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二三、中共中央組織部為劉志丹平反

劉志丹是傑出的革命家和軍事家，是西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為創建西北根據地和紅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早在青少年時期，劉志丹為了追求真理，救國救民，在共產黨人的影響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6年他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多次聆聽周恩來的演講，認真學習毛澤東關於農民運動的文章，並結識了惲代英、蕭楚女、陳賡、唐澍等共產黨人和其他進步人士，為以後創建陝甘根據地和紅軍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大革命失敗後，劉志丹深深感到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軍隊和領導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他更加相信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開始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創建革命武裝。 1928年5月他組織領導了渭華起義，這是黨在西北地區舉行的大規模的武裝起義，震動了西北，鼓舞了人民，影響了全國。起義失敗後，劉志丹於1929年春返回陝北，任中共陝西省委候補委員、陝北特委軍委書記。他打入陝北、陝甘邊一些軍閥部隊和民團，開展兵運工作，組織革命武裝力量，曾先後任營長、團長、旅長等職。 1932年1月，他和謝子長等將南梁游擊隊與陝北游擊支隊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不久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先後任副總指揮、總指揮，並總結過去失敗的教訓，學習井岡山斗爭的經驗，開闢了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蘇區。 1934年至1935年，是陝北蘇區大發展時期，1935年2月，在劉志丹、謝子長領導下，成立了西北特委和西北軍委，實現了兩個蘇區（陝甘邊與陝北）黨組織和兩支紅軍（紅二十六軍與紅二十七軍）的統一領導。謝子長負傷去世後，在劉志丹的統一指揮下，紅軍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塞、保安、靖邊、安定六座縣城，長期被分割的兩個蘇區連成一片，面積達3萬平方公里，人口90萬，建立了20多個縣的蘇維埃政權，紅軍主力擴大到5000人，游擊隊發展到4000人，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陝北創造了條件。

正當西北紅軍和土地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陝北蘇區發生了錯誤的“肅反”。其時，劉志丹正在前方指揮作戰，王明“左”傾錯誤的推行者卻在後方先奪權，後抓人，紅二十六軍營以上和陝甘蘇區縣以上的干部，無一倖免。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同志含冤死去，“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蘇區群眾的極大疑慮。地主富農乘機挑撥煽動，地方反動勢力蠢蠢欲動，以致一些地區出現了投敵“反水”的嚴重情況，致使整個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和西北紅軍都陷入極端嚴重的危機中。 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蘇區吳起鎮，勝利結束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一到吳起鎮，張聞天和毛澤東就向當地干部打聽西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的下落，卻聽說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大批負責人在陝北“肅反”中被逮捕，關押在瓦窯堡。而且還了解到前方紅二十六軍中也進行了“肅反”，該軍營以上乾部有幾百人被捕，其中有些人已經被當做“反革命”錯殺。毛澤東說：我們剛剛到陝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們是黨的好乾部，請大家放心，中央會處理好這個問題的。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隨同賈拓夫攜帶電台到永寧山約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到甘泉下寺灣會面，經過談話調查了解，證實了劉志丹被捕等事，當即電告中央。黨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之後，毛澤東和張聞天來到了下寺灣，直接聽取了郭洪濤的匯報。他們“一致表示，陝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快放劉志丹同志”。毛澤東在下寺灣的一次幹部會議上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住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為了做好平反工作，中央決定董必武、王首道、張雲逸、李維漢、郭洪濤組成一個五人“黨務委員會”（通稱“五人小組”），在博古指導下負責審查錯誤“肅反”事件。與此同時，派中央保衛局局長王首道、劉向三和賈拓夫等趕往瓦窯堡接管了中共陝甘晉省委保衛局的工作，把事態控制下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首先砸開了腳鐐手銬，把劉志丹等人安排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等待審查結果。經過大量艱苦的工作，看了很多的案卷，對劉志丹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的“證據”立即進行了調查訪問。黨中央對劉志丹的情況比較了解，他1925年入黨，對創建陝北根據地作了重要貢獻，在陝北群眾中威望很高，人們親切地稱他“老劉”，當時擔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從劉志丹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來看，劉志丹等同志一貫是堅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像這樣一位同志，怎能說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左”傾錯誤的推行者給劉志丹的“罪狀”主要是：所謂“富農路線”，是指他在土改中對地主不搞肉體消滅，給富農以生活出路；所謂“梢山主義”，是指他堅持農村割據，開展游擊戰爭，不攻打大城市；所謂“投降主義”是指他在統戰工作中團結國民黨中的愛國人士；等等。顯然，這些所謂“罪狀”只能證明劉志丹堅持了正確的路線。在陸續提問的幾個其他“犯人”後，證明所謂的“口供”中，除極少數是壞人故意捏造事實、蓄意破壞外，其餘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結果，明顯是一種“左”傾錯誤。這一嚴重錯誤使陝北黨、紅軍和根據地陷入危機。弄清了事實，中央立即著手糾正錯誤，並很快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被關押的干部。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來到瓦窯堡，立即聽取了中央組織部“五人小組”審查劉志丹“案件”的情況報告，並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瘋狂病”，應予立即釋放。同時為了嚴明黨紀，黨中中央對製造這起冤案的有關責任人作出了處理。

1935年11月底，中共中央組織部主持召開為劉志丹等平反的會議，為劉志丹等一大批被錯誤審查和處理的同志進行了平反。會上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 《決定》指出：“過去陝甘晉省委領導反右傾取消主義鬥爭與堅決肅清反革命右派的鬥爭，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個別領導同志認為右派在邊區南區和紅二十六軍中，有很大的基礎，誇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肅反斗爭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並且分配工作。委員會還宣布了黨中央對戴季英、聶洪鈞同志的處分決定。劉志丹講了話，他說：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楚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一道奮鬥。劉志丹等出獄的消息傳出以後，廣大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劉得救了！”“陝北得救了！”劉志丹出獄後，毛澤東和周恩來親切地接見了他，詢問他的健康狀況。毛澤東說：你受委屈了，但對一個革命者來說，坐牢也是一種考驗，又是一種休息。毛澤東接著說：陝北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是有革命傳統的，李白成、張獻忠就是從這裡鬧起革命的。這地方雖窮，但窮則思變，窮就要鬧革命嘛！這裡群眾基礎好，地理條件好，搞革命是個好地方！劉志丹聽了，欣喜萬分，立即代表全體獲釋幹部感謝黨中央的英明處理，激動地說：“中央來了，今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中央紅軍的同志說：“要是叫'左'傾機會主義把這塊根據地也搞掉了，中央連歇腳的地方都沒有了。”正是由於黨中央、毛澤東及時到達陝北，並採取果斷的措施糾正了錯誤的“肅反”，才挽救了陝北根據地，挽救了劉志丹。

發生在1935年九十月問的陝北“肅反”事件，是王明“左”傾路線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惡性膨脹的產物。由於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才及時地停止和糾正了這個嚴重錯誤。陝北錯誤“肅反”的及時糾正，增強了西北黨和紅軍的團結，為黨中央奠基陝北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組織部為劉志丹等一大批西北根據地的創建者平反，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既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科學態度的典範，又是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錯誤“肅反”的經驗教訓。在中央為陝北蘇區的干部平反的同時，還為紅二十五軍中的300多名在鄂豫皖蘇區“肅反”中被打成“改組派”、“第三黨”、“AB團”、“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同志平了反。這300多名跟隨紅軍一路長征的“反革命”，聽到中央給他們平反的消息，都感動得放聲號啕，涕泗橫流。

另一方面，黨中央對劉志丹的平反，使陝北根據地的創建者們顧全了大局，堅決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從思想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陝北的父老鄉親聽說毛澤東對劉志丹非常器重，都萬分高興。他們知道毛澤東挽救了西北根據地，都發自內心地支持毛澤東領導的紅軍。黨中央初到陝北，在幾支紅軍隊伍實現統一指揮上獲得了十分圓滿的解決，取得了政治方面的成功，樹立了英明無比的形象。 如果說直羅鎮戰役是在軍事上為黨中央把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那麼，正確為劉志丹等蒙冤者平反則為黨中央在陝北落腳創造了重要的內部條件。同時也從政治上鞏固了西北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為革命新形勢的到來，做了充分的組織準備。 劉志丹犧牲以後，為了紀念他，黨中央應廣大群眾的要求，於1936年將保安縣改名志丹縣，並於1941年開始修建陵園。 1942年，劉志丹犧牲六週年時，毛澤東親筆題詞：“我到陝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1943年，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人民在志丹縣為劉志丹舉行隆重的公葬，毛澤東等黨政領導人均為志丹陵題詞。他們對劉志丹率先垂範，處處以大局為重，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維護黨和軍隊的團結統一，不計較個人得失，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和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給予高度評價。

1943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講話中專門提到：“聯繫群眾這一條，也要用客觀標準來衡量。比如，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反應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劉志丹同志犧牲後，陝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