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過很多地方。現在全國許多城市裡，開的士的都是農民了，只有我們上海除外。北京的的士，大多數都是平谷、延慶等郊區的農民開；你去過廣州、深圳吧，那裡的的士都是外地來的農民開。上海比較排外，的士司機基本上都是上海城里人，不過，現在也有一些上海郊區農民在市區開車了，例如來自崇明島的農民……”
他從廣州新白雲機場把我送到酒店，下車時，我問他姓名、電話，他給我寫了一張條子，上面有他的手機號碼，落款是“張生”。
我知道，他姓“張”，但不名“生”，但我沒有追問他的名字。 “張生”是粵語“張先生”之意。儘管他來自河南周口農村，但已經在廣州開出租車多年，入鄉隨俗嘛。
兩天后，我給他手機打電話，提出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猶豫了一下，最後答應了。
“張生”準點來到酒店接我。他大約30歲出頭，中等個頭，略微有些胖。路上，我好奇地問他：“你每個月交多少錢的房租？”
“我和我姐姐兩家合租一套單元，一室一廳，房租分攤下來，每家各交200來塊錢吧。”
“廣州竟然還有這麼便宜的房子？”我驚呼。
他一邊靈活地在擁擠的車流中穿來穿去，一邊向我解釋說：他住的地方位於不斷擴張的廣州新市區，原來是農村，當城區擴展到這里後，過去的村民便在自家宅基地上蓋起了樓房，搖身一變，成了吃房租的房東，把房子出租給像他這樣的來自河南周口農村的“的哥”，這一帶也因此成為有名的“河南的哥村”。
“農民把房子租給農民，當然價錢便宜了。”他淡淡地說。
其實，租房交易的雙方現在都不是農民了：房客開車進“城”拉客，房東守在“村”裡攬租，都與農業無關，但有趣的是，在本文開場引述的那位開的士的上海城里人眼裡，甚至也在“張生”口中，他們還是農民，還是和廣州“城裡”的那些有著“非農業戶口”的老居民不一樣……
聊著聊著，不知不覺我們已經駛入了“河南的哥村”。此時大約下午六點，正是“的哥”們白班夜班交接班的時間，“村”口或站或蹲聚著許多等車接班的司機。我們駛過了一排排安著鐵欄柵門、裝潢艷麗的小樓——“張生”告訴我，那是本地房東自住的地方；我們也駛過了一排排涼台曬著衣服、樓道坐著乘涼婦女的簡易公寓樓——“張生”告訴我，這是外地房客租住的地方。
我隨著“張生”，來到了他的家。客廳裡，一位光著膀子的中年人正在滿頭大汗地吞麵條，見到我，抬頭瞟我一眼，繼續埋頭吃飯。 “張生”向我介紹說，這是他姐夫，也是出租車司機，正準備吃完晚飯去接班；然後他又用河南家鄉話向屋裡所有人介紹了我。此時我才發現，我背後的折疊床上還躺著一個看電視的小伙子，從里屋又走出來一位婦女，屁股後面跟著一個六、七歲的怯生生的男孩。
“我姐姐出去了。這是我姐姐的孩子，今年19歲，也開的士，剛交班回家；這是我老婆和兒子。”“張生”一一介紹。就這一轉眼的功夫，“張生”的姐夫已經穿上了襯衫，有些拘謹地與我握了握手，沒說話，便接班去了；“張生”的外甥也從床上站起，尷尬地搓著手，不知是否應該與我握手；“張生”的老婆則倚靠門框，一隻手拉著孩子，沒說話，只是看著我，張著嘴笑著。
我也有些尷尬，環顧四周，沒話找話地說：“你們租的這套房子麵積不大呀。”
“張生”接過來說：“要么說便宜呢。我們住在里屋，我姐姐一家住在客廳。”
這樣算下來，這套一室一廳的單元，睡著三個出租車司機、兩個婦女和一個兒童。
我記得，回家的路上，“張生”曾說過，他不想讓他兒子接他的班，再當出租車司機，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把孩子從老家接到廣州來上學、又不讓老婆出外打工的原因：“孩子小，我老婆不上班，在家接送孩子上學，儘管上的是農民工子弟學校，但教育質量還是要比農村老家好，如果這孩子有出息，將來我們就供他上大學。”
我們坐了一會兒，“張生”便建議：我們到他妹妹一家開的餐館坐坐：“現在正是司機交接班的時間，許多下班的司機都會去餐館喝酒吃飯。”
“我們家算是老北京吧，家住城裡宣武區。我開出租已經二十多年了。北京老一代的出租車司機，基本上都轉行了，像我這樣現在還在開出租的，已經寥寥無幾了。我是沒出息，不是沒試過別的，也開過餐館，賺了點兒錢，都被我賭掉了。沒辦法，餐館開不下去了，重操舊業吧。什麼？哦，如今我不賭啦，輕車熟路，就開著出租，掙點兒吃飯錢吧。八十年代的時候，出租車司機曾經是人人羨慕的職業，許多女大學生都想著方兒、變著法兒，想嫁給我們呢。嗨，時代不同嘍，現在的'的哥'，就一'現代板兒爺'！你問為什麼？嗨，現在出租車公司收的份兒錢太高！像我一天開十二個小時的車，前八個小時都是白給公司幹的，後面四個小時才是真正為自己幹的。所以說，今天的北京，的哥這一行基本上都被郊區農民包下來了，錢再少，也比他們在農村刨地強啊！要不是上面控制，北京出租車這一行，也像廣州一樣，被外地農民接管了……”
其實，進城農民並不都是建築工地的苦力、流水線上的“螺絲釘”、撿破爛收廢品的拾荒者，也有出租車司機、小商小販、甚至自行創業並把企業做得很大的企業家。他們大概是進城農民中的中、上層，或曰“成功者”。但“成功者”也自有其辛酸、苦衷與煩惱。
就拿出租車司機這一行來說吧。如今，中國許多城市的出租車司機，大多都是進城打工的農民，與那些流水線上的打工仔相比，“的哥”收入相對高一些，開車時又沒有老闆、工頭監管，也許在進城農民中還算是個中層，但這一行也有這一行的辛苦：“份兒錢”過高、工作時間過長，究其實，不過是把城里人不願意幹的活接過來罷了。
去餐館的路上，“張生”告訴我，他們家中姊妹三人全部都在廣州打工，家中就剩父母了。村里其他人家大多也是這樣，青壯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地裡農活不多時，就靠家裡老人打理打理，農忙時，他們便寄錢回家，僱人或僱機器來做。
這個“城中村”真可謂地地道道的“河南村”，就連街麵店鋪也冠以“河南雜貨店”、“河南小賣鋪”、“河南肉店”等名稱，給人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錯亂感。我們來到了“張生”的妹妹和妹夫合開的夫妻飯館——“河南飯館”。說是飯館，其實就是一間平房，四、五套簡陋的桌椅，平房的兩面牆換上了可以活動關啟的鐵皮門，毫無遮攔地大開著，由於天氣炎熱，也由於兩面臨街，蒼蠅懶散地在油膩桌子上擺放的醬油瓶和醋罐之間盤旋著，顧客清一色地都是操河南周口口音的司機，喝著商標剝落的瓶裝啤酒，吐著劣質煙草燃出的煙圈……
我和“張生”坐在了幾個抽煙喝酒的司機的對面。 “張生”沒有介紹我，他們則詫異地望了我一眼，沒說話，繼續吐著煙圈。我知道，是我的模樣、神態和穿著惹來了他們異樣的目光。我突然有一種強烈的荒誕感，甚至對我此行的目的產生了懷疑：作為一直在城市里長大的讀書人，我真的能夠了解這些農民“的哥”的所思所想嗎？
一輛桑塔納緩緩駛近“河南飯館”，停了下來，車上走下一位頭髮灰白、身材高大、但略微駝背的男子，坐在了我的旁邊。 “張生”給我們做了介紹，告訴我他是這裡年齡最大的司機，今年已有六十多歲，大家都管他叫老周。聽說我是記者，老周表情淡然，並沒有與我握手，只是遞給了我一支香煙，但濃重的河南家鄉話卻轉換為略有口音的普通話：“第一次來廣州？哦，來過多次了。”
我們聊了起來。老周來自農村，但也談不上是乾農活長大的。他當過兵，也是開車，但未能提干，一直是志願兵，走南闖北，從東北調防到上海，見過大世面。復員後，他找到了周口縣城一家運輸公司的工作，繼續開車。前些年，公司倒閉，他也下崗，索性返回農村老家，靠種地和很少的退休金維生。後來兒子上大學，家裡經濟拮据，老周又老驥出征，來到廣州開車，用他的話說，“給兒子掙一份學費”。
聽說我也在中國當過兵，老周的口氣親切了許多：“按軍齡算，你還是個新兵蛋子，哈哈。”談到他在廣州開車的遭遇，他話多了起來：“廣州人倒是不排外，但廣州出租車管理部門不喜歡我們河南人，資格考試越來越刁難人。你說，考試出題，讓我們這些剛從河南農村出來的人馬上說出廣州市區兩地最直線的距離，能說出來嗎？”
我的荒誕感減弱了許多：我似乎觸摸到了這些農民“的哥”的所欲所求和喜怒哀樂。其實，30年前，我在中國當兵時，接觸的戰友，絕大多數也都是農村兵，我知道他們想什麼、要什麼，儘管那個年代他們慾望的實現渠道是入黨、提干、留城，但也算是一種“城市化”衝動吧。
“來，咱們換一個桌子，與我的老闆一起喝點兒酒。”老周捻滅了快燒到手指的煙頭。
“我在深圳開的士，開了十多年，現在已經在深圳買了房子。我老家是湖南攸縣，農村的。深圳一半以上的的士司機，都是從我們攸縣來的。你想知道我是怎麼想起幹這一行的？我給你講個故事吧，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初中畢業後就沒幹過一天農活，我走南闖北，先是打工，後來做小生意，但乾了多年也沒賺到什麼錢。有一次，在雲南邊境的一個城市，一個人高馬大的顧客欺負我個小，拿了貨，不給錢，我火了，噌！我扯開了夾克拉鍊，露出了身上綁著的短刀和火槍：'你曉得老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嗎？你曉得老子天天和什麼人打交道嗎？'那人嚇得臉刷白，扔下貨，撒腿便跑。但我也有些後怕：萬一他叫來警察怎麼辦？我收拾起貨，攔住一輛出租車，對司機隨便說了一個地名，便人貨一起上了車。車到了，司機一說價，我傻了。這麼短的路程，他竟敢收這麼多錢！我把當天賺的大部分錢都給了他之後，突然對自己說：我為什麼不能開的士？我為什麼不能賺這個錢？後來，我來到了深圳，用打工和做小買賣賺來的錢買了輛車，幹起了這一行……”
我們換了一個桌子，坐到老周的“老闆”和另外一位河南司機的對面。所謂“老闆”，其實也是同樣來自農村的普通“的哥”，只不過因為在廣州開車年頭久，自己買了車，而老周剛來廣州不久，買不起車，只好租他的車，與他輪班開車，因此尊稱他為“老闆”。
“張生”進了廚房幫忙，他妹夫端上幾盤烹調簡單但尚可口的炒菜和涼拌菜，他妹妹則提來幾瓶啤酒。老周給我面前的塑料酒杯倒滿啤酒，也不勸酒，就與“老闆”和老鄉嘮起家常來，普通話又換回河南話。
席間，“老闆”得知我是記者，也用“河南普通話”向我訴起苦來：“我們河南人在廣東名聲不好，作為出租車司機，我們也處處受排擠。”
另一位司機也加入進來：“現在廣州出租車行業也在搞本地化，想方設法排擠外地農民司機，尤其是河南司機。但這一行工作太辛苦，工作時間長不算，交了份兒錢後，自己也落不下多少錢，所以廣州本地人不願幹，擠走外地人後，廣州的出租車行業肯定癱瘓。”
為了安慰他們，我講述了我在深圳遇到的那位湖南“的哥”的故事，但一直沒有插話的老周突然打斷了我：“他十多年前起步，在深圳開出租車，但今天的情況早就不能與十多年前相比了，現在不管在廣東什麼地方，開出租都不那麼容易掙錢了，油價、氣價一個勁兒地漲，交給公司的份兒錢卻仍然那麼高，”老周指了指另外兩位，“像他們這樣還算年輕的周口司機，別說在廣州買房子了，就是養家糊口都很難。”
“老闆”給我續滿了酒，他們三人一起舉起塑料杯子：“來，乾杯！”
老周把滿滿的一杯啤酒一飲而盡，抹了抹嘴，猛吸一口煙，然後，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我反正是快入土了，供完兒子上大學，老子就不干了，回農村老家去……”
（注：文中出租車司機的姓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