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8日下午，在東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明辦主任毛慶華的帶領下，筆者採訪了常平鎮橋梓村。常平鎮黨委委員、紀委書記張沖和宣傳辦的盧錦平為筆者介紹了常平鎮以及橋梓村的一些情況。常平鎮總人口6萬人，流動人20萬人。橋梓村則位於常平鎮西部，面積1.95平方公里，目前橋梓村稱之為橋梓管理區，現有常住人口1.1萬多人。
筆者之所以在東莞市選中橋梓村，是因為筆者對一歷史人物情有獨鍾。
他叫周敦頤，是今13橋梓村人的始祖。
周敦頤所著《愛蓮說》是筆者經常吟誦韻名篇，特別是其中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句，常常默念，可以修身養性，使人神清氣爽，超然物外。
周敦頤的貢獻不只是在文學上，他還是一位具有獨創意義的哲學家，一位聲名遠播的理學大師。在唐宋隆起的文化、哲學的山巒上，應該有周敦頤一處險峻的高峰。他的著作《太極圖解》和《通書》，把宇宙本體看成是無極，把華夏民族的思想目光探向幽深而遼遠的天體，對物質和精神層面進行詢問和辨識。他說宇宙的本體的實質都是無極，亦或稱之為太極，由太極生陰陽，陰陽變動生五行，由五行生男女，男女交融生萬物。這種形而上學的學說，至少豐富了我們民族的精神層面，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比照。周敦頤的這些學說也非空穴來風，他的學說顯然受了周易、老莊以及漢後的五行學等等影響，自周敦頤之後，程顥、程頤沿著周敦頤的思路又繼續前行，提出了理氣學說，而朱熹又把周及二程的學說進一步發展和融合，成了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溯根求源，程朱理學仍然離不開周敦頤的思維的影響。
周敦頤沉甸甸的思想果實供後人品味咀嚼，而他生前的個人風範，為人處事、情操陶冶、修養齊家方面也可圈可點。
周敦頤是周從遠的曾孫。他於宋天禧元年（1017-1073）生於湖南道縣樓田村。為官30年，先後任職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廣東等地。他早年曾官拜大理寺丞，相當於現在的全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這樣的職務。周敦頤逝世之後，曾屢被朝廷加封，宋寧宗嘉定九年賜諡元公，宋理宗淳佑元年，又加封汝南伯，從祀孔子朝廷。即使宋之後，到元仁宗延佔六年，他還被加封為道國公，可見他在當時封建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周敦頤著《愛蓮說》，並不是興致忽來，偶感而發，而是在寫自己，寫自己的人生追求，寫自己的平實淡泊透明無瑕的生命歷程。他之所以深愛蓮花，不嫌它深植淤泥，不講究出身，是因為它在灰暗的背景中閃現了生命的華彩，在無望中創造了生命的奇蹟。這是一曲歌頌生命的浩歌。而周敦頤的真實所指只有通讀《愛蓮說》的全篇才能知曉。他說自李唐以來，世人甚愛牡丹，然造成牡丹之累的原因在李唐，自李唐到趙宋，權貴們漸漸釀成時尚，以致影響世人。自唐以來，牡丹被譽為國花，權貴們不惜高價爭相購買，自居易詩日：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種驕奢淫逸的生活傳至宋代，仍然成為權貴們的時尚追求，而周敦頤就在這樣的背景中獨愛著淤泥中生長的蓮花，這個淤泥已不是自然中的淤泥，也不是出身背景的淤泥，而是官場淤泥了。就在這樣的情勢下，周敦頤卻能獨步塵俗，高潔不凡，像蓮花一樣開放，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完美表達了他理想中封建士大夫的標準形象。
周敦頤為官正直，不媚權貴，不畏酷吏，明斷獄案，以洗冤澤為己任，為了主持公道，他不惜身家性命，不怕丟官，不怕坐牢。據《宋史》四二七卷載：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日：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因此，周敦頤深受老百姓愛戴，但卻受到權貴們的非難。黃庭堅評價他：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如光風霽月的周敦頤留下文章千古流傳，他獨善其身的自律精神也作為遺訓傳給了他的後代們。
封建社會的人與士都有一定的修身標準，特別是為政之人，從孔子時就主張修己以安百姓，政者，正也，子師以正，孰敢不正。孔子所說的尊五美，就很有精神文明的意味。所謂五美，就是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孔子說，做有利於人民利益的事，就是惠而不費；選擇能勞動的人去幹活，就不會有人抱怨；讓追求仁德的人能自我實現，就不會出現貪圖；不管人多少勢大小都能安詳而不傲慢，就是泰而不驕；嚴肅端莊，人望而畏之，就是威而不猛。根據孔子的一系列主張，後人將其發展成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完整的修養理論，給後世以極大的影響。
孔子的說教漸漸為世人所接受，經過千百年來一些思想家的補充和修正，慢慢進入民族的血脈，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並且像基因一般流傳下來。
一個叫郭齊家的學者對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作瞭如下說：
尊道貴德：對道德的尊重和對道德價值的追求、對道德教育的重視，這是中華民族的第一美德。尊道貴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強調人獸之分，突出人格尊嚴，以德性作為人獸區別之根本。
律己修身：中國人重視人格修養，形成向內探求的主體性道德精神，把修身看做根本。
仁愛者悌：這是中華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的核心是愛人，即重視人，尊重人，同情人，關懷人。在家庭生活中，仁愛以孝悌為根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形成一種濃濃的家族親情，對家庭關係從而也對中國社會的穩定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並進而形成了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誠信好禮：以誠為基礎，中國人形成了很多相關的美德，諸如待人以誠，對事業忠誠，對愛情忠誠等等，追求內心的光明真誠。
精忠報國：愛國歷來被國人視為大節，崇尚氣節，講求情操，培育了中國人的正義感和是非觀，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氣。
天下為公：中華民族由於家族本位的社會結構和禮教文化的傳統，熏陶了一種群體主義精神，並在此基礎上把家族精神和諧相處作為首要的價值取向，進而擴大到整個國家。中國人歷來把天下為公、克己奉公作為價值理想。
以義制利：以道義為人的根本特點和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精髓，它昇華為生以載義、義以立生的人生觀，往往具體化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追求。
自強不息：是一種自我超越，不斷進取的品質，它體現的是一種不屈不撓、頑強奮鬥的意志力。
諸種美德融進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的血脈裡，就成了他們賴以開天闢地的立身之本。以橋梓村為例，這些周敦頤的後代們，從他們一個家族的遭遇中，就可以看出悠悠長存的傳統精神有著多麼雋永的光芒。
周敦頤死後的100年時間裡，宋朝正陷入亡國之難。就在他的曾孫周直卿1114年呱呱墜地時，這一年，恰是北方一個少數民族第一次闖人中國歷史的時刻。就在這一年的9月，女真族完顏部的阿骨打率部反遼，僅僅13年後，這股北方風暴就已吹垮了宋朝的都城汴梁，將宋欽宗、徽宗二帝及3000嬪妃悉數掠走，將宋所藏的天文、曆算、陰陽、數術、兵法、歷史、文學典籍、州府地圖等，裝滿1500輛大車，一直拉到金國京師會寧府。此後，趙構稱帝，是為南宋。之後百年，南宋小朝廷一直在風雨飄搖之中，而它的臣民就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就在金兵又一次侵入江西濂溪周家的故地時，週直卿攜家從江西遷至廣東南雄。當時周直卿官職為正千戶，在任州任職。晚年定居番禺。
週直卿幼子周宣酋後來遷移到東莞常平大瀝鎮，成為常平周姓始祖。
周宣酋膝下只有一子，叫周宋維，據說他好學能文，存心仁孝，獲舉茂才，歲薦教授，是鄉里頗有威望之人。只是這時期國難頻頻，北方蒙古民族興起，滅金後又興兵伐南宋。在周宋維晚年時，正值國破之難，他有9個兒子，因受祖訓愛國傳承，必定起事反元，因此曾有一子遇害，其餘8子四散而逃，藏匿至東莞、博羅、中山等地。週宋維四子沒有遠逃，擇仙溪朗（即今崗梓、橋梓合稱屋廈？地方定居下來，成為屋廈始祖。其時正是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30年。
週宋維四子叫周庫。週庫又生四子，老三周德茂，老四周德祥以後到了東莞的坑尾和坑口村，老大周德光、老二周德瑞則在屋廈開花結果，繁衍成崗梓、橋梓兩村。
橋梓二字為父子的意思。這是個濃郁的充滿親情的詞兒。
如果從橋梓始祖周德瑞算起，至今已經730年過去。如今的橋梓人口已經繁衍至五六千人。由於本村人多地少，從清末、民初起，一些膽大的橋梓人便走出家門，向國內和國外發展。他們去時兩手空空，只是懷裡揣著祖宗傳下來的族譜，心底里牢記著祖先的教誨，就這樣頂著風雨走向比天邊還遠的地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橋梓村旅外人數約三四千人，他們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東南亞，還有的僑居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智利等國家。橋梓村是個名副其實的僑鄉。據說在外的橋梓人比在家的要多。
橋梓現有人口2100人，大部分以農為生，這個清一色的周姓人家，這個曾以詩書傳家禮愛仁義為本的周敦頤的傳人們，經過千年更迭，在南粵這個盛產莞草的地方紮下了根，平靜地過起了農家生活。祖先教導他們要重理去欲，重義輕利，立公去私，主張人們嚴格要求自己，培養高尚情操，鼓勵人人都當聖人，這些遺訓，已經散落在村中草廬裡、半畝方塘中、農人心間裡了。他們與世無爭地過著真正草民的生活。貧窮而質樸，喜文好崇高，這就是橋梓人。
筆者來到橋梓管理區，村有一座巨大的牌樓，牌樓兩側書寫著這樣一副對聯：龍衍濂溪濂水鐘靈十萬里與圖地觀橋梓鳳鳴岐秀岐山紹聖三千年文物人愛蓮花橋梓人以蓮花為旗，蓮花成了他們心靈的圖騰。有人愛蓮，只是浮光掠影，走馬觀花，而橋梓人則是用生命來品味蓮花，他們的生命似乎已經融人了蓮花的某些特徵和特性，蓮花的精髓就散落在每個橋梓人的心頭。
橋梓村因人多地少，一直是遠近有名的窮村。苦難實實在在剝蝕著一個詩書傳家的部落，將他們原本的儒雅和格調打落，成了真正的斯文掃地，從外觀看橋梓人和南粵任何一地的山野村夫毫無二致。到了60年代，這裡的人只得到外地當民工，靠出賣勞動力掙錢，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後期，全村只能靠燒磚、燒瓦為農業的經濟來源。橋梓村人窮到家了。
但是橋梓到底還是周敦頤的後代，雖然他們衣衫襤褸，皮膚粗糙骨節粗大，但在他們粗卑的外表下，每個人內心仍著尚文尊道的潮汐，顯露出他們的與眾不同。
僅清以來，橋梓人中舉及進士就有5人。清末民初時，旅外橋梓人多走經商、科舉之路，在國外完成學業的大學以上學歷者就數以百計。
特別是現在，橋梓人由窮變富了，富裕後的橋梓人仍然以蓮花為旗，更加註重內在的修養，注重文化修身，注重生活的詩意。現在，這里辦有圖書館、展覽館、影劇院、活動室，總投資1600萬元。並且辦有綜合性的小報《橋梓通訊》，從1991年創辦起，現已發行數百期，每期發行量都在2000份左右，在國內外產生良好影響。橋梓人還創辦了蓮花詩社和吟香詩社，他們曾在周氏宗祠的大堂裡，將詩社成員的詩歌和書畫作品進行展覽。蓮花詩社以寫古詩詞為主，社員大都是中老年，他們在茶餘飯後於清風明月中追尋古意，以他們對生活對人生的感悟去和先人的意趣對接，在怦然心動感念難與君說的妙得。幾株修竹，一壺清茶，三兩人影，幾聲長吟，你說句蓮遠鄉清濂水學，他就吟哦對出花前月下逸居吟來，這一幅恍若詩人墨客對韻圖，誰能想到竟是真正的山野村夫呢。周敦頤當年主張的人人為聖，想不到卻率先在自己後代中閃現出動人的輪廓。而吟香詩社則是另一種婉約的表達，社員大都是荳蔻年華的少女，就像當年黛玉葬花那般的年齡，不過她們的體格要比黛玉豐滿得多，健美得多。雖然她們大部分是外地打工的女青年，偶爾也有寄人籬下的飄零感，但總的來說要比黛玉的際遇強得多，她們依靠自己的勞動，有著獨立自由的人格，因此她們要比黛玉幸福。現在，她們就把這幸福和偶爾的愁緒很委婉地表達出來，像一聲輕柔的嘆息飄在開滿鮮花的山岡上，讓人產生微微顫栗的幸福聯想。大概有不少本地的小伙子被這種幸福子彈擊中，成了詩人的俘虜，於是他們終生都在傾聽，傾聽她們永遠的表達。
橋梓人就是要把他們的幸福表達出來，於是他們就多次舉辦徵詩徵文徵對聯活動。比如他們舉辦《愛蓮說》讀後感徵文活動，讓現代人和先古的情韻浸潤在一起，然後再萌生出嶄新的芽芽。這是嬌嫩壯碩的新芽，它會在將來開出瑰麗的奇葩，會結出沉甸甸的思想果實。據說《愛蓮說》徵文一次就收到稿件五六百篇，他們從中遴選出30篇獲獎。徵文結束後，管理區把100篇優秀文章彙編成《讓蓮花香飄梓里》出書，印數2000本，分贈給國內外周姓族系，又一次讓蓮花的清香遍及世界……
橋梓人以豐沛的激情保留下許多中華民族的傳統習俗。隨著改革開放，橋梓人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還不失時機地找回了屬於自己的精神需求。比如這裡的舞龍獅、放煙火、賽花燈、清明祭祖、端午粽子、中秋月餅、九月重陽等等節日，每過一個節日，實際上都是遊歷一遍中國感情，這是中國人最為獨特的語言，是民族心靈的祭奠，也是中國國情的隱形教育。我們不止一次在電視上看到這樣的場景：每逢中國的節日，不管是美國的華人社區還是法國的埃菲爾鐵塔下，都有揮舞龍獅的中國人在盡情狂歡。這是中國人的世界性語言，只要出現了龍獅，就等於聽到了中國人的呼喊，聽到了他們的歌唱。只要他們舞起了龍獅，就說明他們對萬里之遙的祖國的思念，就說明他們對祖國的深情。而國人只要一看到他們手中的龍獅，就如看到平安信號，就知道他們已經紮下根來，並且有了一個燦爛的前程。他們揮舞的龍獅中傳達了多少中國情結，凝結了多麼堅定頑強的中國精神。然而，文革中卻把舞龍獅之類的東西強行打為另類非要加以剔除，想來是多麼愚不可及！而現在的橋梓人卻再次把它們高揚起來，讓它們平淡無奇的生活，讓日子過得更精彩。
比如橋梓人每年舉辦的鬧元宵活動，已經成了該村的名揚鄉里的名優品牌。在元宵節上，他們放電影、放煙花、擺燈飾、猜謎語、表演節目，還有舞龍舞獅等等，競能吸引數万人前來觀賞。
常平鎮黨委書記周華駒說：毛主席有一句話叫洋為中用，古為今用，這句話我們可以發展一下。先說古為今用，對待民族傳統，對待民族文化，特別是那些充滿中國氣節，又有教育意義，或者是具有豐富人性的節日，要重新包裝，這叫古為今用，使之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現在我們國家擠進來不少洋節，比如聖誕節、情人節、愚人節等等，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情況。認真分析一下，洋節何以能擠進中國市場？我認為有以下幾種原因，一是洋節比較適合人類的精神需求，二是比較適合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消費心理。而我們的節日文化的元素較為單一單調，偏向政治性和團體性，在個性化和豐富性上有所缺欠。這些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所謂文化，所謂文明，都是以各種形式來體現的，節日也是很重要的一項，為什麼洋節能傳到我們國度，我們的節日就不能傳到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呢？因此我們一定要重新認識傳統節日的意義，並把它納入精神文明的範疇去考量，下功夫去包裝它，給它賦予嶄新的意義，然後讓他漂洋過海到外國宣傳我們的精神文明，這叫中為洋用。
周華駒，皮膚白淨，文質彬彬，再加上一副眼鏡，給人的感覺書卷氣很濃。聽他講話時，除了他善於用徵詢的口氣外，基本上就是一個在學術報告會上的發言者。來常平鎮之前，他原是東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筆者曾和他有三面之緣。
第一次，筆者受東莞市委一位領導之邀，在參觀虎門林則徐紀念館時和其認識。當時正是改革開放之初，東莞處在前沿，港台方面常有人來此觀光走訪，內地亦常有朝東南走的時尚。於是我就加入了這個行列。記得正巧有香港文藝代表團來訪，市領導便於陪同，就把我們弄到了一起，大概周華駒當時是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來參與接待工作，這樣，我們就認識了。第一次交談不多，印像不深，只是彼此交換了名片。第二次，筆者接受中央電視台之邀，參與撰寫一部大型專題片來到東莞，接待的正巧又是市委宣傳，這時周已是宣傳部副部長了。這次彼此因了上次的交情，所談較多，知道他身在僑鄉，家中有許多人都在海外，他不久也要到國外發展。筆者印像很深的是他的從容和沈靜。一個具有海外背景的政府官員，他為什麼還能一絲不苟地從事工作呢？一邊是微薄的收人，一邊是豐厚的進項，兩者之間的反差如此之大，他何以有這樣的耐性呢？這樣的念頭閃過之後就煙消雲散，等這次又來東莞，再度想起戴眼鏡的老周時，就想，他此時一定是在國外的某一處，據說是在美國的關島，說不定已經成為大老闆了。哪成想，這次競在離橋梓不遠的常平鎮意外地和他相遇，況且知道了他也是周敦頤的傳人，也正是因為是周的傳人，他才不忘祖訓，放棄到國外發展的想法，回到故鄉，決計為常平鎮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周華駒說了許多，給我震撼的是如下一句話：自橋梓有史以來，700多年，周姓人家為官之人，沒有一個貪官，皆效先祖周敦頤中通外直，出淤泥而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