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太高太深，隔斷了天，解放的訊息隔了近一年才透進去。地方政府一直在尋找黃長嬌，因其改名為王水秀，找了一年多，才把她從深山里找到。黨組織認為，黃長嬌在對敵鬥爭中堅強不屈，也有人認為：她嫁給窮人是可以，但一次次按敵人的安排去嫁，也是一種妥協。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情調。
革命成功，喚醒了她對“紅色小知”的久遠夢想。黃長嬌多次要求去學習。
1951年，她被派往北京，在中央黨校學習2年。學習畢業，分配工作。本可留在北京，但想到一字不識的農民丈夫和望眼欲穿的3個孩子，她又志願回到瑞金。
畢業於中央黨校，可算圓了“紅色小知識分子”的夢。從北京，她不僅帶回來一張畢業證書，還帶回來一點點屬於女人的東西――半支口紅，半瓶香水。愛美，這是女性本能，這本能（口紅、香水）卻給她帶來禍事。
她擔任了瑞金縣副縣長，主管文教衛生工作。那一陣，贛州有外援項目，縣里也接待外賓，就傳染了跳舞的“毛病”。當時，在內地，跳舞算奢侈的活動。
可是，國際形象十分重要，上級要求，不但要把舞跳好，還要盡量注意儀表。黃長嬌身材高挑，正好與牛高馬大的外國人配對跳舞。她就塗了口紅，搽了香水。
舞場上飄浮著一縷縷香味，許多人經過她身邊，都情不自禁作深呼吸。漸漸地，有人私下議論，說她跳舞，還打扮，是典型的“紅色小資”。
“紅色小資”即紅色的小資產階級。流言蜚語傳到黃長嬌耳朵裡，她警惕起來，知道“紅色小資”搞不好會變成“白色小資”，所以首先要保持紅色本質不變。為此，黃長嬌特別注意嚴格要求自己，留下了兩個故事：
她40來歲，當了副縣長，仍把長她20多歲，年近70的農民丈夫陳殆興，從大山里接出來，扛著鋤頭尿勺種點小菜。陳殆興是個地道的農民，長年勞作，背已有點彎曲，溝溝坎坎的皺紋，佈滿黝黑的老臉。二人坐行在一起，常被人錯認為父女倆，鬧出不少笑話、傳說。對此，她毫不在乎並且暗暗高興，認為：革命者，就是能夠委屈自己。人生在世，吃苦頭不是壞事，吃虧或許是好事。
黃長嬌還有個弟弟，在贛縣老家種田，生活很苦，多次到瑞金探親。黃長嬌當縣官，要為其安排個工作，並不是難事。但她姐弟雙方都沒有那樣做，其弟，至今仍在贛縣老家種田，過著十分艱苦的生活。非但是弟弟，黃長嬌連自己的幾個親生女兒，也沒有安排工作，到她離休後，一個女兒才自己報名進了縣水泥廠，當了大集體編制的工人。
“文革”期間，她被打倒，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人搜查時看見口紅、香水，認為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情調。說她是小資產階級，也有人看在她沒有拋棄農民丈夫，沒有以權謀私的事實上，認為其沒有忘本，沒有腐化墮落，仍屬於“紅色小資”。
隨著運動深入，刷顏色與命名的遊戲，不斷變化翻新，她由紅色又轉為白色，白色轉為黑色，被命名為：瑞金縣的三把大“黑傘”之一。每次遊街示眾，“叛徒”、“特務”、“走資派”長長的隊伍，打頭的往往就是三把大黑傘。
所謂的三把“黑傘”，是指縣長與二個副縣長，其實，這三個縣長，卻是一家人。
縣長名叫劉輝山，即原地下黨的區委書記，有名的“紅色保長”。另一名丁副縣長，也是老幹部，現在二人均為黃長嬌的兒女親家。
三把大黑傘，挨打、批鬥最多，傷情也最重。挨了打還不准服藥。疼痛中想起，過去打游擊時有的戰友受傷，缺醫少藥，曾用過一個治傷的偏方：吃尿。於是，三把大“黑傘”，便暗暗喝尿療傷。
初時是吃童子尿。但有些傷痛吃童子尿不管用，就吃尿垢。當時，縣里許多屋角門後，樓梯下面擱置一口大缸或尿桶，作為“小便處”。三把大“黑傘”，便悄悄地去倒尿垢吃。所謂尿垢，即將一缸尿水倒去，沉底的那點濃渣就是尿垢，當地人又叫“尿膏”。三個人，不知“偷”吃了多少尿垢。
傷勢重，吃尿膏最多的是劉輝山。有一次他想不開，在菜地裡勞動時對黃長嬌說：“死了算了，以死來證明自己歷史的清白。”國民黨的牢房，黃長嬌坐過七次，進牛棚算什麼。她志堅如鋼，最經得打，也最看得透。面對冤屈、死亡、歷史和清白，她自有見解，神情自若地說：
“死，只能證明罪過。歷史，是人寫的，你不在了，他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什麼罪過都往你頭上套。命長才吃得飯久，活得越久說得越久，總有一天，什麼都說得清楚！”“是呵，我們不能死，一死就是畏罪自殺，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就更講不清楚，要牽連更多人受苦。”劉輝山到底是“紅色保長”，過去，“白色恐怖”中受的苦更少，如今命運讓他重新補課，卻也挺了過來。
挺過來了就是鐵漢。
熬過“文革”最艱苦的日月，“紅色小資”黃長嬌離休在家，守著老街幾間小屋，隨兒子生活，默默度日。
細雨霏霏，1993年清明節前。黃長嬌因心髒病住院，治療數月，病情好轉，出院。
那天，在家歇息，忽聞電視里哀聲大作，屏幕上出現一位中央首長追悼會。
追憶逝水年華，此公豐華正茂，恰是當年並肩戰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二蘇大”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曾在一塊開會，下鄉調查……
別來滄海事，思罷暮天鐘。
夕陽斜輝，晚風拂面，追憶悼念中，她悲傷過度，竟乘一縷輕風悄悄地滑向了永遠，終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