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2月5日，根據中央社會部(以下簡稱中社部)李克農部長的指示，由冀熱遼社會部部長王範、中社部幹部尚山羽、薛立平、李培仲組成中央社會部工作隊到達北平。王範任隊長，尚山羽任副隊長，在李克農部長的直接領導下，專為中央遷入北平做準備。在此之前，中社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黃泥辦了一個訓練班，也是訓練一批擔負偵察任務的便衣警察，專為中央遷入城市後做警衛工作。這個訓練班的學員大部分是從中央警衛團和石家莊步兵學校調來的連排幹部，共146人，2月中旬進駐北平，主要任務是在中央遷入北平時搞好西直門到香山一線的警衛工作。他們在西直門、海淀、香山、頤和園等地派出了便衣人員，化裝成蹬三輪的、擺小攤的、修自行車的，也有穿長袍的，以各種形式分佈在公路兩側。

北平曾經是國民黨反動統治在華北的中心，解放初期社情非常複雜。根據1949年2月北平軍管會掌握的情況，當時北平有國民黨軍統、中統等8大系統的特務機關114個，特工人員1.6萬人，國民黨的散兵游勇5萬多人，各種飯店旅館、戲院和妓院800多處，還有社會上的惡霸、流氓，從華北、東北逃過來的地主等。 當時北平的社會形勢和治安狀況，給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首都的工作增加了複雜性和艱鉅性，僅靠原來的中央警衛團和華北軍區步校改編的北平市糾察總隊已遠不能勝任。為此，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一支內衛部隊，將四野第四十七軍第一六〇師改為第二〇七師，隸屬於華北軍區平津衛戍區司令部，執勤業務由中社部領導，與中央警衛團一起擔負中央首長、機關和首都的警衛任務。

幾十年戰爭的創傷有待醫治，國民經濟亟待恢復，社會秩序也亟待整治。在這種情況下，當務之急是打擊敵人的破壞活動，保衛和鞏固人民政權。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年輕的共和國需要一把護身的利劍。新中國的內衛部隊，就是黨和人民手中的這把利劍。 在眾多的軍、師幹部中，軍委選中了第四十五軍第一二三師師長吳烈。解放天津後，部隊正在天津以南的叉沽港地區整訓。那時吳烈正忙著補充兵員。天津一戰，減員不少，上面有規定，可以徵集一部分，也可以從被整編的國民黨軍隊中改編一部分。他不太願意接受改編人員，希望吸收一部分剛從解放區參軍的青年，這時通信員找他回去接電話。電話是參謀長劉亞樓打來的，叫他到辦公室來。放下電話，吳烈就急忙趕到劉亞樓辦公室，部隊正準備南下，他以為是去分配任務。到了劉亞樓辦公室。他見第四十七軍第一六〇師政委鄒衍也在，才知道叫他是有別的任務。

1949年1月，吳烈奉調至第一六〇師任師長，鄒衍任政委，副師長蔡久，參謀長章申，政治部主任桂生方。師部駐在北京市南郊大紅門，以後移駐頤和園附近的大有莊地區。師轄三個團和警衛營、砲兵營、工兵營、警察連。當時的兵力部署是：師司令部駐頤和園北面的大有村；政治部駐頤和園東宮門；後勤部駐清華園和北京大學。一團分別駐海淀、植物園、動物園至西直門一線地區；二團駐八大處、磨石口、田村、黃村地區；三團駐清河兵營；師直屬部隊駐在青龍橋、東北旺、西北旺地區；師警衛營駐香山。 政委鄒衍開始帶的部隊是東北獨立第八師，解放長春這個師歸了十縱，參加平津戰役後，歸了第一六〇師。 北平和平解放以後，四野政委羅榮桓、參謀長劉亞樓找鄒衍談話，要調他這個師到北平。這個師當時有13000多人，戰士絕大多數是在東北參軍的，都是貧雇農，沒有富農以上的，政治上比較純潔，剿匪有經驗。連營幹部大多參加過抗日戰爭，營團幹部許多參加過長征，師以上的都是紅軍幹部。師長那時剛從蘇聯回來，對部隊和國內的情況不是很熟悉，就把吳烈調來當師長。吳烈搞過警衛工作，在延安時是警衛團團長，鄒衍是陝甘寧保衛團的政委，吳烈直接受中央書記處領導，鄒衍直接受陝甘寧政府領導，他們在延安待了很長時間，對毛主席和黨中央都非常熟悉。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中央最後決定將他們倆調到一起。

第一六〇師改為第二〇七師，從準備南下作戰突然變為留在北平擔任警衛任務，這是很大的轉變。任務變了，鬥爭形式也由公開地與敵人作戰轉變為與暗藏的敵人進行鬥爭。 為了淨化北平，清除敵人的反動武裝組織，這支部隊花費了很大的力量，市委書記彭真和軍管會主任葉劍英給了他們很高的評價。市公安局局長譚政文對部隊作了四句話的鑑定：經住了考驗，保持了清白，完成了任務，提高了自己。北平經過清理淨化，基本上完成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進城的準備工作。 1949年3月23日是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常的日子，中央機關由西柏坡向北京出發。這一天天氣格外晴朗，和煦的陽光把西柏坡的山山水水照得金光燦爛。因為毛主席在西柏坡住的時間比較長，和當地群眾的關係非常好，走的時候，一大早院子裡就聚滿了歡送的人群。毛主席與送行的人一一握手，當地群眾一個個熱淚盈眶。出村的時候，當地群眾夾道歡送，許多男女老少，翻山越嶺送了一程又一程。告別了送行的群眾，毛主席和周恩來上車時，周恩來對毛主席說：“休息好了吧？”

毛主席興致盎然，幽默地說：“今天是進城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進京趕考，精神不好怎麼行？” 在場的幾位中央領導聽後都笑了起來。這時周恩來說：“我們都應該考試及格，不要被退回來。” 毛主席朝大家笑了，又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擔負護送任務的是中央警衛團一營一連，在團長劉輝山的統一指揮下，全連分乘幾輛大卡車，在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車隊的前後行進。為了確保安全上萬無一失，3月20日晚，四野政委羅榮桓和參謀長劉亞樓緊急約見第四十二軍軍長吳瑞林，令他負責沿途的保衛工作。中央領導原定當天趕到保定住下，當時路況不好，四野劉亞樓派了一個汽車團，200多輛車一跑，塵土飛揚。有些路面汽車很難走，耽誤了不少時間。見天色已晚，為了安全，臨時決定在一個小山村住下。毛主席一行也住在這個小村里。沿途警衛都是華北警衛部隊。

毛主席坐的是一輛中吉普，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汽車駛上華北大平原，毛主席摘下擋塵口罩，突然問同車的警衛排長閻長林，戰士王振海、李德華、李銀橋，司機周西林，“你們知道李自成嗎？” 有一位戰士回答：“知道。” 毛主席又問：“為什麼他們進了北京又失敗了，被人家趕出來了呢？” 這一下大家都答不上來了。 一路上，毛主席用很長的時間給戰士們講李自成的故事。 離開西柏坡前的一些日子，毛主席對黨的高級幹部談得最多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他反復強調，我們不能像李自成那樣，一進城就變了。我們這些人是要上歷史的，要約法三章。面對即將勝利的形勢，如何防止共產黨執政後重蹈李自成的覆轍，確實是他日夜思慮的大事。

第三輛車是毛主席的家屬江青和孩子，劉少奇的車排在第四，他坐的是一輛臥車。第五輛是劉少奇的家屬，警衛人員坐吉普車在前面警衛，周恩來、任弼時坐在一輛車上，和他們一起的還有胡喬木和葉子龍兩家，最後一輛車拉的是警衛團的一個步兵排。這個車隊共有12輛車。趙太和與毛主席的政治秘書田家英在一起，從西柏坡到北京，一路上是周恩來指揮。 3月24日，他們一行到了湯縣。葉劍英早晨趕來，迎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1948年冬，人民解放軍發起天津戰役。戰役進行過程中，葉劍英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主席的簡陋辦公室，領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到來，同時也受到了河北省領導的熱烈歡迎，省裡的領導都在城外迎接。下車後大家洗了一下臉，然後開始聽省委書記林鐵匯報。

周恩來說：“匯報要簡明一點，時間不要太長，我們2點鐘出發。” 林鐵說：“匯報可長可短。”他簡單地匯報了一下城市管理的情況，毛主席聽了很滿意。聽完匯報簡單地吃了點飯，車隊就動身趕路了。當時的公安局局長提出，毛主席來這裡時間很短，保定剛解放，為了保證主席的安全，是否全城戒嚴。 周恩來說：“不能戒嚴，採取內緊外松方針。”車隊途經保定時，街上的群眾見到長長的車隊，驚奇地駐足觀看。衛士長張林見人很多，就叫司機把車開得快一點。主席聽後，不高興地說車不能開快，要慢開，群眾要看就叫他們看，看一看也死不了人，如果車裡坐的是外國人，他們跑還來不及呢。 主席這樣一說，司機就不敢開快了。車出了保定市，趙太和他們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25日凌晨，迎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的列車來了，共8節車廂，中央領導每家分了一個包廂。首長們上車安頓好後，團長劉輝山指揮部隊，按分工上車。戰士們分別在車窗、車門及通道上設崗布哨。天亮時，火車到達北平清華園火車站。 3月21日，為迎接黨中央和毛主席進北平，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領導曾經開了一個會，研究搞一個歡迎儀式，以示慶賀。他們把這一打算電告中央，毛主席接到電報後，堅決不同意開慶祝會，並讓周恩來告訴華北局說：“聞此地將開慶祝會，主席認為不妥，連北平也不要開慶祝會，因以我黨中央名義，號召人民慶祝並不適當，望速停止北平各地的慶祝活動。” 經過長途跋涉，大家都累了，吳烈接護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到了頤和園內的“益壽堂”暫時休息。在這之前，吳烈和鄒衍已經把毛主席休息的地方檢查了一遍，連駐地也沒有放過。到北平後，主席要到西郊機場閱兵。周恩來中午先坐著車到西郊，一是去看看安排的情況，另—個就是看看主席的車要走多長時間。從駐地到機場要兩個小時，安排在下午閱兵主要是為了防空。

毛主席檢閱完部隊回香山的沿途，李克農把市民都清場了，只留下穿便衣的警衛人員。毛主席不知道這件事情，對身邊的李克農說：“沒想到北京這麼蕭條。”毛主席這麼一說，李克農就不好意思了，後來毛主席再到什麼地方，他都不再清場了。 為了確保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1949年4月7日，中社部部長李克農在頤和園主持召開了由北平警備司令部、中央辦公廳、中央社會部、北平公安總隊、糾察總隊、中央警衛團、華北軍區、北平市政府等單位參加的“西郊治安會議”。吳烈和鄒衍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李克農就中央領導的安全保衛任務進行了分工，並成立了“西郊治安委員會”。汪東興為主任，吳烈為副主任。開完會，汪東興和吳烈又召集有關人員進行了分工，中央領導的隨身警衛仍然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警衛科負責；香山公園的控制和內部警衛由中央警衛團負責。當時保衛香山是中社部和警衛部隊的頭等大事，因為毛主席住在那裡。為了以防萬一，吳烈指揮部隊在香山地區開展了深入細緻的社會調查，掌握了居民的情況和匪特的活動規律，對警衛區域進行了大規模的檢查。同時，警衛部隊還在警衛區域內修補了圍牆、修築了崗樓、挖了防空工事、修補了公路和有關設施，以保證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絕對安全。 1949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由中南海返回香山住處，出發後大約有一個多小時，周恩來有事打電話找毛主席請示。香山的同志說主席還沒有到。周恩來不放心，立即打電話找吳烈，要他查一查沿途警戒情況，搞清主席在什麼位置，立即向他報告。主席出發一個多小時，按正常情況早就應該到了，主席沒有到，吳烈嚇出了一身冷汗。一旦主席出什麼事情，這個責任他負不起，忙拿起電話一個點一個點地沿途查。 動物園警戒分隊說，主席轎車早就過去了，而香山至頤和園的警戒分隊卻說，沒有見到主席的車過來。會不會出現什麼意外呢？就在吳烈的心提到嗓子眼兒的時候，擔任西苑地段警戒任務的三連指導員丁長春打來電話，說主席的轎車停在燕京大學到西苑之間的那段路上。 吳烈忙問： “是車出了毛病嗎？” 三連指導員丁長春說：“車子沒有出什麼毛病。” “那是怎麼回事，主席在車上嗎？” “毛主席不在車上，到路邊的稻田裡去了。” “你立即派兵加強警戒，隨時向我報告情況。” 和丁長春通完電話，吳烈立即向周恩來作了報告。 周恩來說：“一定要保證主席的絕對安全。” 放下電話，吳烈立即打電話給三連，叫他們派出警戒小分隊，奔赴警戒現場，保證主席的安全，協助司機看好汽車。一切安排好後，吳烈立即坐上車向主席下車的地方趕去，到了那里後他看到毛主席站在稻田埂上，正在和農民交談，警戒的部隊站在距毛主席十幾米的田埂上，警惕地觀察著周圍的情況。 由於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新的國家政權即將產生，中國共產黨將成為執政黨，黨中央將成為新的國家政權的領導核心，因此保衛好黨中央的任務更加艱鉅。為了加強北平的衛戍警衛工作，維護北平的社會治安，保證中央和軍委領導同誌及中央機關的安全，靠現有的力量是不夠的。吳烈和鄒衍經過反复考慮，聯名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建議第二〇七師改為公安中央縱隊第一師，擔負中央領導、機關、使館及其他重點部門的警衛任務；以中央警備團為基礎，擴編為中央縱隊第二師，擔負中央書記處及中央各部委的安全警衛工作。公安一師和公安二師的兩個警衛營合編為中央警衛團，主要擔負毛主席、黨中央辦公地中南海和其他領導同志駐地的警衛任務。 報告呈上去後，有關部門非常重視，很快就開會進行了研究。最後採納了他們的意見。 1949年6月下旬，軍委頒布命令，以中央警備團為基礎組建為師。為此，警備團首先進行了組織整頓，縮小直屬隊，健全各營編制，加強團機關建設。 6月23日，部隊接受由華北軍區補訓團調來的新戰士644名。這批新兵是新區翻身農民子弟，成分好，經短期訓練後補入各連隊。 7月底，由山東軍區調來3個營，人員來自山東軍區所轄的膠東、魯中南及渤海等各軍區，都是從部隊挑選出來的優秀幹部、戰士，政治素質高。 7月21日調來東北軍區所轄獨立第八團，大部分成員是從遼南、遼東各軍區所轄獨立師選調的，多數人員經過戰爭考驗。至此，中央警備團擴編為師的部隊先後到齊，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1949年八一建軍節，第二〇七師和中央警備團的全體指戰員集合於西苑機場，由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羅瑞卿、中社部部長李克農代表中央軍委授軍旗。羅瑞卿和李克農兩人分別講了話，對部隊的擴編和今後的任務作了指示，號召部隊樹立長期做好保衛工作的思想，為部隊建設服務，為黨中央的安全而奮鬥。 1949年9月2日，公安部長羅瑞卿下發通知： 人字第一號，奉軍委參電字一三八號代電：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暨所屬第一師、第二師即日成立，並委任吳烈為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司令員兼第一師師長，鄒衍為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政治委員兼第一師政治委員，劉輝山為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第二師師長，張廷楨為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第二師政治委員，以上業經本部人字第一號公佈令公佈，並頒發軍委軍字參一九一一參二二號委任令吳已到職工作。特此通知。 中央軍委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就在大家為改編高興時，沒有想到毛主席不高興了。 北京警衛師改為公安師，是當時的總參批准的。這件事情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匯報給毛主席，他並不知道。一次偶然的機會，毛主席看到了文件，就在上面寫道：什麼人批准這個師改為公安部隊的？我為什麼不知道？ 為了這件事情，總參負責人和羅瑞卿立即向毛主席做了解釋。當時羅瑞卿就此事寫過報告給毛主席，文件呈到周恩來那裡，由於他工作忙，這個文件就給壓下來了。毛主席批評了羅瑞卿後，在公安報告上寫道：公安工作必須置於各級黨委的絕對領導，否則是危險的。 這件事情發生後，羅瑞卿有些誠惶誠恐，這一細微的變化很快就被毛主席察覺到了。一天深夜，羅瑞卿受到毛主席的召見，他進門後，發現主席已經靠在床上準備休息。 毛主席見羅瑞卿進來就說：“怎麼了？是不是我已經同你鬧翻了？是不是剝奪你的兵權你不滿意？” 羅瑞卿見主席很累了，除表示絕對沒有不滿情緒外，便反复勸毛主席休息。回來後，他連夜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希望主席有時間再找他談一次。第二天毛主席收到信後立即找他談。羅瑞卿表示，由於沒有很好地體會執行毛主席的批示，自己很抱愧，心情很不安，並再一次談了自己對公安部隊歸屬問題的看法。 毛主席說，有錯誤不要緊張，改了就行，並要羅瑞卿好好工作，一場風波才算結束。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為保衛這次會議的安全，會場周圍的警戒和內部警衛都由公安中央縱隊負責，為了做到萬無一失，吳烈和鄒衍在重要的複雜區域，增加了流動哨和固定哨，工兵部隊每天進行會場內外的安全檢查，並派出部隊在指定的地帶挖了防空壕，以防意外事件發生。同時嚴格了警衛制度，特別是出入證件的檢查制度，從而避免了漏洞發生，保證了警衛任務的完成。 國慶閱兵，公安縱隊也組成了四個方隊，每個方隊400人。這批人都是從師裡一個個挑選出來的，無論個頭還是氣質，都是百里挑一的，因為這是公安中央縱隊第一次在全國人民面前亮相，他們是作為一個政治任務來完成的。他們組成了一個受閱團，從8月24日至9月下旬，進行了一個多月的專門訓練，老戰士周洪波走壞了一雙新鞋，最後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11月8日這一天記者去了很多，第二天朱總司令的講話上了頭版頭條。公安中央縱隊正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兵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