定抓住這個典型，找鹿毛繁太談話。汪金祥還沒來得及問話，鹿毛繁太就氣勢洶洶地問：“我是戰俘，憑什麼關押我？你們懂不懂國際法？”
汪金祥說：“你既然懂得國際法，那就請你回答，國際法哪一條規定一個國家可以侵略另一個國家？”
鹿毛繁太說：“我是來幫助滿洲國維持治安的。”
汪金祥說：“中國人民什麼時候請你們來維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說：“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說：“正因為你們忠實地執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們是名副其實的戰犯。”
鹿毛繁太雖然提出一連串的問題，由於汪金祥依照法律嚴厲予以駁斥，鹿毛繁太未敢繼續頑抗，只得表示檢討。回監房後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寫了4遍才寫出來。汪金祥決定趁熱打鐵，又要鹿毛繁太在戰犯大會上公開檢討。鹿毛繁太無可奈何，只得在大會上作了檢討，保證以後不再鬧監。鹿毛繁太在戰犯中被稱為“大和魂的榜樣”，未料也在中國人民面前低下頭來。這次大會對所有戰犯起了極大的震動作用。為了利用這個典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乘勢組織座談討論，要所有鬧監的戰犯做出檢討，保證接受管理改造。這時我們在朝鮮戰場上已經取得勝利，隨即向日本戰犯宣傳我軍強大的反攻，迫使美軍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戰爭局面，打掉他們的幻想。同時開展政治攻勢，鼓勵表現好的、批判表現壞的，使這個似乎“鐵板一塊”的“戰犯營壘”，開始發生分化，許多戰犯寫了檢討，一些尉級戰犯，主動反映情況，揭露一些將校級戰犯的所作所為，從而孤立了極端頑固分子。從此以後，我們掌握住了他們的思想動態，鬧監現像也平息了下來。
這些戰犯不可能輕易屈膝認罪，他們雖不敢鬧監，但在暗地裡卻相互散佈：“難忍者忍之，難受者受之，十年後日本國旗還要在此地上空飄揚。”一些戰犯背後說：“侵華戰爭是日本全民戰爭，如果說我們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們是執行上官的命令，個人沒有責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謝了罪，我們沒有義務再謝罪”。可見他們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妄想多麼根深蒂固。要使他們認罪，單靠管理不行，必須攻破他們的反動思想。因此，我們採取了促使他們認罪服罪同教育改造結合進行的方針，做艱苦細緻的工作。根據他們的表現，實行爭取下層、分化中層、動搖上層、孤立反動的做法，採取先尉級後將校級，先小批後大批的步驟，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從1951年開始，管理所開展了認罪活動。管理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週總理的指示，對他們實行人道主義待遇，不歧視、不侮辱、不打罵，尊重他們的人格，生活待遇適當從優，從日常生活中體現我們的政策。同時揭露他們侵華戰爭的種種罪行，批駁他們的反動思想，宣傳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和有關法律，從思想上給以強大壓力，引起這些戰犯強烈的思想鬥爭。
首先起來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級戰犯。他們經過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中國完全是受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毒害，不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於起來揭發他們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級軍官，他們原屬日軍第六十五師團和第一一七師團，起來揭發日軍師團長鈴木啟久、岸川健一，旅團長下枝龍南等5名將級戰犯。指出他們在侵華期間，大肆推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並且大批屠殺我國無辜群眾、強姦婦女、燒毀村莊、掠奪財物等等罪行。這些揭發，在戰犯中又是一次震動，一些將校級戰犯背後對“殺身成仁”，還是認罪服罪，動搖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這一時機，因勢利導，選擇認罪較早、態度較好、職位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戰犯大會上公開坦白認罪。
古海忠之是“滿洲國”的最高代表之一，是偽滿國務院總務次長，是溥儀的操縱者，在戰犯中是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在大會之前，許多戰犯議論：“古海忠之能向中國認罪嗎？他是日本天皇的代表，是侵華戰爭決策人之一，他能背叛天皇嗎？也許他會'殺身成仁'為部下做出榜樣。”猜測紛紜。根據一些戰犯的揭發，古海忠之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曾頒布了“治安矯正法”，設立了“矯正輔導院”，從此監獄林立、警察橫行，殘殺我愛國志士和無辜群眾以千萬計，甚至集體屠殺、刀劈示眾。古海忠之在戰犯大會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並說：“我犯了極為嚴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國人民真誠地謝罪，過去我認為使中國人民遭受種種災難、悲慘和不幸，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自己光宗耀祖。現在我認識到，我簡直是一個失去人性的惡魔，是一個不可饒恕的戰犯。許多日偽官吏，執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了各種罪行，我應負重大責任，我推卸不掉奪去1200萬中國人民的寶貴生命、掠奪中國500億美元財富的重大責任，請求中國政府給我以正義的製裁，追究我的全部責任，處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後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僅打動了中下級戰犯，也開始動搖了一些上層戰犯。但是，使將校級戰犯真正坦白交代還需要進行鬥爭。有些戰犯害怕坦白了會加重處罰，甚至會為中國當局提供殺頭的司法依據。我們研究，他們所以不作交代，還是因為他們有個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須摧毀他們的精神支柱。
發動思想改造，開展政治攻勢。以政治教育為中心，從擊破他們的反動世界觀入手，組織他們學習《社會發展史》、《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美帝國主義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國際法》等。凡是學習好的，予以表揚；個別拒絕學習的，單獨關押，加以隔離。為了把學習深入下去，消除他們坦白交代後會加重處罰的疑慮，進一步宣傳我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並提出三個問題，要他們討論：
（一）是誰把你們推上戰爭犯罪道路的？
（二）應當如何看待發動戰爭的天皇？你們是怎樣充當了天皇枷鎖下的犧牲品的？
（三）怎樣才能結束監禁生活，走一條新生之路？
經過學習討論，許多戰犯思想鬥爭更加尖銳，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認罪和檢舉揭發的高潮。日軍一名大尉中隊長，罪行嚴重，交代比較徹底。他坦白交代說：“過去我崇拜天皇，當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忠實走狗，他們把我驅趕到侵略中國的戰場，我卻認為是優等民族指導劣等民族的正義之舉，甚至把殺人放火當做忠君愛國的英雄作為。1943年底，襲擊湖北省向陽寺村時，使全村化為火海，成千人被殺絕，我那以賣魚為生的父親，當過紡織工人的母親，希望我犯下這樣的罪惡嗎？不是！是我的上官！是日本軍國主義！我要控訴！”通過這次學習和揭發控訴，不少的戰犯有所醒悟，認為美帝國主義進駐日本，同樣在踐踏日本人民，所謂侵略中國是“民族生存論”，完全是欺騙日本人民。但是少數將校級戰犯，仍然不肯低頭認罪。有的說：“殺人放火都是下級軍官幹的。”這就激怒了尉級戰犯，他們紛紛起來揭發。如日軍少將旅團長長島勤的部下，起來指著長島勤說：“請問哪一條罪行，不是你們發令犯下的，難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們部下的？沒有你們校官、將官的份嗎？！”問得長島勤啞口無言。經過幾次較量和瓦解，日本戰犯也開始分崩離析。從此開始，他們為了爭取寬大，都開始坦白交代。
為了促使日本戰犯轉變，管理所從人道的方方面面給予他們關愛和照顧。戰犯吃得比部隊好得多，日本戰犯按將、校、尉，分別吃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大米和白面。為了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在看管上撤掉明崗，換上暗哨，把每天放風的時間增加到3個小時，允許他們在室外散步、做操，並定期為他們檢查身體，對患病的戰犯給予最好的治療。起初，管理人員和戰士想不通。面對部隊的思想情況和艱鉅複雜的任務，部隊領導認為，如不及時對部隊進行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不但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而且還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於是決定，組織部隊進行政治學習，由團、營領導親自給部隊講課，提高大家的思想覺悟。學習中，重點講解對戰犯的政策主要是改造他們，不是消滅他們。要消滅的是他們的反動思想，而不是他們的肉體。要消滅他們只是幾分鐘的事情，而要改造他們轉變立場、觀點，叫他們低頭認罪，卻是一件艱鉅的任務。這樣做不是我們表現軟弱，而是說明我們強大。過去在戰場上我們從來就沒有懼怕過他們，今天我們把他們抓住，關進監獄，反倒懼怕他們不成！日本戰犯長期受軍國主義教育，驕橫傲慢，迷信天皇和鬼神，敵視中國人民，我們今天要使他們覺悟，恢復人的良知，需要有一個過程。教育中還如實告訴大家，生活上對戰犯予以照顧，讓他們適當吃得好一些，也是一種改造策略，是周總理的指示，是要讓他們知道中國人民的寬大胸懷，喚醒他們的良知。通過政治教育，大家的思想認識有了顯著提高，特別是戰士們知道是周總理的指示後，都感到自己目光短淺，從而端正了思想，堅定了完成好看押任務的信心和決心，使看押工作走上了正常軌道。戰犯們由於長期關押在監舍裡缺少活動，儘管吃得好、穿得暖，體質卻普遍下降。這時上級傳達了黨中央、毛主席關於通過勞動改造戰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積極貫徹，先後創辦了戰犯農場和製瓦廠，組織戰犯進行勞動改造。早上要押解戰犯上工地勞動，晚上要押解戰犯收工回所。這樣部隊的任務加重了，看押難度加大了，戰士們也更累了。但大家都表示，只要對戰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對國家有好處，再累再苦也願意。為了不發生意外，執勤部隊事先察看農場和製瓦廠的地形，確定了押解路線和兵力分配及哨位的設置，並進行實地演練。頭幾天上下工，道路兩旁站滿了圍觀的群眾，有的是想伺機復仇。哨兵一面觀察戰犯的動向，一面注意群眾的反應，防止有人投石塊和其他物體傷害戰犯。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對他們進行審訊，要他們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向中國人民低頭認罪，接受中國人民的懲處。這項工作一開始，戰犯壓力很大，思想鬥爭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飯，有的睡不著覺，夜間躺在床上偷偷哭泣。為了防止他們自殺，管理所和戰士們把防止戰犯逃跑為主的執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戰犯自殺為主的執勤方案，取消了牆外的巡邏小組，撤掉了院內的一些固定哨，增加了監舍流動哨，並要求哨兵加強責任心，認真觀察每一個戰犯的思想變化，一發現反常現像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員報告。由於執勤方案修改及時和哨兵盡職盡責，多次製止了戰犯的自殺企圖。
戰犯經過一番坦白交代和認罪悔過之後，恢復了人的良知，他們真正認識到在中國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真正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寬大胸懷。他們把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國人民看成恩人。
1956年春天，管理所為了使戰犯思想進一步得到改造，遵照週總理的指示，組織他們分三批到社會上參觀學習。先後組織這些戰犯到瀋陽、鞍山、長春、哈爾濱、天津、北京、武漢、杭州、上海等11個大城市，參觀了工廠、農村、科學文化部門、社會福利機構等99個單位，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處，戰犯都感慨萬端，流下了悔恨的眼淚。特別是參觀遭受過他們血洗的地方時，他們懺悔地跪在群眾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處以極刑。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在押的日本戰犯進行宣判。每當法庭上宣布對他們判刑或免予起訴之後，個個泣不成聲，一再表示向中國人民謝罪，感謝中國政府對他們的改造。有一名出身日本農民家庭的少將戰犯，聲淚俱下地說：“我也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可我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幫兇，到中國來屠殺中國農民兄弟，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向中國人民謝罪。”戰犯們不住地向在場的人們鞠躬，不住地向執勤哨兵鞠躬。這時，大家才真正認識到黨中央對戰犯改造政策的偉大，認識到週總理“不跑一個、不死一個”指示的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