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香港不知道要打多少場官司，能夠進入法庭親眼看一看、親耳聽一聽香港的法官如何斷案，我一直在尋找機會。
2006年8月22日，我帶著一身的“莊重”，第一次走進了香港的法庭。上午九點半，這是法院兩個月前就已經通知原告、被告雙方准確的開庭時間，我是“被告”的陪同，不敢在時間上有誤，而且開庭的法院遠在沙田，離我居住的港島不僅隔著大海，中間還隔著好大一片九龍的土地，所以那天早上一起來就出了家門。然而到了法庭，過了半小時，已經是上午十點了，沒有動靜；又過了一小時，十一點了，還聽不到法庭的召喚。最後，原告、被告雙方一直等到了十二點出頭，有人才通知接下來該輪到我們了，大家都隱忍著不滿，尤其我朋友，是為“被告”，心裡擔心著自己的命運，一口埋怨的“大氣”都不敢出。
過去我在內地，因為經常需要採訪案件多次進出法院，對內地的法庭可以說並不陌生。
內地的法庭和香港的在我的想像中，後者可能更正規、更神聖。然而那天，我陪著“被告”先後走進了2號、1號兩個法庭，眼前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了“意想不到”，弄得我不僅亂了視野，而且也亂了方寸。
先說2號，這個法庭不大，沒有陪審團。法官的席位高高在上，下面依次擺著書記台、雙方代理人以及“被告”的長條桌子，左手一個L形、被白色鋼管圍住的區域，我想應該是提供給沒有取保候審的“被告”站立的地方，然後再往後，左、右兩側就都是旁聽席了。
還好，一坐下，大法官幾秒鐘之內就從內門走進了法庭。法警隨即喊了一聲“起立”，所有人都迅速站起，再坐下，庭已經“開”了。控方開始由一位普通話翻譯向被告宣讀起“起訴書”，之後法官輕輕地問“被告”：“你認不認罪？”我的朋友按照事先已經和律師商量好了的準備，說：“不認。”接下去大家都以為一場“馬拉松”式的司法大戰就要拉開帷幕，然而我的耳朵豎得直直的等著大法官往下發話，大法官是個香港人，低聲說了一連串廣東話，我還沒有來得及理解透徹，恍惚中只記住最後法官說“現在給你們少少的時間，出去商量一下”，他自己就先起身離席，整個過程大約也就用了一刻鐘——
大法官究竟在法庭高處說了一段什麼話？到了庭外，大狀（大律師）和他的助手律師才向我們慢慢解釋。原來大法官剛才在庭上講的是今天上午已經沒有時間了，下午他還可以再審兩小時，但是這個案子兩個小時的時間肯定審不完，而明天他又約了其他的案子，所以法官讓“被告”出來商量，就是建議我們接受法院下一次重新安排的開庭時間，另外再換法官……
什麼？ “重新安排開庭時間”？ “另外再換法官”？這不是開玩笑嗎？
這一次開庭“被告”就已經戰戰兢兢地等了兩個月，兩個月，“被告”過的是怎樣“等”的日子？人一步也不得離開香港，身體如坐移民監，而心靈所受的煎熬滋味兒更糟。為了這次開庭，北京來了多少被告的親戚朋友，所有人除了請假誤工、車馬旅費，此外還有一顆顆沉重的心，這些“難處”法官大人如果說不清楚，“大狀”和助手律師也不知道？ ！
香港的法律與內地的體系完全不同，一個適用“歐美法系”，一個適用“大陸法系”。大法官開庭，一上來根本就不用聽案子，不讓雙方的律師拿出物證、人證，而是一開庭就讓控方宣讀“起訴書”，然後直接問被告認不認罪，如果被告說“認”了，以後的所有程序，包括律師辯護、法庭辯論、被告自述等等就都不用走，該罰款、該收監、該拉出去找個地方槍斃馬上就可以執行；可是如果被告說“我不認罪”，大法官這時候才有必要真正忙起來，才會認真地了解案情，審判和判決隨後也才會開始。
“重新安排開庭時間”？
下一次又不知道要等到幾個月後。
“被告”當場就哭了。 “大狀”的助手律師因為也是女人，到底還有點同情心，也忍不住當著我們一群內地人開始“控訴”香港法院的種種“糟糕”：“嗨，你們不了解香港，香港的法院就是很亂，法官一天可以約來4個案子，但是昨天拖堂的那個，你們看今天就佔去了一個上午，我們今天還是第一個，後面還有案子在等，沒有辦法，真的是沒有辦法。”
一個法制社會，香港法律神聖得令人敬仰、令人敬畏，但是誰來製約法官？
“開庭的時間是法官自己訂的，現在說不審就不審了？這不是拿人開涮嗎？！”
我以為面對一群人的質問，“大狀”和他的助手律師一樣會很尷尬，會用好言好語安慰“被告”。但是“大狀”沒有，一點悲憫之情也看不出，因為他一關上法庭的門，看到已經在流淚了的“被告”，竟然問：“唉，你為什麼哭？”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還是認為另外開庭對“被告”未必是件壞事情，接著就講：“不要在這個法官的庭上開庭可能更好，因為這個法官壞，下一個會好。”我聽了他的話簡直莫名其妙，插嘴問他“此話怎講”？為什麼說“這個法官壞，下一個會好”？ “大狀”解釋：“這個法官判的案子有罪的紀錄多，下一個法官判無罪的紀錄多。”我願意理解“大狀”這樣講並不是因為水平過低或者沒有職業道德，而是由於語言的障礙，用普通話不知道怎麼安慰我們。但是，如果早知道“這個法官壞”，為什麼不事前做做工作避開本案在今天開庭？如果說不能挑選，同樣的邏輯，“大狀”又怎麼會預知下一次開庭一定會趕上“一個好的法官”？
在香港，律師的資質不同，代理辯護的要價、收費也不同。我不清楚本案被告所請的“大狀”具有什麼樣的資格，但聽朋友講這位“大狀”看得出很有水平，他堅持兩位被告雖然觸犯了香港的法律，但是“不知者不為罪”，因此勝訴的把握比較大（不然第一次開庭就讓被告認罪了）。但是這位“大狀”每次約見被告“談話”，收費可是不菲，一小時高達6000元港幣，他的助手一小時3500，每次“談話”，一小時的時間哪裡打得住？一次開庭的代理費是18000，即使這一次“庭”只開了一個頭，“重新安排開庭時間”，又一筆費用也是不能少——半分都不能少！
由於反复考慮名聲以及財產更大數目的損失等等利弊，“被告”以及家人最後不得不接受法官的建議等待下次開庭。接著所有人就都由助手律師領著移步到1號法庭，在這裡我又領略了另一番香港法庭的景象——
簡單截說，1號法庭比2號的更大，和外國電影裡的樣子更像，但是這裡的氣氛非常“混亂”（這樣形容如果有一點貶義，我可以換成“忙亂”），為什麼這樣說？首先，我們被帶進法庭，悄悄地在旁聽席上坐下，上一個案子還沒有審完，身旁不斷有人進進出出；法庭之上，好幾種聲音像排球場上的一傳手和二傳，此起彼伏，令人的耳朵沒有一點空閒。原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城市，涉嫌犯罪的人員也有不同的國籍，我們進來之前，法官（不是中國人，一位滿頭白髮的外國老大爺）正在審理一宗馬來西亞女人的盜竊案，“起訴書”用英語進行，翻譯把英語先翻成廣東話，再由廣東話翻譯成馬來語，這樣你傳我，我傳你，同聲翻譯，沒有間斷。
好不容易，馬來西亞的女案犯被法警帶出了法庭，我們以為下面該輪到接受我們的“申請”了，誰知道另一個外國人其實還排在我們的前面，於是不同的語言又開始一傳二、二傳三，同聲翻譯，此起彼伏；等到這個人也當堂認罪了，再一位男人還排在我們前頭，這位香港中年男子被訴與一位16歲的女孩在？菖時？菖地發生了性關係，“起訴書”被法庭的一個年輕女子宣讀得磕磕絆絆，聲音又很小，我還是聽不清。此時，我真是由衷地佩服香港的法官，一年365天，多少天得坐在這個永遠的是非之地，不僅眼觀六路，而且還要耳聽八方，精神在這紛亂的場合怎麼能高度集中？
急也沒用，不知道又過了多長時間，法庭終於叫到我的朋友的名字了，律師立刻回頭大喊“被告”，可是偏偏此時，我的朋友離開旁聽席出去打電話，通知她的姐姐庭不開了，下午不要再往這趕，於是立刻又有人出去把慌慌張張的“被告”從外面拉了回來……
哦，香港的法庭。
市場？門診部？我的腦袋里當時就是這樣的聯想。
什麼是神聖與尊嚴？此時“安靜”在我看來已經成了第一需要。然而香港的法庭，哪裡有一分鐘的“安靜”？至少在那天的1號法庭，我的朋友還在向外國大法官委屈地“申請”更換時間重新開庭，法庭中央，各方代理人已經在不停地嘩啦嘩啦地收拾紙張，一片釘書器的聲音咔咔咔咔四下放射，書記員也已經在辦理上一個案子的相關法律文書。整個法庭各干各的，人人都在忙，一切都顯得很正常，很有效率，誰對誰都彷彿構不成乾擾。
我眼見著這種情況，忽然想起自己也別閒著了，趕快拿出本子記下一些“備忘”或者法庭“速寫”的什麼東西吧，然而我剛從書包裡掏出本子和筆，剛在上面寫下了年月日，一個胖胖的男法警就立刻走到了我的座位前，臉上一派莊嚴，問我：“你在法庭上寫東西事先有沒有提出過申請？”“提出申請”？我很吃驚，也來不及撒謊，就說：“沒有，不知道，不可以嗎？”法警好言相勸：“對，不可以，”接下來他把之後的話每個字都拖得很長，“香港的法庭可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在這裡面寫東西的。”說完莞爾一笑，又去一旁好脾氣地站著，此刻的我，真是氣不打一處來，真想變成一頭動物，一頭什麼動物？最好是大象，那樣我就可以大吼一聲，吼出我的憤懣，同時也把法庭上的所有嘈雜全都蓋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