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〇五、西北蘇區與蘇區精神

蘇區精神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創建蘇區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革命精神，她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體現了蘇區廣大紅軍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的精神風貌，具有蘇維埃運動時期的濃郁特色。在波瀾壯闊的蘇維埃革命運動中，蘇區廣大軍民不畏艱難，浴血奮戰，英勇犧牲，在創造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的同時，也培育了偉大的蘇區精神。作為中國革命精神的一部分，蘇區精神與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起，構成了中國革命歷史上一條色彩斑斕的精神長河。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先後領導創建了十幾塊蘇區，這些蘇區像黑暗中的星火，閃爍在祖國的大江南北，使中國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這些蘇區中，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領導的中央蘇區規模最大、人數最多、地域最廣、影響最深，在中華蘇維埃革命運動中也最具代表性。作為中華蘇維埃運動的產物，蘇區精神發軔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成熟於中央蘇區，表現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廣大蘇維埃紅色區域，貫穿於蘇維埃革命運動的整個過程。在中國革命精神的多個鏈條中，蘇區精神有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她不同於有著濃郁的地域色彩的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也有別於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和特定歷史環境中誕生的長征精神，蘇區精神沒有明顯的地域特徵，她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跨越了歷史的空間，在更廣闊的地域範圍內形成的一種時代精神，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蘇區精神是井岡山精神的延續和發展，她在更廣闊的時空領域裡，把以開創歷史、星火燎原為主要特徵的井岡山精神不斷加以拓展，不斷發揚光大，相比而言，蘇區精神的內涵更豐富，內容更寬泛。作為中華蘇維埃運動的核心區域，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領導的中央蘇區對蘇區精神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同時，包括西北蘇區在內的全國各地蘇區對蘇區精神的形成和發展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西北蘇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建立起來的，它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塊完整的、規模較大的蘇區。西北蘇區的建立和發展，為中共中央和中同工農紅軍長征提供了最終的落腳點，也為中國革命的重心向西北地區的戰略轉移奠定了基礎。 1935年10月以後，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西北蘇區不斷鞏固和擴大，在其發展的鼎盛時期，地域範圍涵蓋了北起長城、南至黃龍山、東臨黃河、西到六盤山的大片區域，蘇區面積約12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50萬。蘇區內建有陝北、陝甘、陝甘寧三個省級蘇維埃政權，53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抗日戰爭爆發後，西北蘇區改為陝甘寧邊區，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和戰略總後方。西北蘇區為中國革命作出了特殊的偉大貢獻，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有著特殊的重要地位。

西北蘇區的創建和發展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大革命失敗後，陝西地區黨組織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高舉武裝鬥爭的大旗，在廣袤的三秦大地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先後組織領導了清澗、渭華、旬邑等地的武裝起義，打響了西北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西北地區軍事鬥爭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先河，為西北地區的武裝革命鬥爭積累了寶貴經驗。 1931年秋以後，劉志丹、謝子長等人開始在陝甘邊、陝北地區領導游擊戰爭，開展創建蘇區的活動。他們憑著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先後領導創建了陝甘邊、陝北兩塊蘇區和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在北方地區樹起了土地革命的一面旗幟。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相繼在陝北蘇區的赤源縣周家鹼成立，開始了統一領導與指揮陝甘邊、陝北蘇區及革命武裝的新時期，標誌著西北蘇區的正式形成。謝子長犧牲後，西北蘇區廣大軍民在中共西北工委和劉志丹等人的領導下，不但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西北蘇區的第二次“圍剿”，而且先後解放了安定（今子長）、延長、延川、安塞、靖邊和保安（今志丹）六座縣城，使整個西北蘇區連為一體。在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全國蘇區喪失殆盡的情況下，西北紅軍和西北蘇區的發展壯大有著特殊的重大意義，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歷史影響。西北蘇區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主要體現在：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從建立的那天起，就把領導機構和工作重心放在了南方。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我們黨領導的武裝起義主要發生在南方各省，黨領導創建的革命武裝和蘇維埃政權也主要分佈在南方各省。西北蘇區的創建和發展，在北方地區樹立了武裝革命鬥爭的一面旗幟，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西北蘇區橫跨陝、甘、寧三省，其影響範圍則涵蓋了西北和華北地區的陝、甘、寧、晉、綏五省。到1935年9月，西北蘇區已經在陝北、陝甘交界地區建立了31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有正規紅軍四五千人，地方游擊隊三四千人，對國民黨在西北地區的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以至國民黨的報紙驚呼，“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現在陝北狀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彷彿”。西北蘇區的創建和發展，對周邊各省產生了重大影響，為後來紅軍東征、西征戰役的順利進行和紅軍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中央紅軍被迫長征的時候，正是西北紅軍英勇作戰、西北蘇區不斷發展的時候。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長征後，蔣介石調集與西北蘇區接壤的陝、甘、寧、晉、綏五個省軍隊6個師、30個團約五六萬兵力，向西北蘇區發動了第二次“圍剿”。在西北軍委的統一指揮下，蘇區軍民眾志成城，奮勇作戰，先後殲滅國民黨軍隊8000餘人，解放了6座縣城，粉碎了國民黨軍對西北蘇區的第二次“圍剿”，將游擊區域擴大到30多個縣，西北主力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發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擊隊擴大到4000餘人。 1935年7月，蔣介石增調東北軍兩個軍七個師，外加馬鴻逵的三個騎兵團，總計15萬人，對西北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同年10月，西北紅軍與先期長征到達西北蘇區的紅二十五軍密切配合，先後發動了勞山、榆林橋戰役，重創國民黨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對東北軍起到了很大的震懾作用。西北紅軍的英勇作戰和西北蘇區的不斷拓展，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長征中的紅軍的壓力，為紅軍長征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西北蘇區的鞏固和發展，為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提供了最終的落腳點，使歷經千難萬險的紅軍指戰員有了一個休養生息的絕佳環境。 1935年9月下旬，經過將近一年的長征，中共中央率領由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組成的陝甘支隊到達甘肅省宕昌縣的哈達鋪。在這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獲悉了西北紅軍和西北蘇區仍然存在的消息，果斷作出了“把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的決定。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西北蘇區赤安縣吳起鎮（今吳起縣城），結束了歷時一年的長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北紅軍和西北蘇區的發展壯大，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長征中的紅軍，也挽救了中同革命，對紅軍長征勝利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我們很難設想，如果沒有西北紅軍的頑強奮鬥，如果沒有西北蘇區的發展壯大，紅軍的長征何時才能結束？中國革命最終會是怎樣的一個結局？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到來，特別是三大主力紅軍在西北蘇區的勝利會師，使西北蘇區的革命力量空前強大，也使中國革命重心向西北地區的轉移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西北蘇區進人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先後領導創建了十幾塊蘇區，在紅軍發展的鼎盛時期，全國紅軍總數超過30萬人，這些紅軍和蘇區，大多分佈在南方各省交界處，基本上處於獨立作戰的狀態，並沒有統一的軍事行動計劃，黨的領導更多地體現在對各個蘇區的政治領導層面上，尤其嚴重的是，長征途中竟然出現了張國燾分裂中央和紅軍的行為。中共中央長征到達西北蘇區後，特別是三大主力紅軍實現了歷史性的勝利會師後，中國革命的主要武裝力量均集結於西北蘇區，這就使得整合紅軍武裝力量，使之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共同行動成為一種必要和可能。西北蘇區成為中國革命武裝力量的整合基地，為中國革命武裝力量的整合作出了貢獻。從此，中國革命武裝力量開始了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統一行動的新時期。

西北蘇區的創建和發展歷程，是西北地區黨組織領導人民群眾不畏艱險、不怕犧牲、英勇奮鬥的歷程，也是西北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在領導創建西北蘇區的革命鬥爭實踐中，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西北地區的革命鬥爭實踐相結合，開創了西北地區革命鬥爭的新天地，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創建西北蘇區的偉大斗爭實踐中，蘇區廣大干部、紅軍指戰員和人民群眾表現出來的堅定信念、鬥爭精神、工作熱情、精神風貌，都極大地豐富了蘇區精神的內涵，為蘇區精神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蘇區精神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創建蘇區的過程中培育出來的一種革命精神，是中華蘇維埃運動實踐的產物。作為中華蘇維埃運動的一個重要區域，西北蘇區廣大軍民的偉大斗爭，豐富了中國人民的偉大斗爭歷史，西北蘇區廣大軍民在創建蘇區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偉大斗爭精神，體現出來的精神風貌，豐富了蘇區精神的內涵。蘇區精神在西北蘇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西北蘇區的創建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西北地區共產黨人表現出了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他們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始終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從大革命時期開始，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就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組建革命軍隊，雖屢遭挫折和失敗，但從不灰心，從不氣餒，從不悲觀，從不動搖，終於在西北地區建立了人民的武裝，並使之不斷發展和壯大。西北蘇區的創建和發展，印證了毛澤東關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偉大論斷，反映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在這個過程中，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江澤民在視察江西革命老區時指出的那樣：“井岡山的星星之火所以能燃遍全國，走向勝利，就在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始終不渝的信念。”這種堅定的理想和信念，是蘇區精神的靈魂所在。

為理想和信念而奮鬥犧牲的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和優秀品質。這種精神，既體現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領導創建中央蘇區的偉大實踐中，也體現在劉志丹、謝子長等人領導創建西北蘇區的艱苦鬥爭中。在創建、發展和保衛西北蘇區的偉大斗爭中，西北蘇區的廣大干部、紅軍指戰員和革命群眾傾家為國，在生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從人力、物力、財力上全力支援革命戰爭，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許多人甚至血灑黃土地，為中國革命事業付出了鮮血和生命，西北蘇區的創始人劉志丹、謝子長以及謝維俊、楊琪、楊森等一批領導幹部成為其中的傑出代表。 西北蘇區的創建和發展歷史，是西北蘇區廣大干部、紅軍指戰員和人民群眾團結奮鬥的歷史。團結一心、共同奮鬥的精神，貫穿了西北蘇區的整個發展過程。早在1933年，陝北特委組建和領導的陝北游擊隊第一支隊就曾兩次南下陝甘邊，配合紅二十六軍作戰。 1934年7月，紅二十六軍第三團北上，配合陝北游擊隊總指揮部作戰，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北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擴大了陝北蘇區。 1935年2月西北蘇區形成後，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在西北軍委的統一指揮下，密切配合，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鬥爭的偉大勝利。同年9月，率先長征人陝的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與西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紅十五軍團成立後，在延安和甘泉之間的勞山設伏，給進犯西北蘇區的國民黨東北軍以沉重打擊。 11月，紅十五軍團與紅一軍團在直羅鎮戰役中密切配合，協同作戰，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 “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主要體現在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對西北蘇區錯誤“肅反”問題的處理上。 1935年10月，“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在西北蘇區大肆進行“肅反”活動，先後逮捕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勳、張秀山、楊森等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並錯殺了其中的200多人，造成了西北蘇區的嚴重危機。剛剛進入西北蘇區的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消息後十分震驚，毛澤東當即下達了“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的指令，並派王首道前往西北蘇區首府瓦窯堡，接管了執行錯誤“肅反”的西北軍委保衛局。隨後，中共中央成立了由董必武等五人組成的黨務委員會，負責審查西北蘇區的錯誤“肅反”問題。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關懷下，劉志丹等一大批被錯誤關押的干部很快被釋放，蘇區群眾的情緒得到了穩定，黨心、軍心、民心重新得到了凝聚。對西北蘇區錯“肅反”問題的處理，是我們黨糾正西北蘇區“左”錯誤路線的序曲。但在當時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尚未得到徹底清算的情況下，西北蘇區的“肅反”問題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遭受錯誤路線迫害的許多幹部仍然戴著“右傾”的帽子。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對西北蘇區的錯誤“肅反”重新進行了審查，分清了路線是非，遭受迫害的大批幹部才得以徹底平反。 西北蘇區在創建和發展的過程中，多次受到黨內錯誤路線的干擾和破壞，劉志丹、謝子長等人也多次受到“左”傾教條主義的排擠和打擊。早在陝甘邊根據地初創時期，劉志丹、謝子長就曾被“左”傾教條主義者排擠出紅軍（游擊隊）的領導崗位。 1935年10月，“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在西北蘇區開展錯誤“肅反”活動，先後逮捕了西北蘇區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給蘇區造成了嚴重危害。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陝北後，及時制止和糾正了西北蘇區的錯誤“肅反”，使西北蘇區的大批領導幹部重獲新生。但由於中共中央初到陝北，對許多情況還不夠了解，加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尚未得到徹底清除，遭受錯誤路線迫害的許多幹部依然戴著“右傾”的帽子，工作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此情況下，遭受迫害的廣大干部仍然以黨的事業為重，識大體，顧大局，自覺拋卻個人恩怨，積極投身到保衛和擴大蘇區的偉大斗爭中，表現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博大胸襟。 黨與群眾的密切聯繫始於蘇維埃運動時期。工農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使千百年來備受壓迫的勞苦群眾開始了當家做主的新時代。創建西北蘇區的過程中，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西北地區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患難，建立了深厚的階級感情。劉志丹常說：“只要紅軍和老百姓一條心，再強大的敵人也吃不掉我們。”劉志丹與陝北群眾的密切關係曾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0年3月26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延安地區插隊知青工作座談會代表時深情地說：“劉志丹在陝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確實是人民群眾的領袖，我和他東征到清澗時，群眾聽說劉志丹來了，都來看望他，其中，有兩個瞎子看不見，跑到窯洞裡，摸他的手，這一點，我現在印像還很深刻。”劉志丹還善於團結各個階層的人一道為革命工作，凡是同情革命的、傾向革命的，他都熱忱相待。他經常教育邊區的干部說：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在他的影響和教育下，許多哥老會成員、山大王都為革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許多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為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蘇區精神是蘇維埃時代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雖然這個時代正漸漸離我們遠去，但蘇區精神卻常常在我們的心中徘徊。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蘇區精神對我們仍然有著鼓舞和教育作用，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們應當努力使之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