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製作《我的抗戰》第二部中的一些題目，托朋友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幫忙收集資料。陸續收到的照片，總會有幾張與主題不相干，朋友說是覺得好看，一併奉上的。很多無法歸類的照片，卻容易讓人入神。
比如這張，1944年，雲南驛機場，陽光很好，整裝的士兵駐足等待，也許在黃昏時回家，左手的戒指表明，他也許有妻子，也許有孩子。雲南的陽光總是那麼好，照耀著那些戰爭下的平常日子。
還有這張拍攝於1945年5月的照片，兩個看起來略感陌生的伙伴，坐在貴州獨山的廢墟，陽光明媚，前途茫然。拿行李的男孩，是要走，還是才歸來？
從這些照片抽身出來，我會繼續某個重要選題的挑選，或者某個懸疑詭異的人間命運的講述，會去想越來越多的驚人標題，告訴你不可錯過。
我們創作團隊的人，年齡都不大，從製作《我的抗戰》第一部開始，就常在一起感嘆某些大戰之慘烈，每人總能提供點聞所未聞的內幕。因為這段歷史並不遙遠，所以強烈的命運感，會觸動內心那點藝術細胞。
比如1944年的衡陽之戰，一萬七千多人，抵抗五萬多日軍，守了47天，已是空前，最終援軍不至而尷尬停戰，很多人直說是投降了。軍長方先覺因此受人詬病，最終鬱鬱寡歡，削髮為僧，終逝於台灣。
“削髮為僧”，這個宿命的說法，相當符合某種悲劇情結。在諸多資料上搜索，幾乎都是這麼說，透漏出命運的無奈。但當我們見到方先生的兩個兒子時，他們都笑談，父親從未有這樣的事情，至於說法何來，他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說法從哪裡來，方先覺出家為僧，是所有編輯和作者們很喜歡的走向，也包括我們。
“創作者”總是希望捏合人物一生中最戲劇化的一面，甚至有時不惜越過某個隱秘的界限。正如本文，努力想說明些什麼，也許仍會掉入文章的規則，而成為一個狡猾的歷史。
日軍說，方先覺很狡猾，他假裝投降，實則為了逃走。內戰交手，劉伯承說“方，此人，猛如虎、狡如兔，乃國軍之悍將也！”最後，他又狡猾地被“削髮為僧”。
於是，我們很容易對於方先覺在台灣幾十年的平淡日子，沒什麼興趣，正如對雲南驛機場那位已婚軍人的晚餐沒有興趣。
總有聲音說，現在是和平年代，你們是幸福的一代。但在查看歷史的同時，我感受到的是，我們今天的苦悶並不比過去少多少，我們也許擁有交通的自由，卻依然會為擁堵和航班延誤煩惱，我們雖然不必上戰場，但我身邊很多人的內心，比打會仗更混亂，我們看待對手，看待利益的方式，並沒有多少進步。每當我們觀察被訪老人的喜怒哀樂，發現他們年華已逝，卻仍用某種理想約束自己，我卻僅僅想用其製作一集博得喝彩的節目。真是慚愧。
在很多方面，我們與過去相似，甚至丟失了珍寶，應該有更多人注意這一點。總是矚目於某些重大事件，也許就像對感冒患者的觀察僅限於鼻子或者嗓子。也許這就是口述歷史的某種功能，它讓全身每一個細胞講話，用以重塑整體。
歷史也挺狡猾，總是用很多個洶湧的波濤吸引我們的注意，用以隱蔽長流的溪水。那些溪水，才是歷史的經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