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七、 滅絕人性的活體解剖

那是1945年4月的事情。當時，我所屬的日軍117師野戰醫院駐紮在因煤礦而著名的河南省焦作鎮。 從一個月以前開始，我們周圍各部隊的主力都調到老河口去作戰，我們醫院也抽調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兵員。 另外，據報導，沖繩的戰局已進入決定性階段。各方面不斷傳來消息說，“老河口戰役”之後，我們師就要轉移。 醫院裡只剩下以院長為首、包括我在內的五名軍醫，幾乎沒有新患者入院，整個醫院鴉雀無聲，籠罩著一片沉悶而不安的氣氛。 我們不分黑天白日地泡在“軍官俱樂部”裡，用酒和女人來麻痺神經、尋歡作樂。在這樣的令人焦躁不安的環境中，我總想尋求更強烈的刺激。 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天醫院院長、少校軍醫丹保司平突然把我找去，對我說：“明天我打算搞一次軍醫教育課。你去年十月在鄭州親自參加過第12軍司令部搞的軍醫教育課，有經驗了。這回，按照那次的辦法去做就行。憲兵分遣隊他們那裡要處死一個人，可以把這個人送給我們醫院，我們拿他做什麼實驗都行。這是個好機會，我想讓軍醫們上一堂練習手術的教育課。到戰場上來的軍醫，不管原來是學內科的還是學外科的，對於急救手術、盲腸手術等等，都必須隨時隨地能夠完成啊。……”

院長這些話，正中我的下懷，我馬上答道：“明白了！”自從上戰場以來，早就听人講過“活體解剖”的事，我多麼想做一次啊！可是去年在鄭州，只是在一旁看別人做，自己沒機會做，心裡覺得實在遺憾。 我回到醫務室，馬上製訂出一個實施計劃，提交給院長。然後，當天就進行準備，我還特地囑咐內科中尉軍醫新田和少尉軍醫高岩看一看手術書和解剖學，並認真研究一下。 第二天午後，門崗報告我說，有一個憲兵帶來一個中國人。我馬上命令外科的見習士官水穀把他們帶到手術室去。我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推開手術室的門走進去。屋子裡有一個身穿中國式衣服的憲兵，看來和水穀認識，兩個人正談著什麼。我對他們說了一句“辛苦了”，算是打了招呼。再一看，憲兵手裡握著一根很結實的繩子。繩子另一頭拴著一個雙手被綁到身後的穿著黑衣服、看起來很健康的中國人，這個中國人正靠牆根站在那裡。

這個中國人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淳樸的農民。為了不引起他的注意，我愉偷地看了看他的側臉。他的圓臉上嵌著的一雙清澈的眼睛正注視著玻璃窗外。我仔細一看，他眼圈發黑，顯得很憔悴，但神情卻很平靜。 我突然想道，這個人大概還不知道自己馬上就要被殺頭。於是，我也恢復了平靜。我讓人搬來一把椅子，催憲兵坐下，憲兵這時好像認為這個人已經不能逃走，便解下捕繩，讓他也坐到旁邊的椅子上。憲兵把右手插進褲子口袋裡去，誰都明白，他手裡正握著一支手槍。 為了緩和一下這緊張的氣氛。我從衣袋裡掏出一包香煙，遞給水穀和憲兵各一支，又劃著火柴給他們點煙，示意他們安下心來。 不一會兒，新田軍醫和高岩軍醫走進了手術室。緊跟著，衛生軍曹森下和幾名衛生兵也走進來。最後走進來的是塌梁鼻子下面留著白色小鬍子的醫院院長，院長一走進來，馬上問道：“野田中尉，準備就緒了嗎？”

我把香煙一扔，向水穀使了個眼色，讓他去準備全身麻醉，然後又努力用柔和的語調對旁邊的憲兵說道：“我不會說中國話，你跟他說一說、讓他明白我們的意思。” 屋子裡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我接著對那個中國人說了一句：“給你檢查檢查身體，躺到豐術台上來吧！”說完，我走了幾步。來到手術台旁邊，輕輕用手拍拍檯面，作了一個手勢。 那個人看來沒聽明白憲兵說的中國話，臉上現出了莫名其妙的神情，憲兵便把他推到手術台前。水穀轉過身去，往疊成好幾層的藥布上倒生理鹽水和酒精。別人都圍到手術台前來。 我又敲了敲手術台，心情急躁地說道：“來睡覺，來睡覺吧！”憲兵便使勁把那個人推上了手術台。 他剛坐到手術台上的一剎那間，連我在內的六個男人一下子就抓住他的兩手、兩腳、腰、肩、頭，硬把他按倒在手術台上。水穀幾乎與此同時地把浸滿麻藥的藥布捂到他的鼻子和嘴上。他猛地要坐起來，大家拼命按住他、弄得手術台都移動了位置。

我急忙用雙手抱住他的頭，使勁把他固定在手術台上。他臉上充滿憤怒，咬緊牙關，屏住呼吸，左右搖著頭，想躲開捂到他嘴上的藥布。而水穀不顧一切地往下摁著那藥布。為了讓麻藥快些起作用，我把兩手的大拇指放到他雙頰的上下顎之間用力一摳，他的嘴就張開了，發出短促的“呵，呵”的呼吸聲。 我對發呆的水穀吩咐了一句，“再加點生理鹽水和酒精！”他拿起藥瓶連忙按了一下瓶口上的按鈕，藥水成細線狀噴到藥布上。麻藥蒸發出來的強烈氣味鑽進了我的鼻孔，不一會兒，我就感到頭暈和全身無力。我知道，這是麻藥起了作用，便放了心。我吩咐衛兵把麻藥換成乙醚，又讓他們把那人的雙腳綁到手術台上，還告訴大家，在沒有全部麻醉之前不要放手。 我看到那人已經進入呼吸漸漸恢復正常的深麻醉期，便讓水穀把麻醉工作交給衛生軍曹森下，然後去洗手準備開始手術。衛生兵把早已準備好的手術器械從準備室推進手術室來。

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的憲兵問了一句：“現在，不管怎麼擺弄他，他也不知道了吧？” 我便說，豈止是什麼也不知道了，他是不知不覺地連命也沒了。憲兵呆笑著說：“這樣的死法，比挨槍子打死可是好多了！” 我讓衛生兵把那人腳上的繩子解開，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都扒光，成為完全裸體。他身上有許多條紫色的傷痕，看來，是受過多次殘酷的拷打。我對此毫不介意，命令再把他的手腳綁到手術台上。我心裡想，這個人從他肩部、背部的健壯肌肉看來，一定是個從小就在田裡勞動的農民。 三名軍醫都已穿好手術服，各就各位了。這時，我腦海裡又重現了去年在鄭州第12軍直轄兵站醫院裡對一名抗日戰士進行“活體解剖”的情景。 那次，我和二十名參加學習的軍醫一起圍著手術台站著，緊張得連氣都喘不上來。突然，當教官的北京第一陸軍醫院的中校軍醫長鹽喊了一聲“立正”。我們大家馬上肅立不動。他便向指揮那次教育課的第12軍軍醫部長、大校軍醫川島清報告：“解剖即將開始。”然後，長鹽對那個由於全身麻醉而完全失去知覺的活人，仿照對死人進行病理解剖的儀式，發出了一聲“致敬”的口令。新田和水穀打開一條最大的床單，把那個人的裸體蓋在下面。

新田說道：“我當醫生以後，只看別人動過幾次盲腸手術，可自己動手做，今天還是頭一回。”他一邊說著，一邊拿起了手術刀。二十五歲的軍醫高岩，原來是個學徒，去年年末剛剛從學校畢業，來到河南只有兩三個月，至今也沒做過像樣的手術。他緊閉著雙唇，神情緊張地站在旁邊。 水穀是做過盲腸之類的小手術的，他輕聲問我：“那就開始吧？”我說，“稍等一下”，便仿照長鹽的樣子喊了一聲“立正”，然後肅立不動地向院長報告說：“解剖即將開始。” 院長傲慢地輕輕點了點頭。我又喊了一聲“致敬”。面對著今天被殘酷的麻醉奪去意識的人，就像對著儼然活著的中國人一樣，我首先低下了頭。大家也都帶著在這一剎那間緊張起來的神情跟著我低下了頭。

我的父親也是個軍人。從呱呱墮地那天起，我就被灌輸了天皇至上與武士道精神。我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坩鍋裡培養起來的。這種偽善的傳統作法是令人憎惡的。口頭上表示所謂“致敬”，而實際上卻進行慘無人道的兇惡的活動，這本身就是日本武士道的一個特徵。 “教育課”一開始，是由新田操刀，由水穀指導，由高岩當助手，在那人右下腹部剖開一條10厘米的口子，施行盲腸手術。被切除的盲腸，像蚯蚓一樣細，是完全健康的。 接著，是由水穀操刀，由新田和高岩當助手，從胸窩向臍下割開一條約30厘米的大口子，即把肚子從正中央剖開，進行“清點內臟”。水穀把兩隻手都插進那人肚子裡去，順著大網膜摸到了胃。然後，他又撥開腸子，讓肝臟內側黑綠色的膽囊露出來給大家看。

活人內臟的那股惡臭氣味，直衝進我的鼻子。可當時，這種氣味卻使我感到很舒服。這時，我想起了在河北保定時，憲兵隊的藤木大尉曾經求我無論如何給他弄到一副活人的健康的肝臟，因為活人肝臟能夠包治百病。 突然，我覺得有人在身後捅我的腰，轉過身去一看，是那個憲兵。他鐵青著臉對我說：“我還有事，今天就失陪了，請以後多關照。”說完，就倉皇地離開了手術室。 不一會兒，“清點內臟”結束，腹壁又被縫合起來。我把手伸到床單下面去，摸到那人手腕上的脈搏。他的脈搏，弱了一些，可是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我告訴森下可以少用一些乙醚。 這回，是我與高岩、水穀與新田分為兩組進行右臂與左腿的截肢手術。這兩個大手術，要同時在一個活人身上進行。我也洗了手，讓他們把右臂與左腿根部纏上止血帶，並進行各種類型的皮膚消毒。

我把那人左大腿根下面大約三分之一地方的皮膚切開一圈，把皮膚剝開，稍稍向外捲起一些。再把那人的大腿肌肉一下子切到骨頭邊，這樣的手術，只有外科醫生才能做。我想讓高岩體驗一下，便吩咐他取來一把大的切斷刀。然後，我用一隻胳膊抱住那人的大腿，另一隻手拿著刀作出一個樣子，教給他怎樣一口氣地切下去。 如果切斷面呈踞齒形，止血的時候找血管就很困難了，所以我再次要求他注意，要把大腿骨周圍的筋腱和肌肉切成一個平面，直切到大腿骨為止。我讓衛生兵抬起那人的腳，高岩就按我說的方法，一口氣地切下去，把大腿骨周圍的軟組織全部切開了。鮮血一下子像瀑布一般流出來。被切斷了的肌肉，還在微微地抽動著。 高岩急忙拿起止血鉗子想要止血，我說：“這些血反正是要流盡的，你就別管它了！”說完，我麻利地用兩手把肌肉撕開，把連結著大腿骨的筋腱從骨膜上剝離下來。白花花的大腿骨露出來以後，我用一打藥布把肌肉的斷頭包起來，向上提起，還告訴高岩，用骨鋸鋸大腿骨時，盡量往上邊鋸。

鋸子咯吱咯吱拉起來，鋸條已經進到骨頭里面，忽然，鋸子拉不動了。我吩咐抬腳的衛生兵用力把腳向下壓，使骨頭的切口大一些。這時，高岩又使勁地拉起鋸來。不一會兒，大腿骨鋸斷了。在這一剎那間，抬腳的衛生兵，因為大腿太重了，一下子就把被切下來的大腿掉到水泥地上。 大腿落在地上，把地上那灘血濺起來，落到我和高岩的涼鞋上，把我們的腳都染紅了。我毫不在意地一邊講解，一邊教高岩把幾根主要的血管結紮起來。 “在處置神經的時候，要盡量把神經拉出來，弄得平整一些，不然，安裝假肢的時候，病人要痛苦的。可今天，就不管這些了 ”我像老師一樣教導著高岩。 用銼刀把骨頭和筋腱銼平以後，把止血帶慢慢拿下來，有兩三根細動脈還在一個勁兒地出血，便把它們也結紮上。用藥布擦拭切斷面時，那裡還在不斷地往外滲血。 “這些一縫合起來就好了”，我一邊說著，一邊教高岩把大腿骨周圍的肌肉和筋腱包起來縫合。 左大腿的切斷手術完成後，我們兩個舒了一口氣。我們把鮮血淋漓的手往白色的消毒液裡一插，鮮血都變成了黑紫色。 這時，水穀和新田早已完成了右臂的切斷手術，正坐在一邊吸煙。我命令森下暫停麻醉，“如果他手腳一動，說明麻醉要解除了，那就再加乙醚！”說完，我把床單掀開，看看那人的臉。 他還在深麻醉狀態中昏睡著。這個兩三小時以前臉色十分健康的人，現在完全改變了容貌，臉色蒼白，嘴唇青紫。他的脈搏又細又弱，而且很快。但瞳孔還是正常的，這個人的生命力真強啊！ 最後一項手術，是由高岩主刀，由我當助手，做支氣管切開手術。做完以後，這次的“教育”計劃，就全部完成了。 院長派衛生中尉伊藤來聯絡，讓我們盡快做好善後工作。軍醫們換上了各自的軍服。我也換好衣服，點上一支煙去上便所。從便所出來，我又回到手術室。中國人身上的床單已經撤掉。這個失去右臂和左腿的人，裸著全身，還活著躺在手術台上。手術室的一角，放著那條被切下來的左腿和右臂，衛生兵正在用冷水沖刷水泥地面。 看到這些，我本能地想到，這事情不要讓更多的人看見。我一抬頭，看到四五名士兵正在手術室窗外向屋裡張望。我急忙怒吼一聲：“餵！走開！” 我招呼森下，讓他拿一支五毫升的注射器來。往人的靜脈裡註射多少空氣才能讓他死掉呢？我早就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了。 現在是個好機會。我讓森下把注射器的針頭扎進那個人纖細的左臂靜脈血管，把5毫升的空氣注射進去。可是，那個人沒什麼變化，我感到意外，連忙對森下說：“再拿一支20毫升的注射器來打一針試試！” 森下把空氣吸入20毫升的注射器，又把針頭刺進靜脈血管。我看到，剛打進去一點兒空氣，注射器的圓管就停下不動了。森下拼命地用拇指往下壓。可是怎麼也推不動。我急了“躲開！讓我來！” 我站到森下身旁，沒讓他拔出針頭，接過注射器就使勁往下推。可是，注射器還是一動不動。我仔細觀察一下，針並沒有斷，便把注射器拿正，用小腹頂住胳膊肘，把全身力氣都加到注射器上。咕嚕、咕嚕、咕嚕，圓筒終於動了幾下。注射器中的空氣有一半被推進那人血管裡去的時候，他的左胸部心臟部位發出了令人害怕的咕嚕咕嚕聲。 這時，那個中國人的下顎動了一下，我便把針頭拔了出來。 我以為他可能要作一次深呼吸，卻看到他的下顎一下子垂了下來。眼看著他蒼白的臉上失去了最後一點血色，逐漸呈現出死相來。 這時我想，他的心臟大概停止跳動了，便急忙用左手去摸他的左胸。沒摸到心跳，我向森下要過聽診器，把聽筒放到那人的心臟部位。心音聽不到了，只聽到人在臨死前心臟停止跳動時最後發出的沙——沙——的雜音。 我命令身旁呆然肅立的森下：“我說，心臟完全停止跳動了。你跟伊藤中尉聯絡一下，把屍體快送到馬房後邊挖的坑里埋好！”說完，我就走出了手術室。 外面已是黃昏時刻，夜幕即將降臨。我回到醫官室時，水穀還沒回來。等他回來以後，我們一塊兒回宿舍。我們走得很慢，心情逐漸恢復了平靜。 “我說，水穀！今天這個人到底是乾什麼的？”我想，他常給憲兵看病，大概能知道這件事吧。 “聽說是個八路的'密探'。”他答道。 這時，我不由地想，他一定是個農民。其實，他是個農民也好，是個密探也好，跟我沒有任何關係，我是順便問問，並不想打聽個究竟。可是，他臨死前心臟停止跳動時發出的可怕的沙——沙——的雜音，卻執拗地留在我的耳鼓裡面了。 而且，十一年後的今天，這聲音依然留在我的耳鼓裡。 現在，我的眼前，浮現出那連結著河南沃野的、綿延不斷的美麗的太行山麓遠景。同時，也浮現出熱愛和平的中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而戰鬥的幸福畫面。然而，就在這片土地下面也埋葬著無數個被我們奪去生命、飲恨而亡的中國人。每當想到這一點時，我的胸膛好像都要爆炸了似的。 我這個普通人，由於參加了侵略戰爭，竟做出了連自己也想像不到的壞事。 本來，醫術被人們稱之力“仁術”，醫學應當為整個人類社會服務。可是，由於參加了侵略戰爭，我竟有意識地把醫學當成了殺人的手段，這真是對醫學的冒犯與褻讀。 最近一個時期，我根據自己切身的痛苦體驗，決心否定侵略戰爭。同時，對於喚醒我做人的良心，指明我做醫生的使命，讓我繼續生活下去的中國人民，我要表示發自肺腑的深深的謝意。 我發誓，今後只要我活著，就要為反對侵略戰爭而戰鬥。 作者簡歷： 原部隊——第117師野戰醫院；原軍銜——中尉軍醫；出生地——岐阜縣；學歷——東京醫專畢業（1941年）；年齡——1925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