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打仗、籌款、宣傳群眾

“打仗、籌款、宣傳群眾”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為工農紅軍提出的三大任務，它反映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當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不久，毛澤東就提出了“軍隊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口號。以後，工農革命軍每到達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組為單位，分散到各村去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農會。寧岡、永新、遂川、茶陵一帶，都是這樣逐步地建立起了紅色政權，發展了革命根據地。但“打仗、籌款、宣傳群眾”三大任務的正式提出，卻是在工農革命軍第二次攻打茶陵縣城之後。 1927年11月18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在團長陳皓、黨代表宛希先率領下，第二次攻占茶陵縣城。 茶陵工農群眾喜出望外，熱情接待著這支為窮苦人打天下的隊伍，有的從幾十里外的鄉村趕來看望，有的積極籌糧籌菜，為部隊提供給養。甚至城鎮的商人、土豪劣紳也向他們獻殷勤。

可是，工農革命軍進城後，除了委派了一個新縣長外，其餘一切照舊，部隊在城裡過著靠農民籌糧、向商會派款的悠閒日子，而團長陳皓、副團長韓昌劍、參謀長徐庶、一營營長黃子吉等人更是沉溺於花天酒地之中，自己不做群眾工作，也不讓部隊去做群眾工作。 黨代表宛希先對陳皓一夥入城後的所作所為極為憤慨。為了製止他們的錯誤惡性發展，在寫信給毛澤東請示如何建立政權的同時，也匯報了陳皓一伙的種種行為。 毛澤東接信後，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回信指示：“新的政權不能按國民黨那一套搞。要成立工農兵政府，發動群眾開展鬥爭。”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宛希先召集茶陵縣委、總工會、縣農會負責人和軍隊各連黨代表開會，宣讀毛澤東來信，重新討論了茶陵縣的問題。經過協商，決定組成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一致推舉印刷工人出身的縣總工會主席譚震林擔任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主席。

11月28日，井岡山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立。 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的陳皓一夥，心懷不滿，一方面記恨於宛希先，想方設法排斥宛希先等同志的正確意見，一方面則起了反水歹心，夥同他們的同僚走卒，開始進行叛變革命的陰謀活動。 12月26日，國民黨第八軍吳尚部糾集湖南數縣的反動武裝挨戶團，向茶陵縣城發起了猛烈進攻。工農革命軍在宛希先等指揮和茶陵縣各界人民的支持配合下，與敵人展開了英勇激戰。 但終因敵我力量懸殊，戰勢越來越不利於工農革命軍。宛希先等主張率部撤退。可是已暗中與國民黨新編第十三軍方鼎英部勾結的陳皓，不顧宛希先等人的極力反對，提出“背水一戰”的口號，下令拆毀城東門河上的浮橋，切斷工農革命軍東回井岡山的退路，聲稱要在茶陵打一場防守戰。

碰巧，原在大汾遭襲擊時與主力軍離散的張子清營這時從桂東趕到了茶陵，共同禦敵。在工農革命軍彈藥即將耗盡的嚴重時刻，陳皓懾於張子清等人的威力，只好同意部隊撤退，但藉口浮橋已被拆毀，無法東渡，只有南撤。其目的就是企圖投靠方鼎英部。 12月27日上午，部隊到達茶陵城南面的湖口圩。 在這裡，為部隊是東上井岡山，還是南下酃縣、桂東？宛希先、張子清等與陳皓一夥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宛希先等堅持率部東上井岡山，回到毛委員身邊去；陳皓一夥則以打下酃縣城，進一步擴大政治影響為幌子，堅持率部繼續南下。 爭論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意見相持不下。狗急跳牆的陳皓，只得拿出了團長的架勢，強令部隊南撤。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工農革命軍指戰員懾於團長的命令，只好向南行進。但行進的速度非常緩慢。剛出湖口不遠，隊伍裡由後向前傳達著“毛委員來了，部隊立即回到湖口宿營”的命令。

原來，一直對住在茶陵的工農革命軍放心不下的毛澤東，從國民黨報紙上得到湘敵大舉進攻茶陵的消息後，顧不上腳疾未癒，決定親自來茶陵。 12月25日，他帶著20餘人從茅坪出發，趕了幾十里山路，於次日傍晚趕到離茶陵城三四里的中瑤村。因對城內情況不明，忙叫赤衛隊員去偵察。很快，赤衛隊員回來報告：城東門河上的浮橋拆毀，工農革命軍已向南撤退了。 毛澤東決定連夜向南追趕部隊。在群眾的幫助下，毛澤東一行於27日下午趕到了湖口圩。得知部隊已向酃縣方向前進，覺得情況緊急，立即命令警衛員追上部隊，傳達他的命令。 接到毛澤東的命令，部隊很快返回到湖口。 毛澤東連夜召開了連以上乾部緊急會議。會上揭露了陳皓等人與方鼎英部勾結、企圖叛變革命的陰謀，討論確定了部隊的行動方向。

12月28日早晨，毛澤東在湖口圩東側一塊稻田裡召開了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員大會，公佈了陳皓一伙的罪行，逮捕了這夥叛徒，宣布由張子清代理團長。 會後，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回師井岡山。 29日，在寧岡礱市的沙洲上召開了工農革命軍指戰員大會，處決了陳皓等4個叛徒。這是毛澤東成功地在我黨我軍內部領導進行的第一次肅反斗爭，清除了隱藏在黨內軍內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新生的幼年紅軍遭遇到一場極端嚴重的危機的時候，毛委員挽救了年幼的紅軍，挽救了革命”。 正是在這個處理陳皓一夥叛徒的大會上，毛澤東總結了攻打茶陵的經驗教訓，首次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他說：中國有史以來，官兵都是騎在老百姓頭上的，現在老百姓見我們和顏悅色，就像是見到了皇帝開恩。我們是工農革命軍，只是對群眾態度好還不夠。

我們每個人是戰士，也是宣傳員，不僅要打仗，還要向群眾宣傳我們的主張，組織群眾，武裝群眾。說到這裡，他停了停，隨即伸出雙手，用右手手指一個一個扳著左手手指，邊扳手指邊逐條宣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湖口風波”，處置了四個叛徒，宣布了三大任務。 處置了叛徒，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工農革命軍；宣布三大任務，徹底劃清了人民軍隊與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 對工農革命軍指戰員來說，軍內出現叛逃者，並不少見；可是，毛澤東由此提出了工農革命軍有三大任務，他們卻是聞所未聞，真是新鮮事！ 認真想一想，卻也不無道理。

1927年10月，工農革命軍在茅坪安家後，曾派出兩個連經酃縣到安仁打土豪。這一次行動頗有收穫，沒收了土豪一批資財。按理，應該將這些資財分給貧苦群眾，以發動群眾起來鬧革命。可他們研究了很久，誰也不知道怎麼辦，只是考慮到怎樣公平合理地把這些資財分給全體士兵。 於是，部隊被帶到了一塊空地上，兩個連的士兵混合編隊站在了牆的一邊，而牆的另一邊則堆著事先擺好的資財。一切準備停當後，就喊起來：“第三隊前一名出列”，“倒數第二隊後一名出列”……就這樣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資財分掉了。 這種如同“綠林”的做法，與工農革命軍稱號極不相稱。而那時革命軍的官兵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以為官兵平等、人人均分，這就是革命。可見在毛澤東未提出“三大任務”之前，他們是想革命而不知道怎樣革命。

現在，毛澤東向工農革命軍提出了“三大任務”，幹部、戰士對於革命的含義才有了新的認識，才知道除了打仗消滅敵人外，還要做群眾工作，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還要籌糧籌款，自己解決經濟給養，不能全依賴地方。 工農革命軍指戰員耳目為之一新。 以後，毛澤東一再要求紅軍指戰員：人人要會打仗，人人要會做宣傳群眾的工作，人人要會做組織群眾的工作。每個紅軍戰士既是戰鬥員，又是宣傳員、組織員。 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後，立即兵分三路到於田、草林、大坑等地發動群眾，開展打土豪、籌款子的游擊活動。這次行動取得了做群眾工作的很好經驗。以後，工農革命軍每攻克一處地方，都把做群眾工作擺在首位。 同年5月，朱毛兩軍會師組建紅四軍後，毛澤東在向部隊進行戰鬥動員的時候，又一次強調了革命軍隊擔負的任務。當時聆聽了毛澤東報告的蕭克數十年後回憶道：隊伍集合在一片蔥綠的山坡上，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對我們講話。他說：紅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革命軍隊除了打仗消滅敵人以外，到一個地方，還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農民協會；第二，建立赤衛隊、暴動隊、游擊隊；第三，建立蘇維埃政府，寧岡老百姓的話，“我”叫“埃”，他們認為蘇維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第四，建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農民協會、游擊隊和政府。

紅軍第一次打下永新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即派出部分乾部戰士深入群眾當中進行宣傳發動工作。紅三十二團便留下了兩個連及一個獨立營專門做地方工作。時為紅四軍第三十二團黨代表蔡協民的夫人曾志回憶道：“我們機關工作的干部和連隊的戰士合編在一起，三人至五人編成一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動。白天隱蔽在群眾家裡訪貧問苦，做宣傳、組織群眾的工作。晚上偷襲敵人，這裡放幾槍，那裡打幾槍。有時敵人也經常出來騷擾，他們一來，村子裡的老百姓、赤衛隊和乾部就往山上撤，敵人一般不敢在村里久住，他要住下，晚上不得安寧。地方上的干部熟悉地形，到了晚上爬到他們的門口，擲個土手榴彈，放幾槍。甚至用洋鐵桶放鞭炮，弄得敵人暈頭轉向不敢輕易出來。我們就是用這種辦法牽制敵人，做建立政權的工作。”

不僅是在佔領一個地方後，就是行軍途中，毛澤東也要求部隊做好群眾工作。他專門為部隊指戰員設計了一個調查表，內容是每天行軍的沿途情況：包括經過了什麼地方，行軍的里數，道路的情況，是大路、小路，還是石板路，山林、樹木、河流、橋樑的情況，沿途兩邊土地的情況，面積多大，地裡種什麼，是水田還是旱地，村莊的情況，有多少人口，房子是土房還是瓦房，有沒有碉堡，村莊位置朝向，是靠山面水還是平原，村莊與村莊間的距離等，還有沿途所見的其他動態。通過這種調查，為日後開展群眾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紅軍指戰員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一到宿營地，就到老百姓家去訪貧問苦，宣傳紅軍的宗旨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曾志回憶說：“如果部隊在那裡宿營三天，我們的工作內容就更多了，一是部隊要休整教育，整理內務並休息一下；二是我們要分頭到貧雇農家裡進行宣傳和調查工作，調查他們那里土豪劣紳的情況，貧雇農的情況。當時沿途要籌款，先調查清楚了，知道了哪個地主最有錢並且最壞，我們採取罰款的形式，限他們當天或第二天交出；知道哪個大地主家有糧食，我們就做訪貧串連工作，做好動員工作，然後開倉濟貧。……凡是住上幾天的地方，我們都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進行宣傳。開會的時候，我們在下面觀察群眾在會場上的表現，從中物色貧雇農中的積極分子，對那些真正積極的貧雇農，就秘密給他們組織貧雇農團，他們三人、五人組成秘密組織，實際上就是播下了火種。” 1929年12月，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古田會議決案》中，毛澤東總結了井岡山斗爭經驗，對工農紅軍的三大任務進一步作了理論上的闡述，明確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隨著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人民軍隊三大任務的個別具體內容有所變化。如抗日戰爭中，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毛澤東就將打土豪籌款改為生產；解放戰爭後期，面對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形勢，毛澤東又將生產隊的任務改成工作隊。但不管怎樣變化，三大任務的基本內容卻一直延續下來了。 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三大任務”為紅軍“三位一體”的任務。 正是由於毛澤東長期在軍隊中強調三大任務，並在實踐中創造了貫徹這三大任務的一系列方法，從而使人民軍隊能夠形成一種以往軍隊所沒有的全新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