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裝進幾十個人的大貨梯像一隻生病的巨獸，喘息著爬上了六樓，沉重的大門不情願地打開之後，人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這個充滿學術氣的名字看上去和周圍的環境並不協調，它的'鄰居'有不少是工人的集體宿舍，窗外掛滿了花花綠綠的衣服。但它的負責人劉開明很滿意……”
這是中國《經濟觀察報》三年前一篇報導的開場白。三年過去了，你仍然可以用這段話來描述劉開明創辦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辦公環境。
不過，我去劉開明的辦公室時，並沒有乘坐那隻病獸般的大貨梯。我不知道這棟舊廠房一般的破樓中還有電梯，我是自己“喘息著爬上了六樓”的。
劉開明剛剛送走了一位加拿大華裔學者。在我之後，他還有另外一位客人。知道我從英國來，他特別關照，“見縫插針”，把我“插”到了他原來排得滿滿的會客日程之中。
如果說北京學者溫鐵軍與我聊起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時，不時流露出深深的憂慮和懷疑，那麼，談起同樣的話題時，劉開明的口氣卻要樂觀得多。
劉開明認為，城市化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的城市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吸納農業人口的空間。 “農民進城比在家務農好，視野開闊了，對整個社會進步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他說。
但如果你認為劉開明對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對農民工的困境視而不見，那你就錯了。劉開明寫過一本書：《邊緣人》，就曾細緻、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那種無奈的“邊緣人”狀態；他所創辦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更是一家專門從事農民工問題研究、支持和培訓的非贏利機構。
劉開明認為，導致中國城市化程度滯後、導致進城農民難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最主要的製度性障礙，就是戶籍制度。談到中國應該如何對待戶籍制度，他的口氣非常堅決：“必須取消。如果不取消，負作用會不斷加大，最後有可能會毀滅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
“讓農民工成為市民”——這是劉開明反復強調的一句話。
但上海學者彭希哲卻認為，中國不應匆忙地取消戶籍制度。
在復旦大學文科大樓的辦公室裡，該校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教授接受了我的採訪。
“我覺得，如果歷史性地看待戶籍制度，那麼，我們可以說，在過去20年中，戶籍制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最大的貢獻。”他的這個觀點初聽上去，的確讓我吃了一驚，但彭教授並沒有看出我內心的驚訝，繼續闡述他的觀點，“我們可以這麼想，在過去20年中，中國在製造業的帶領下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中國製造業成為世界工廠的一個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國有大量廉價勞動力，那麼，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主要就是農民工，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如果農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話，那麼，中國就不會在20年的如此長的時間裡，保持如此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過去的20年中把中國建設成這樣一個世界工廠。”
我第一次知道，農民工的邊緣人地位、兩棲人身份，竟然能如此奇特地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掛上鉤，但我不得不承認，這大概就是事實。嚴酷的事實，無情的邏輯。
“農民工之所以能夠在城市中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從事經濟活動，也就在於他們的這種兩棲身份。”這一次，彭教授似乎看出了我內心的疑問，“因為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農民工就會希望擁有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方式、一樣的收入、一樣的勞動條件，但我現在覺得我是農民，我的家在農村，我到你這裡來就是為了掙點兒錢而已，只要收入我認為可以，我就乾了，這就是中國很低的勞動成本之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彭希哲承認，在中國特色的“血汗工資制度”下，農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他也承認，戶籍制度的存在，使中國城市中的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但他認為，如果從整個中國反貧困的角度來說，農民進城打工，對於縮小貧富差距有極大的幫助，“你想，這部分人本來是反貧困運動的救助對象，他們在農村一年的現金收入不超過一千塊錢，但他們到城裡打工，一個月的現金收入就可以達到一千塊錢，也就是說，他們在城裡的經濟狀況比過去好了10倍。”
當然，彭教授也認為，應該改革目前的戶籍制度，消除它的負面後果，但他強調，如果中國要改革戶籍制度，就應該首先改革福利制度，“弱化、或者說剝離原來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那些權利、福利、待遇，而把戶籍制度真正回歸成為人口管理的一個工具。”
另一位上海學者曹錦清也認為，中國目前尚不能匆忙取消頗受世人詬病的兩大製度：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承包製度。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錦清教授在自己的家裡接受了我的採訪。在他看來，中國農民之所以能夠接受城市裡的低工資，就是因為他們還在農村老家擁有一塊兒城市工人所沒有的承包土地。
曹教授一邊說，一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有一些外國人問，中國的勞動力為什麼那麼便宜？正確的回答是：中國的農民工在家裡承包了土地，他們的收入應該是承包地的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他們沒有承包土地的收入，那工資必定要上漲，否則他們怎麼活下去呢？所以，土地承包製的安排，其重要性就在這裡，第一，它可以降低工資，第二，可以維持社會安全。這就是中國的一個很大的特色，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我一邊聽他講，一邊心裡琢磨：曾經寫過轟動一時的“三農”問題調查名著《黃河邊的中國》的曹錦清，也在為農民工的低工資辯護？
曹錦清似乎猜出了我心中的這個疑慮：“在現代社會，為不平等進行辯護，那總是說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保障能力的製約下，即使中國要實現城鄉居民在這方面的權利平等，也是有心無力的。”
他又續上一根煙，“一個善的製度的落實，也需要有諸多條件作為前提，有的條件，不是善心一發就可以自動具備的，它確實需要一個經濟發展的過程。”
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承包製度，是造成中國特色的農民工現象、制約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兩大製度性安排。不少中國學者對這兩大製度提出了嚴厲批評，甚至呼籲徹底取消，曹錦清也承認，這兩大製度的確帶來了許多弊病和問題，但他更強調這種制度安排的正面效應：“在中國這麼一個大國，出現如此大規模的人口轉移，發生如此深刻的社會變化，卻沒有產生嚴重的社會動盪，沒有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社會治安也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城市也沒有擁擠到爆炸的程度，而且農村經濟也在緩慢地、但持續地發展，大量的打工者的匯款也流到了農村去，維持了農村家庭經濟的運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學者章錚和李敬最近所做的一項研究，也間接地證明了“農村老家有一塊地”的重要性。這兩位學者在其合著的論文《民工流動和鄉村中年失業》中指出，所謂的“民工荒”，其實確切的說法是“青年民工荒”，因為那些僱傭農民工的非國有企業只需要青年民工，而不需要鄉村中大量存在的中年剩餘勞動力，而當現在在城市務工的青年民工進入中年後，他們之中絕大多數將失業，因而不得不回鄉。
按照曹錦清的說法，由於中國的城市政府絕對沒有相應的財力為所有失業農民提供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險，此時便突顯農民所承包的那塊土地的社保功能了。
針對劉開明等學者“讓農民工成為市民”的呼籲，曹錦清的回應是：“想把農民工變為城里人，願望是好的，也佔據了很高的道德製高點，但做不到，例如石家莊曾經放開了戶籍制度，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戶籍制度的背後，其實是一個社會保障的問題，是城市社會保障與農村無保障的巨大落差。”
所以，曹錦清並不怕被人誤解為“不平等的辯護士”，其觀點非常鮮明：在目前社會保障尚未覆蓋全國的情況下，他反對匆忙取消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承包製度。
但劉開明認為，這個順序應該反過來：先取消戶籍制度，然後再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網絡。
“廢除戶籍制度之後，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給所有的人提供一致的低覆蓋的社會福利。”劉開明說。
劉開明認為，目前的製度安排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超過正面效應，而其中最為負面的後果是，那些像候鳥一般往返於城鄉兩地的農民工，其社會地位和心理預期不是逐漸上升的，而是不斷下滑的：“農民工應該都是中國農村的精英，其中60%沒有任何農業工作經驗，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中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比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高。他們進入到城市、進入到工廠，應該是很快地正規就業，非常好地努力向上發展，但目前中國所有的製度安排都讓他們不能向上發展。他們做到一定程度，一般3到5年就很厲害了，因為所有的聲音都告訴你：你不屬於這裡。他就有內心的焦慮。但是走到哪裡去？製造業就是這樣，你不可能上升，他們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但除了失望還是失望，最後作小生意，但每個人都只知道開小飯鋪、小*，又把競爭價格壓低了，又賺不到錢，越走越低。我們在河南做調查，很多農村里年輕人都在製造業中出賣體力，中年人在城市裡拾垃圾，年紀大的，如果家裡蓋了房子，就不出去了，但如果小孩還沒有娶上媳婦，就出去乞討。這是非常悲哀的。”
劉開明雖然自己是文學博士，但他特意向我強調，他也是農民出身：他是從廣西的一個普通農家通過考大學考進城市來的，他家中也有人是農民工，在城市出賣體力。據《經濟觀察報》的那篇報導稱，劉開明之所以選擇深圳福田區車公廟安華工業區內這棟老舊的廠房，作為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辦公地點，除了租金便宜之外，還有一個用意：“他想讓他的30多名員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們的服務對象——工人——當中去。”
當我結束採訪、向他告辭時，劉開明提醒我：“我們這個樓是有電梯的。”
於是，他把我送到電梯口，等著電梯緩緩地升上來，等著它很不情願地打開沉重大門，等著我遁入這部氣喘吁籲的“大貨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