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七章“當陽橋頭一聲吼”

劉紹南、熊傳藻講完石首的情況，又講了當陽鄂西挺進大隊的建立和江陵重鎮彌陀寺的暴動。 當陽縣委按照鄂西特委的暴動部署，於9月7日成立了由縣委書記李超然為總指揮、汪效禹為副總指揮的農民暴動指揮部。 當陽即中張飛一聲怒吼，喝斷當陽橋，使水倒流之處。其縣內的瓦倉地處當陽遠安交界處，這裡較為偏遠，敵人統治勢力弱。當時，能參加暴動的農民自衛軍達二千餘人。附近觀音區的農軍有八百餘人。 9月11日，鄂西特委在當陽城區的洪市坪召開特委和當陽、遠安縣委聯席會議，檢查起義的準備工作，研究各地配合瓦倉行動的問題。認為暴動的條件具備，按原計劃行動。李超然遂將暴動隊伍集中軍訓，並籌集武器彈藥。 9月14日夜，暴動開始，李超然、汪效禹率領農軍，直撲設在廟前碼槽的團防局，與此同時，瓦倉各鄉暴動一起行動。觀音區的農民亦同時行動，一夜之間，拘捕、處決了大劣紳數十人，暴動取得了勝利。次日，在廟前成立了瓦倉區工農革命政府，主席傅殿雲。繼而城區九子山、遠安縣的南鄉等地也相繼暴動，暴動造成了百里的割據局面。

暴動勝利後，汪效禹即將暴動隊伍進行了整頓，準備向當陽城發動進攻，意欲奪下當陽後，向江陵、公安方向發展。正在他聯絡宜昌革命力量之際，當陽縣團防糾集了南漳、荊門、遠安等處團防武裝，進攻瓦倉。工農革命軍畢竟是沒經過訓練的武裝，且武器低劣，雙方交戰，革命軍即大敗，團長汪效禹犧牲。 第二天，由黃冠柏收集了打散的農軍，轉移到外縣，成立了鄂西挺進大隊，由汪文化、黃冠柏任正副大隊長。在當陽、瓦倉暴動之際，鄂西特委又策劃了彌陀寺暴動。彌陀寺乃江陵縣重鎮，與公安縣相鄰。鎮上的人土豪卞卜哉、譚洪清、鄧禮成合稱彌陀寺“三大家”。這三大家中，卞卜哉為首，有田1.2萬畝，房屋僅彌陀寺即42棟，開設著花糧行、榨油坊、典當舖等6個大鋪面。流動資金達百萬元之多。在沙市、武漢、上海等處置有房產，經營有商業。卞卜哉的次子卞永豐是區團總。卞永豐開商號、開當舖，私自發行“永豐和市票”，買空賣空，巧取豪奪，重利盤剝百姓，卞家的地租，比一般地主每畝多收二斗。還不起債的窮人關在家中私設的黃桶牢裡。譚洪清有田5000畝，資金8萬塊銀圓。鄧禮成有田7000畝，資金20萬塊銀圓。 “三大家”結交官府、走動衙門，稱霸一方。卞卜哉還養著團丁百餘人槍，名曰“保商團”。卞等大土豪生活糜爛，對窮人敲筋詐髓，百姓恨之入骨。鄂西特委決定剷除這個惡霸，由此點燃江陵、公安及鄰近的各縣的暴動烈火。

9月19日，樊學賜、鄒資生奉命率農民自衛軍三百多人，在鄭公渡會合， 進駐公安縣的城南平鎮。 樊學賜、鄒資生都是當地民眾公認的農民領袖，為當局側目，豪紳膽寒。時樊學賜、鄒資生徵集了民船數十隻，做好了暴動準備。鄂西特委決定，攻打彌陀寺的暴動隊伍分為三路，一路由樊學賜指揮，一路由鄒資生指揮，一路由公安縣人民自衛團團長、共產黨員楊榮祥指揮。 9月22日，三路暴動人馬分別由虎渡河東西兩岸水陸並進向彌陀寺進發。三路人馬邊走邊做打土豪為農友報仇的宣傳。這樣，在部隊經過的路上，又有許多貧苦百姓加入這三路人馬之中。到了晚上，三路人馬包圍了彌陀寺。彌陀寺之敵早已於半月前就獲悉公安縣人民自衛團要攻打彌陀寺的風聲，遂深挖了護城河，構築了碉堡，在鎮周圍五個要道日都設了卡，配了2支步槍和2把馬刀守衛，對出入行人，嚴格盤查。

23日清晨，天降大霧，對面不見人影，天地灰濛蒙一片。楊榮祥、樊學賜、鄒資生率3路人馬，借助濃霧的掩護，向彌陀寺發起了總攻。一霎時，槍聲、喊殺聲四起，鎮中的保商團，並不想給“三大土豪”賣命，聽到驚天動地的喊殺聲，個個膽顫心驚，慌忙打了幾槍，丟下槍支彈藥和馬匹，向虎渡河的進水口——太平口逃去。楊榮祥一馬當先，衝進鎮中。隨即，暴動人馬也一擁而入，佔領了彌陀寺。卞卜哉等土豪由於事先已逃到了沙市，沒有抓住，樊學賜、楊榮樣、鄒資生等在攻打彌陀寺之前下令：非土豪劣紳不准捕捉，非當場反抗之敵不准槍殺，因而，農軍進入彌陀寺後，楊榮祥即指揮農軍，除了沒收卞卜哉等3家大土豪的財產外，對中小商家則秋毫無犯。沒收的金銀珠寶細軟用船裝回充軍需，糧、油、布、鹽等均分給了窮人。被卞卜哉關押在“黃桶牢”裡的貧苦農民，也都放了出來。當卞卜哉之弟卞家訓被農民抓住後，當地市民證明他一貫從事商業，未曾參與作惡情況，樊學賜立即將其釋放。五十多年後，卞家訓的後人們談起彌陀寺暴動時，還以感激之情讚揚樊學賜執行政策正確。

當天下午，暴動隊撤離了彌陀寺。時卞卜哉在沙市聞暴動攻占了彌陀寺，便急忙向當地駐軍報告，請求平暴。駐宜昌的魯滌平第二軍即令駐沙市的鄭華堂的三十七團前往鎮壓。鄭華堂率所部接近彌陀寺後，遠望暴動隊伍浩浩蕩盪，沒敢上岸，而是空放了幾槍調頭而回。 彌陀寺暴動的勝利，鼓舞了鄂西各地農民的革命鬥爭，推動了江陵、石首、松滋等縣的暴動鬥爭。時暴動隊員搭台唱戲，唱《張飛喝斷當陽橋》。當戲演到張飛一聲大吼，嚇退百萬曹兵之際，看戲的隊員和百姓都鼓起了掌。 彌陀寺暴動勝利後，特委及暴動指揮部鑑於當陽起義軍未前來策應，沙市的工人武裝亦未能如期配合，周圍敵軍虎視，負責人內部又各抒己見，因而，暴動戰果難已再擴大。 湖北省委了解這一情況，即派任旭前往，部署10月15號再次舉行暴動，造成獨立暴動區域及向西發展。任旭到了沙市，見到特委書記張計儲，對張計儲說：“省委的意見，擬起用楊榮祥為鄂西農民革命軍總司令。”

張計儲說：“楊榮祥在群眾中確有威信，足以能夠領導公安的武裝。” 當下，張計儲與楊榮祥談了省委的意向。楊榮祥說：“黨組織這樣重用我，我很感激，不過我已年過五旬，體力已大不如前。雖然我已是個黨員，可剛剛入黨，對共產黨的一套還都不太明白，我還是任副司令吧，司令留與更合適的人。” 9月29日，鄂西特委在鄭公渡召開了軍事會議，特委尊重了楊榮祥意見，遂將總司令改界劉百承，以楊榮祥為副司令，下設兩路總指揮，第一路為孫志豪，第二路為餘開勉。這時候，魯滌平的第二軍的教導團，已由宜昌開到沙市，會同鄭華堂的三十七團進駐了沙湖壩與彌陀寺，向公安取包圍之勢，駐湖南澧州津市一帶門炳岳師也向鄒資生隊伍“圍剿”。當時，鄂西特委在公安能指揮的人槍五百餘，決定再次舉行暴動，然由於強敵壓境，暴動未能舉行。

之後，楊榮祥和鄒資生一起，帶領農軍，在打“棒老二”的口號下，開展反捐稅、殺土劣的鬥爭。 門炳岳師壓迫公安後，決定對楊榮祥取“撫”之策，派了國民黨公安縣縣黨部委員陶堯階到陳祠橋勸降。楊榮祥得知其來意後，令放土銃將其轟走，並以此表示了自己的決心。敵人又派了與楊榮祥有深交的地主李士遠去說，又被楊斥走。敵人惱羞成怒，遂令公安七區團總吳克章率六十多人槍向陳祠橋偷襲，結果，反中了楊榮樣的誘敵之策，吳大敗而逃，幾乎性命不保。 這時麻豪口的團防頭子謝博民，有反水的跡象。楊榮祥決定深入到謝部做策反工作。陳家橋留李金生率農軍堅持。 1928年元月，國民黨公安縣政府乘楊榮祥去麻豪口之際，派了團防數百名，從白林崗、龍翔、閘口3個方向合圍陳祠橋，李金生聞訊，主動率隊伍撤出，而後，打敵措手不及，打得敵軍狼狽不堪，大敗而逃。

楊榮祥在策反謝博民武裝時，謝反動本性不變，竟然背著楊榮祥縱容其手下的二小隊長打家劫舍，禍害百姓。楊榮祥查明此事後，即將這個小隊長處決。謝博民遂策劃殺害楊榮樣，楊察覺後及時脫身，回到陳祠橋，與鄒資生一起，造成了陳祠橋、南五洲的紅色割據局面。 樊學賜因為家鄉觀念和個人英雄主義嚴重，且與鄂西特委的部署持不同意見，湖北省委了解這一情況後，要任旭轉告特委書記張計儲，將做好樊的工作。正這時，樊學賜率隊伍向桃桃垸轉移時，與敵三十七團相遇，樊部還沒甩開三十七團的糾纏，門炳岳師的一個團和津市保衛團的又圍了過來。樊部大敗，混亂中，樊學賜帶兩名護兵匆匆逃走，隱蔽在澧縣澧安垸朋友鄭久朋家中，數月後為平素以“老庚”相稱的叛徒出賣，被殺害於公安縣城西門外。行刑時，其被剝光上衣，五花大綁。敵人將其頭割下，又開胸剖膛，挖出心肝，並不准家屬收屍。英雄死得極為慘烈。時年28歲。

楊榮祥、鄒資生在陳祠橋一帶與敵周旋之際，覃濟川率領澧縣、公安一部分武裝，奉特委、省委之命，聯合澧縣武裝，向湘鄂川邊轉移。時覃濟川被任命為湘鄂川邊游擊隊總司令。當覃濟川率隊由石子灘假道松滋至湘鄂邊時，麻豪口的謝博民得知此消息，寫信給澧縣挨戶團主任熊伯範，令其將覃殺害。 覃濟川率領的公安縣人民自衛團內有個大隊長叫蔣海峰，熊伯範與其關係極密。熊伯範便與蔣海峰在澧縣鹽並策劃殺害覃濟川的密謀，決定在公安、澧縣交界處的齊家峪，趁覃濟川不備時將其殺害。 10月22日，覃濟川率所部百餘人，行到了公安、松滋、澧縣三縣交界處的小鎮石子灘，派人與熊伯範聯絡。熊當時以紅色面孔出現。熊將覃濟川隊伍誘至齊家峪，這裡甚為荒僻，且坐落著兩個地主莊園。熊伯範與蔣海峰把覃濟川安排在一莊園處，又假惺惺地請覃濟川等領導人商討軍事。是夜，覃濟川與公安縣委書記胡竹銘、 常委委員劉煊一起被殺害，覃濟川時年2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