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5月23日似乎是一個普通的日子。但不知為什麼，我很早就醒了。
我的日記這麼寫著：
“早晨六點多，睡不著，起床，步出位於北京朝陽區的酒店，漫無目標地閒逛。
“玻璃幕牆式寫字樓之間，一條待拆遷的小胡同。如同鬱鬱蔥蔥的森林中，一棵被雷擊中的枯樹。胡同入口處貼著'呼家樓街道辦事處'和'呼家樓派出所'的聯合'告知'：'該地區已被列為治安混亂區……'，胡同出口處高懸一麵條幅：'堅決打擊一切違法經營犯罪活動'。但叫賣蔬菜水果的小商販，卻像雨後的蘑菇一樣，密密麻麻地生長在朽木上。他們都操外地口音。他們的膚色、穿著、舉止，與上班前買菜的北京市民之間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與森林的綠色之間的反差。
“一位'老北京'告訴我：這片待拆遷的大雜院已經沒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們把自己的平房租給了來自安徽、河南農村的菜販……”
2007年5月，將近一個月，我在中國南北各地採訪，為一套名為“中國城市化”的系列報導蒐集素材，以下是我的採訪日記中的一些片斷紀錄——
海南三亞市。
各大酒店之外。一有客人走出酒店，散落在酒店外街頭各處的三輪車便迅速匯攏，湧向客人：“去海濱轉轉吧，才一塊錢！”“一塊錢，拉你去吃海鮮！”南腔北調，但肯定沒有標準的普通話，肯定沒有地道的海南話。
“三亞基本上被外地人包下來了：外地遊客和外地打工者。”一位遼寧籍的出租車司機對我說。
“那三亞本地人都哪裡去了呢？”我問。
這位司機笑著說：“他們都在廣州、深圳打工呢……”
廣州新白雲機場。
出租車司機把我的行李放到汽車後備箱。 “裡面放了什麼？這麼重！”他甩了甩胳膊。
我曾經在河南住過幾年，熟悉他的口音。 “你是河南人吧？”我問。
“不錯，我是從周口農村出來的，”他爽快地承認。
我們聊了一路。他如此向我介紹廣州“的士行業”的“路線路”：“廣州本地人開出租的不多了，來自湖南攸縣的司機最多，其次是我們河南周口的，剩下的，是廣東省其它地區的農民，像湛江、汕頭……”
東莞東城區—鳳崗鎮的長途汽車上。
滿車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女，南腔北調，但好像沒有東莞本地口音。
與鄰座女孩聊起來，她在鳳崗鎮打工。五一黃金周，她回了一趟四川農村老家，看望父母，現在坐車趕回鳳崗，明天一早就要上班。
沿途經過許多鎮，都是東莞轄鎮，工廠遍布，酒店林立，商業街喧囂繽紛，比中國北方某些中小城市還熱鬧。不斷有人下車。鄰座女孩說，下車的人中，也有她的同鄉，都是從老家趕回工廠上班的。
難道這就是舉世聞名的“世界加工基地”？
深圳福田區。
真沒想到，在這個年齡不到30歲的摩登城市中，還有這麼一塊“都市中的村莊”，而且就在離我酒店幾步之遙的地方。街道狹窄，似乎只能容下兩個人並排通過，但街道兩旁的店鋪生意極旺，店鋪之上，此樓住戶與彼樓住戶的主婦們，完全可以打開窗戶聊天，再順便送給對方一瓶辣醬、一把蔥……
於是，白天採訪之餘，這座城中村便成了我晚上吃夜宵、散步、聊天的好去處。有趣的是，這裡的住戶都是外地來深圳打工的農民工，因為租金便宜；房東則是本地的前農民，但早已變成完全靠房租為生的食利市民，他們都在“村”頭的遊藝室裡喝茶、搓麻將呢。
據說，這裡原來確實是農村，真正的農村，當深圳城區擴展的隆隆腳步邁到這裡時，卻被索價極高的農民擋住了，討價還價談不攏，農民便各自在自家私宅的宅基地上蓋起了十層左右的小樓，當起了“甩手”房東……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
在學校採訪完一位來自安徽農村的大四學生，我走出校門，來到對面小吃攤，買碗餛飩。老闆和伙計都來自四川農村。
吃完餛飩，看看手錶：距下一個採訪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我便走到附近一家髮廊剪髮。與理髮的師傅聊起來，發現他的安徽鄉音很重。
結束採訪，回酒店的路上，出租車司機對我說，在上海打工的四川農民特別多，導致超市的四川辣醬脫銷……
2007年的5月23日，其實並非一個普通的日子。對我而言，也對我們這個星球而言。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和佐治亞大學的專家們統計發現，今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為33億399萬2253人，農村為33億386萬6404人。他們將這一天作為“分水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來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我知道，如今全球每天都有大約18萬鄉下人湧入城市，但我不知道，促使全球城鄉人口平衡的天平決定性地偏向了城市這一邊的那十幾萬人，是不是也包括了5月23日我在北京街頭所見到的那些肩挑背扛、神色惶惑的中國農民？
人類進化史上，標誌著人類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化的“拐點日”並不多。美國作家布羅諾斯基曾在《科學進化史》一書中說過：“人類攀升進程中最大的一步，是從游牧生活轉向村落農業的變化。”不過，由於年代久遠，那一巨變的“拐點日”已經無從查考。但無人否認，2007年的5月23日肯定是有據可查的另一個歷史巨變“拐點日”。如果說游牧文明向農業文明的轉變過程是遷居變定居，那鄉村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轉變過程大概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定居變遷居。
然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並非都在同一天走過城市化進程的“拐點”。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城市化的國家，它在1851年走過了這一“拐點”；美國則在1910年代末期跨過了城市化進程的“分水嶺”；儘管帶領全球走過這一“拐點”的那十幾萬進城農民很可能包括了許多中國“農民工”，但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大約43%。
不過，在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看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進程增速，卻明顯高於世界平均增速。
我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我把採訪胡鞍鋼的日子約在了2007年5月23日。我是在後來翻閱自己的採訪日記時，才發現了這一難以解釋的巧合。
在坐落於北京海淀區那條塵土飛揚、攤販喧囂的雙清路旁的中科院生態樓中，胡鞍鋼在寬大的辦公室裡坐立不安，顯出一種難以理喻的興奮：“近30年來，中國是世界上城鎮人口增長率最快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的數據，1975年到2003年，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6%，世界平均增長率為2.5%，中國則為4.1%；2010年前後，中國城市化率將超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將達到60.5%，高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
我對胡鞍鋼講了我這次中國之行的所見所聞。胡鞍鋼笑了：“你所看到、聽到和感受到的，不過是迄今為止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的幾朵浪花，這一人口遷徙潮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胡鞍鋼的思維和語言跳躍速度極快：“我認為，中國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就要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其中最關鍵的是，要減少農民。”
如今，我還在納悶兒：胡鞍鋼當時是否已經知道了5月23日這一天的劃時代意義？但可能性極小：因為這一消息是幾天以後才宣布的啊！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所謂的“奏摺派學者”胡鞍鋼。無論從長相、舉止、氣質或神態來看，胡鞍鋼都不像一個年過半百的人，也與我通過閱讀他的書籍、文章所形成的想像大相徑庭。他看上去更像一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不停地做手勢，不停地在辦公室內來回走動，一會兒拋給我一份他主持寫作的國情報告，一會兒帶我到他的電腦旁，向我展示中國城市化的數據或曲線圖，一會兒又走到窗前，“嘩”的一下把窗簾拉開——
我以為他要向我展示一幅巨大的中國城市化走勢圖，沒想到窗簾拉開，卻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下便是那條塵土飛揚、攤販喧囂的雙清路。
“你看，這條路就是農民工生活的寫照，街上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人流，大多數都是進城打工、做生意的外地農民。”胡鞍鋼興奮地說，“瞧，他們叫賣的貨物，或是靠自己肩挑背扛，或是靠不會造成廢氣污染的三輪車運到此地，他們沒有北京市戶口，甚至沒有辦理暫住證，但他們卻在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便、甚至為中國的GDP做貢獻，儘管他們的貢獻沒有被計入官方的GDP數字之中……”
不知是因為居高臨下的俯視，還是因為胡鞍鋼如此一番提綱挈領的解讀，如今在我的眼中，這條我來訪時艱難穿越的嘈雜喧囂的雙清路，以及中國大大小小的城鎮中無數類似的街道，突然都被賦予了一種全新的意義：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在我們的眼下、就在這些塵土飛揚的街道上發生迅速的演變；中國持續了數千年的農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加速轉向工業文明、城市文明；而這些灰頭土臉、肩挑背扛的鄉下人，就是這一巨大社會變革使命的負載者……
我當時忽發奇想：眼前這扇落地窗所呈現的畫面，其實就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最為形象的“走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