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村的許多年輕人都到大陸打工去了，”李雲（化名——作者註）坐在自己藥店的櫃檯後面，對我說，“我也在深圳打過工，體力活，又髒又累，但收入比我現在開藥店的收入還高。”
李雲大概二十六、七歲，在海南省五指山一個苗族山寨做鄉村醫生。此時，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陸”這個稱呼的，並非只有台灣人。
“那你為什麼又回來了？”我坐在櫃檯邊上的一條長凳上，一邊逗弄著他的三歲的兒子，一邊問道。
“我畢竟學了幾年醫，不想荒廢掉。”他回答說。
“那為什麼不在大陸那邊的大醫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來的，在大陸那邊誰都不認識。要是能在大醫院找到工作，我也不會干那一段體力活了。”他苦笑著說。
但他的山寨藥店生意實在不怎麼樣。在我們交談的三、四個小時之內，他只做成了一單生意：一個穿著典型的苗族服裝的婦女，帶著一個不斷咳嗽的男孩來到了他的藥店，李雲一邊向母親詢問著什麼，一邊用聽診器聽著孩子的胸部，他們談的苗族話我聽不懂，但那對母子拿了藥，似乎沒交錢就走了。事後，李雲向我解釋說：“她說現在手頭沒錢，先賒著。”
李雲也是苗族人，但能說流利的漢語，他的言談舉止和穿著打扮，與“大陸”那邊的城里漢人沒啥兩樣，但與坐在我旁邊的他的胞兄反差很大，似乎來自兩個世界。
李雲的胞兄只比他大三、四歲，但看起來就像一個四十歲的中年人，也在“大陸”那邊的廣東省打過工，因學歷比弟弟低很多，就更只好乾體力活了，而且幹的是最辛苦的建築工人的活。
哥哥的漢話，我聽起來就很費勁，還得弟弟幫助解釋：“說不好漢話，也是我哥最終回鄉務農的原因之一。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建築工地的活，既危險，又辛苦，不能長干。嗨，趁著年輕，掙幾年錢就回來吧。”
“聽長輩說，過去是大陸人都往我們海南跑，但現在，是海南人都往大陸跑。”在來海南的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年輕人對我說。
我的這位鄰座也在“大陸”那邊的廣州中山大學上學，五一黃金周返回海南三亞探望父母。他告訴我，他畢業後肯定不會回海南工作：“廣州、深圳的機會還是要比海南多得多。”
據說，在中國，衡量某個省份是窮是富，有個相對簡單的標準：看它主要是農民工輸出地還是接收地。例如，中國最著名的幾大農民工來源地，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都是相對貧窮的省份；而廣東、江蘇、浙江、山東這些沿海發達省份的農民，如果離家打工，也大多會在本省大城市打工，即使去外省，也大多是經商。當然，這裡說的窮富都是相對而言的，至於赤貧之地的農民，連路費都籌措不到，也只能守在家裡種田了。
海南曾經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也曾經是大陸移民的熱門流入地：移民中不僅有外省農民工，還有大量內地城市精英，但如今海南卻變成了移民流出地：流出去的不僅有去大陸打工的海南農民，還有本島城市青年和大陸回流人才。進入新世紀，仍然流入海南的，大概只剩下一類特殊“移民”了：高考移民。歷史發展和經濟規律的弔詭，令人唏噓。
“那些大陸人當時湧到海南，到處圈地，蓋房子，後來又紛紛跑回大陸，留下了一大堆爛尾樓。”在海南省省會海口，一位雜貨店女店主指著不遠處的一棟樓，用帶著濃重海南口音的普通話對我抱怨說。
那棟樓的基本框架猶存，就缺房頂、窗玻璃、外部粉刷，當然還有人氣，就像一副巨大的人體解剖構造標本，陰森森地矗立在那兒，挺瘆人的。教科書上是這麼解釋“爛尾樓”的：“在泡沫經濟中因資金鍊斷裂而擱淺的建築物。”
“當年闖海南的大陸人，大多數都走了。像我這樣留守的人不多了。”在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開餐館的老楊感慨說。餐館客人不多，作為老闆的老楊居然有時間看著我吃飯，陪著我聊天。
老楊是陝西人，也是被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因海南建省、設立經濟特區而湧動起來的“闖海潮”裹挾而來的。他見證了近20年來海南經濟興衰、人潮漲落的全過程：“我是一路趕潮，1988年海南建省，我從陝西辭去工作來到海口，1992年洋浦簽約，我又從海口趕到洋浦。嗨，說句實話，小小的洋浦，就是整個海南的縮影。最初人們對洋浦經濟前景的期望值很高，淘金者從全國四面八方大批湧來，如今，這些人走得都差不多了。我也嘗試過很多東西，都失敗了，如今只能靠這個小飯館維持個基本生存。等客人少到都無法供得起我自己的伙食，我也該離開了，像海南的農民一樣，去廣東，為別人打工。”
“嗨，一個省光靠旅遊，是富不了的。旅遊是人旺財不旺。”在海南最南端的旅遊城市三亞，一位來自“大陸”的湖南“的哥”，一邊開著車，一邊對我闡述著他所理解的地域經濟學。在他頭頂上方，用毛澤東肖像做成的吉祥物隨著道路的顛簸不斷晃動著。
是的，旅遊業僅僅富了像三亞這樣的少數海濱度假勝地，海南腹地的城鎮和農村還是很窮的，甚至像海口、洋浦這樣的大陸“闖海者”爭相湧入的沿海城鎮，如今也呈現出某種衰敗、蕭條、冷落的跡象。如今的海南，除了三亞等少數旅遊城市尚有一些外省農民工，大部分地區與其說是移民輸入地，不如說是移民輸出地。
1988年，海南建省，並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當時，海南似乎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啟動十年，中國決策高層有意讓海南成為第二個台灣島，所以給予海南極為特殊優惠的特區政策；地利：海南靠近港澳台、東南亞和珠江三角洲，位於大中華經濟圈的中心位置，處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金三角”地區；人和：大批人才湧入海南淘金，有所謂“十萬人才下海南”之說。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海南未能搭上“金三角”經濟高速發展的順風車？
“海南衰落的原因很多，有領導不力的原因，也有經濟發展戰略選擇失誤的原因，”在北京西城區一棟老式樓房中，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先生對我說，“我去過海南多次，也與當地人談過這個問題。海南建省後，經受過多次打擊：汽車走私案被曝光，是一次打擊；後來房地產泡沫破裂，又是一次打擊。”
但在廣州中山大學周春山教授看來，海南衰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沒有發展工業。
“俗話說，無工不富。海南觀光業名聲在外，但旅遊業是旺人不旺財，過分倚重旅遊業而忽視製造業，是不對的。”週教授說的“旺人不旺財”，與我在三亞遇到的那位湖南農民“的哥”說的“人旺財不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周春山在他的辦公室裡接受我的採訪時，拿廣東東莞與海南相比，試圖說明他的“無工不富”的理論：“在海南，無論是汽車走私，還是房地產熱潮，還是過分注重旅遊業，背後都是撈快錢、發易財的心理在作怪；東莞則不同，雖然沒有海南那麼大的宣傳聲勢和媒體關注度，但踏踏實實地吸引外資，從最初無人看好的三來一補加工業幹起，結果闖出一條致富新路。”
週教授還指出，海南對姓資姓社的問題、對洋浦開發是否賣國有過很大的爭論，影響了外資投資的決心，也使自己失去了寶貴的發展機遇。後來到1992年*南巡，中國全方位開放，海南也就更沒有太大的優勢了。周春山回憶說，“洋浦開發之初，很多內地人才湧往洋浦，包括我的許多同學和熟人，我那時想去還去不了呢！但現在他們都跑回來了。”
《21世紀經濟報導》編委金城也有同感：“我有好幾個朋友，原來在海南，後來也跑到廣東來。”金城在廣州接受我的採訪時，如此分析海南的教訓：“海南的失誤主要是產業選擇的失誤，它與珠海面臨同樣的困境，它本身可能比較適合做旅遊，但做旅遊呢，對財政來說，收益有限，而沒有財力的話，就無法推動工業化的進程。海南這兩年有一些改善，例如有了石化方面的大型項目，對海南經濟有些帶動，但海南基礎太弱，原來就是一個未開發地區。”
確實，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中葉，中國的“傳媒寵兒”是海南，而非東莞；中國城市青年精英的夢想也是“闖海南”，而去東莞的都是來自農村的所謂“盲流”。但近20年下來，物換星移，東莞和海南換了個位置。
這次我去海南採訪，曾在海口一家餐館遇到一位來自海南文昌農村的青年男侍，我問他的收入有多少，他環顧左右，見老闆不在，悄悄對我說：“只有500多塊呀，只有我在東莞打工時的一半。”
“那你為什麼離開東莞？”
“我春節回文昌老家過年。這家餐館的老闆是我親戚，叫我過來臨時幫一下忙。忙完這一段，我還是要回東莞打工的。”他向我使了個顏色，匆忙收拾起我桌前的剩菜，返回廚房。
原來，他的老闆從廚房裡走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