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毛澤東說這是不講政策

1929年2月下旬，紅四軍轉戰到東固山，與江西紅二、四團勝利會師。此時，已任紅四軍參謀長的袁文才和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的劉輝宵卻突然不辭而別，離隊出走。 毛澤東等人大吃一驚，細細了解，方知其中的原委。 還是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根據地前夕所召開的柏路會議上，曾出現過一個對袁文才、王佐極為不利的情況。 會議的第一個議題是傳達黨的六大有關決議精神，由毛澤東宣讀六大通過的各項決議。在傳達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時，毛澤東在中途突然宣布：“休息一下。” 許多人都不明就裡，只當是會議的中途休息。其實，這是毛澤東臨時採取的策略措施，因為決議案的第十個問題，是關於“對土匪的關係”，原文是這樣寫的：“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嚴厲的鎮壓”、“完全殲除”，如此激烈的言辭，如此嚴厲的措施，肯定會刺激“綠林好漢”出身的袁文才、王佐，使他們產生誤解。因此，毛澤東宣布休息，而且後來也再沒有在會議上宣讀這一段文字。 但是，中央的決議精神是不能隱瞞的。於是，就在柏路會議期間，毛澤東又召集開了一個小範圍的會，參加的有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王懷、龍超清等。毛澤東將在大會上省去未念的一段作了傳達，並就如何對待袁文才、王佐進行了討論。 王懷、龍超清主張殺袁、王二人，雖然他們有著土、客籍矛盾的動因，但打的卻是堅決執行黨中央決議的旗號。 毛澤東則不同意殺袁、王二人，他提出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的意見。毛澤東認為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是黨員，不屬“土匪”之列；王佐參加紅軍後，表現積極，也在斗爭中加入了黨的組織，因此袁、王不能殺。

到會的大部分同志都讚成毛澤東的意見。 經過毛澤東的耐心工作，會議最後作出了不殺袁、王的決定。 然而，袁文才最終還是知道了六大決議的這一段內容。這是在紅四軍轉戰到了東固時，他和劉輝霄偶然看到了六大的有關決議，直看得他們心驚肉跳。 他們不敢相信，更感到害怕，於是決定出走。 當時與他們一同出走的劉天林回憶說，在得知六大決議有關於誅殺土匪首領的內容後，他們“便商量好離開部隊逃回家去。當時，袁文才、謝桂標、劉輝霄三人各帶一支手槍，袁文才化裝做小買賣生意的，肩挑一擔爛籮，籮里放些辣椒、大蒜。籮是雙層底，駁殼槍就放在籮底中間。謝桂標挑著兩個布袋，布袋裡裝著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槍夾在手腋下，我和劉輝霄作為買牛皮的，劉輝霄夾一把雨傘，名為收買牛皮的小商人，我帶一付繩索，作為擔牛皮。繞山路走了20余天後，到達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鄉新源背，與周桂春（原紅三十二團特務連連長）接了頭，當時我們很高興。此後，當即返回寧岡，住在柏路梨樹山，時間是1929年4月（陽曆5月份）。”

袁文才等人悄悄地回到了井岡山，他深知私自離隊的錯誤，只得先秘密找到“老庚”王佐。 王佐弄清了情況後，向寧岡縣委書記何長工作了匯報。 寧岡縣委中的土籍革命派龍超清、謝希安堅決主張嚴肅處理，理由很簡單，也很正當：其一，六大決議有嚴厲鎮壓土匪首領的指示精神；其二，袁文才等人私自離隊就是個天大的錯誤。 何長工為難了，他只得向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報告。宛希先對袁文才了解較深，交誼甚厚，幾經斟酌後，決定給袁文才“黨內警告”處分，派往縣赤衛大隊任大隊長。 袁文才明白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性，因此對這樣的處理毫無怨言。他愉快地接受了處分，又積極地投身到保衛邊界的鬥爭之中。 然而，邊界的土籍革命派龍超清、謝希安等人對袁文才的不滿並未消除。

邊界土客籍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建立革命根據地之後，毛澤東和邊界特委做了大量工作，調解、緩和二者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黨組織內部加強思想教育，甚至採取組織措施，來化解矛盾、解決矛盾。 可是，效果並不明顯。以龍超清、謝希安等為首的土籍革命派，和以袁文才、王佐等為首的客籍革命派之間的明爭暗鬥仍時有發生。 本來，袁文才、劉輝霄等人調到紅四軍工作，就是為了緩解邊界土客籍的矛盾，不想他們自己又溜回來了。 袁文才再次捲入了邊界土客籍矛盾的激烈旋渦之中。 1929年冬天，宛希先被害事件，使袁文才與土籍革命派的矛盾發展到了與永新縣委、湘贛邊特委的對抗。 永新縣委書記劉真，不幸被土豪抓住殺害，有人造謠說是宛希先主使而為。永新縣委聽信謠言，組織永新縣赤衛隊向宛希先興師問罪。為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和工農紅軍做出了很大貢獻的宛希先竟因此而慘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與宛希先關係甚好的袁文才聞之非常氣憤，對永新縣委極為不滿。 永新縣委及當時永新的邊界特委委員朱昌偕、王懷等亦因此而與袁文才、王佐等結怨，竟發展到欲除之而後快的地步。 恰在這時，中共中央派的巡視員彭清泉（即潘心源）到了湘贛邊界。在這位巡視員的指導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贛邊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於田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 聯席會議討論了許多重要的問題，作出了一些正確的決策。 可是，這次會議在“左”傾思想的指導下，也接受了永新縣委及部分邊界特委委員的觀點，作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這樣，就將原本的內部矛盾，用組織決定的方式，上升成了敵我矛盾。 決策已定，缺的就是時機。

不久，機會來了。 2月2日，是農曆新年的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領部隊突襲茶陵江口，在蕉坪一舉抓獲了茶陵縣反動靖衛團的團總羅克紹。 袁文才、王佐抓羅克紹，是因為羅有一個30多人的兵工廠，能夠造槍，他們想利用羅為紅軍弄一些槍支。因此，在抓了羅之後，他們對羅並沒有為難，而是好言相勸。 寧岡縣委書記謝希安對此大為不滿，極力主張殺掉羅克紹。 袁文才、王佐沒聽謝希安的，只是將羅克紹作為人質關了起來。 謝希安一狀告到了邊界特委。於是，有了“勾結羅克紹，擾害永新赤色政府”的罪名。 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員來信”，說是要他們率隊配合紅五軍攻打吉安。一直認定“毛澤東是中央才”、只佩服毛澤東個人的袁文才、王佐，自然是欣然從命。

從命雖然是從命，但袁文才似乎也有不祥的預感。寧岡的老蘇幹蘇蘭春回憶道：“袁說：我去也可，不去也可。但不去又不行，人家會說我受編不受調，有人告了我的狀，今年年成不好。袁說著從內衣口袋拿出一本書說：裡面有一句'半天飛一石，打破水中魚'，說不定這關難過。” 22日傍晚，袁、王率隊到了集合地永新城。這裡果然來了邊界各縣的地方武裝，一派編隊打吉安的緊張氣氛。 晚上，袁、王參加特委召開的會議。主持會議的中央巡視員彭清泉以整頓思想為由，不點名地指責袁、王，列舉了“受編不受調”、“反對分田”、“勾結土豪，破壞蘇維埃政府，擾害永新赤色政權”等數條罪名。袁文才、王佐對此偏聽偏信的責難十分惱火，但仍耐著性子一一作了辯駁。

彭清泉容不得袁、王的解釋，他氣憤地把白朗寧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你到底有沒有錯？” 袁文才也不示弱：“我錯誤是有，問題並不是你們說的那麼嚴重。” 火性子的王佐更不吃這一套，他也把手槍往桌上一拍，與彭清泉對峙起來。 會議弄得不歡而散。 23日，一切好像都還正常，特委還弄來大量酒菜款待袁、王部隊。可其他縣的部隊正買白布編帶子的現象，引起了王佐的警惕。 王佐對袁文才說：“老庚，這次恐怕兇多吉少，還是把隊伍帶走，退到九隴山去。” 袁文才不相信：“不能多疑，那有自己打自己人的。”末了。他還加上一句：“你真是牛眼睛，把人看成禾桶大。” 王佐氣得回敬一句：“你是鵝眼睛，把人看得太小了！”

其實，22日晚，彭清泉和湘贛邊界特委就已經去信、去人，找到彭德懷，請求紅五軍派兵立即解決袁、王。 數十年以後，彭德懷在其自述中談到了當時的情形：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當時，軍委開了臨時會議，我和特委共同決定，派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帶四縱隊一部分（離永新城30裡）接近縣城。 假使當時特委同誌所報非實，那就特委同志也有責任，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 紅五軍四縱隊23日晚星夜出發，於24日拂曉趕到了永新城，隨即包圍了袁、王部隊。 悲劇終於發生！ 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一個衝進袁文才的房間，袁文才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被朱昌偕開槍打死在床上。王佐聽見槍響之後，帶著幾個親信往東門逃去，未料通往寧岡的東門浮橋已被拆斷，王佐等人只得涉水過河，水急河深，不幸淹死在東關潭里。

曾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袁文才、王佐，就這樣死於非命，成為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犧牲品。 這是井岡山斗爭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幕。 袁、王之死的直接後果是袁、王兩支革命武裝隨之消亡，袁、王的一些親友和部屬，被推向了革命的對立面，相繼“電省反赤”；袁、王之死的重大影響是井岡山軍事根據地的隨之喪失，而且，紅軍部隊後來雖多次力圖恢復，但均未奏效；袁、王之死的沉痛教訓是必須防止“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發生，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袁文才、王佐被錯殺後，毛澤東深為惋惜，他曾多次說：殺袁、王兩人是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 全國解放後的50年代，袁文才、王佐的冤案被平反，他們二人也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毛澤東握著袁文才妻子謝梅香老人的手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這是對袁文才、王佐的公正評價。 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是井岡山根據地後期鬥爭的一大悲劇。 袁、王二人死後，井岡山軍事根據地完全喪失。 有人將其原因歸咎於袁、王之死，自然有一定道理。因為紅軍因此失去了當地支持袁、王的群眾的信任。 然而，袁、王之死並非井岡山根據地的終結。 從井岡山走出去的紅四軍和紅五軍，雖然沒有再回到過井岡山，重現紅色割據的局面。但是，這兩支經過井岡山斗爭考驗的紅軍部隊卻創造了更為驕人的戰績：紅四軍轉戰贛西南、攻占吉安，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最後開闢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 紅五軍在湘鄂贛及湘贛邊界艱苦奮戰，使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革命根據地迅速崛起。 兩支紅軍部隊的聲勢更大，軍威更壯。紅一軍團、紅三軍團，乃至發展到紅一方面軍。 這是井岡山斗爭的延續和發展。 紅軍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革命有了更廣闊的發展天地，這不是比重新恢復井岡山根據地更有意義嗎？ 井岡星火，最終發展成為燎原烈火。這，就是井岡山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曾高度評價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偉大歷史功績：“邊界的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