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個案件法醫能做的事情只剩下撓頭皮了，這個已經拖了將近五年的案件卷宗就堆了二尺多高，我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才在這浩如煙海的文字中大致理清了事情經過：兄弟二人看來是哥哥個性比較強，雞毛蒜皮的小事諸如妯娌糾紛之類的喜歡佔一點小便宜，這次父親剛去世，哥哥也想在遺產分割上佔一點強。
弟弟倒是準備忍氣吞聲了，但弟弟兩個血氣方剛的兒子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看來倆小伙都夠義氣——他們都瞞著家人，一個說是去找朋友打牌，一個說是出去走走，一前一後分別離開了家。
可氣又可笑的是哥倆其實要去的都是同一個地方：伯伯家，而且他們到伯伯家的時間只相差不到半個小時，隔壁的王伯證實了這一點。
並且他還看到了哥哥拿著磚頭先進去，弟弟則是拿著一把鐵鎚後進去，剩下的事情就只是第二天伯伯被發現死在床上，頭部左右都有傷痕，至於房間內到底發生了什麼，恐怕就無從知曉了——王伯不是透視眼，而哥倆都爭著說是自己打死了伯伯，而且活靈活現，好像確有其事一樣。
但我卻知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
這事情從法律的角度分析起來就有點像繞口令了：如果是兩人商量好了一起行凶這個案件很簡單，共同犯罪兩個都按故意殺人罪判。
現在哥倆都是瞞著對方去行凶的，直到案發之前都以為只有自己去過，那麼顯然不能構成共同犯罪了。
那麼如果是先進去的哥哥打死了伯伯，後進去的弟弟行凶的對象則是一具屍體，因此他根本就是假想犯罪，不負刑事責任；但如果是後進去的弟弟打死的伯伯，先進去的哥哥就應該是故意殺人罪未遂，弟弟才是故意殺人罪。
分析完這堆繞口令我的頭開始有些發暈，看見當時的法醫報告我就只剩下嘆氣的分了：它只說明死亡原因是左側的顱腦損傷，卻沒去推斷具體是什麼工具造成的，因此這個案件是一審二審，現在又是檢察院提起再審，麻煩已經是一大堆了。
案件久拖不決不說，哥倆都長期羈押，街談巷議弄得滿城風雨。
如果當時我就在場，也許還能有點辦法：磚頭的打擊總該有些碎屑留在創口吧？而現在，屍體早已火化，很多證據肯定也早已隨著時間的流逝煙消雲散，這種我們圈裡頭叫“文證鑑定”的案件國內除了幾個像鄭老這樣德高望重的老法醫外別人是沒資格接的。
但是我還是不明白鄭老為什麼會接下這個無頭案，就算是法院委託過來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推脫。
這起案件根本就沒發生在我們的轄區，何況現在這個案件已經進入審判程序，公安法醫就有充足的理由不去管它：檢察院和法院不是也有法醫嗎？難道鄭老有解決無頭案的癖好？難道鄭老不知道自己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名聲不易？這種案件可不是每天都碰得到，我決定好好看看鄭老怎麼處理這個案件。
不知道大家會把法醫的工作想像得多神秘，但實際上我接觸得最多的就是些平淡無奇的“富貴病”，諸如冠心病、中風之類的，只不過往往是發生得太突然，會被誤認為是各種案件而已，其次就是“水漂”，定海市河道縱橫，每年從水中撈起的無名屍體有一二百具之多。
但我卻沒發現鄭老有什麼異常，白天他該干嗎幹嗎，哪怕是鄰里阿婆吵架崴了腳的小案子他也不厭其煩，只不過我發現那兩尺多高的捲宗每天晚上會少一本，第二天一早又靜靜地放回來，到晚上又再換一本少掉而已。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將近十多天，就在大家幾乎要忘記這個案件的時候鄭老開口問大家對這個案件的想法了。
“這樣的案件只有您這樣的國家級權威才能解決，我是從來不接無頭案的死亡案件的。”說這話的時候陳主任低頭在自己的公文包裡翻找著法醫室公章，嘴裡吃吃地笑著。
偉城低頭看著桌面，遲疑地說：“這種時間造成的證據流失，目前還沒什麼好辦法解決。”說完他轉身在背後的書櫃裡找著什麼。
鄭老的眼光轉向了我，我考慮了一會該怎麼措辭，說白了這件事情初檢工作是沒做到位的，一是法醫沒仔細檢查創口，二是攝像拍的幾張創口照片因為角度不正嚴重變形，根本不能反應損傷特徵。
但這事也不好去責怪哪一個人，法醫不少是半路出家，水平、經驗良莠不齊這是現狀。
攝像我估計是從哪家照相館臨時抓的差，他完全不了解刑事攝影和藝術攝影的區別。
這張照片以極近的距離很傾斜的角度在創口喋開最明顯的地方拍攝，甚至沒有放置反應創口大小必備的標尺，這樣拍出來倒是極富視覺衝擊力，問題是刑事攝影的目的只是準確、清晰、不變性地反應被拍攝物的特徵，而不是表達他第一次見到恐怖傷口的心靈震撼。
雖然想了這麼半天，但我說出口的就只有一句：“這個案件恐怕只有收集到新的有力證據才行。”“嗯。”鄭老不置可否地用手扶了扶老花鏡，又把頭埋進了故紙堆。
鄭老沒吭聲，我倒是想了，新的證據要從哪裡來呢？知道情況的兩兄弟不肯吐露實情，其他人又不可能知道這個情況，證人證言這條路就沒什麼指望了；這幾張照片又不成樣子，要不然看著照片鄭老也能說個八九不離十：磚頭和鐵鎚的損傷特徵根本就不一樣嘛。
我知道鄭老做的好幾個文證鑑定的案件最後都是根據照片做出了判斷，甚至有一起交通事故他看了現場照片就說逃逸的卡車裝貨後擋板沒關好，這個細節對案情判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那個故事我們且下次再說。
我得承認這可是有很大難度的，我的功力還遠遠不夠。
事實上真實物體的很多特徵照片根本反映不出來，比如說立體感和一些很細小的碎屑，這的確也只有鄭老這樣見多識廣的老法醫才能做到這一步。
問題是這一招現在也失靈了。
看來我們是山窮水盡了。
這一大堆卷宗幾乎把我埋了進去，一些早期的紙張已經開始發黃、變脆了，翻開的時候可以聞到故紙堆那種特有的時光氣味。
昨天洗澡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了一個細節，於是今天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在卷宗裡證實自己的想法。
果然是有這麼一回事：最先是死者的老母親發現兒子的房門沒有關好，這才走進去，發現兒子已經死亡了。
問題是老人心理上根本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硬是逼著“120”把兒子拖到醫院“搶救”了一番。
按照醫生的說法，到醫院的時候人都已經硬了，但是實在是被老母親逼得沒辦法，一邊向老人家聲明人早死了，搶救只是白花錢，一邊把屍體當活人搶救著。
能從醫生那裡得到些什麼嗎？我向鄭老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鄭老指了指自己的抽屜，當時的“搶救”病歷早就在他那裡了。
我拿著這幾張薄薄的紙，好像是拿著最後的救命稻草，可以說醫生在病歷上的字跡只怕是全世界最難辨認的文字之一，幸好我自己還做過醫生，對這種鬼畫符還能連蒙帶猜地弄個明白。
這時候醫生的一行小字吸引了我的注意，“CT示左顱骨骨折、左硬膜下血腫”。
沒有哪一家醫院會對死者做CT檢查，我想只怕又是老母親的強烈要求才會有這樣的怪事，但這事哪怕再奇怪僅憑醫生的這幾個字也解決不了問題，顱腦的損傷早就被屍檢證實了，這幾個字並沒有提供新的信息。
但是我發現鄭老今天的心情特別好，熬夜這麼多天顯得有些蒼白的臉上有了一抹紅潤，就連皺紋好像也熨平了許多，莫非他已經想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難道是鄭老找到了CT片？我馬上撥通了家屬電話，但是我還是失望了，案發之後家屬已經搬了三次家，CT資料早就不在了。
看過的朋友應該還記得，一套能把CT資料三維重建的軟件在那個案件中立過大功，現在我又想起了它，但是如果CT資料沒有了，這套軟件再神奇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
失敗的情緒再一次籠罩了我。
看見我一臉茫然的樣子鄭老倒是忍不住笑了：“家屬沒有了，醫院應該還有嘛，CT機做的每一個CT資料都會在電腦上自動編號、備份。”說完鄭老打開了身邊的電腦，原來他已經拿到CT資料了！我只能認為這是一個奇蹟：我是第一次見到人已經死亡了醫院還被家屬逼著做CT；我們還得感謝這台五年前的CT機沒有報廢，也許真是冥冥之中並不希望有冤案發生吧，總之，我們現在有機會了。
鄭老自己操作著電腦，稍微顯得有些吃力：快七十歲的人了，能做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了，那麼多四十剛出頭的人還不會用電腦呢，我和偉城都提出過讓我們來幫他做電腦處理，但鄭老總是說我們還有我們的事情，堅持著自己的“二指禪”：他只會用兩個食指來操作鍵盤，我們開玩笑起了一個“二指禪”的名字。
這項操作對鄭老困難不小，醫院保存的CT資料都是DCM格式，這種格式一般的看圖軟件根本無法識別，選擇需要的圖片、設置參數、三維成像，整個操作過程任何一步錯了都會讓所有工作前功盡棄要從頭再來，看著鄭老一遍遍地重複著操作，我想起小時候聽過的蜘蛛在風雨中一次次拉網而決不氣餒的故事；只不過這一次拉的不是捕蟲的蜘蛛網，而是捕獲罪犯的法網。
失敗了十幾次的鄭老終於成功了，一切清清楚楚地顯示在電腦上：左側顱骨骨折在三維狀態下清楚地顯示出它是由三條筆直的骨折線匯聚到一個點構成的，這說明是磚頭的一個角打到了這個地方，而右邊的骨折則有一個明顯的弧形，看著這個弧形我甚至明白，作案工具是一把一頭圓形的釘錘：既不是一頭呈球形的奶頭鎚，也不是尺寸很大的油錘。
解剖結果早就告訴我們左側才是致命傷，也就是說是拿著磚頭的哥哥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而弟弟的行凶對像不過是一具屍體，我覺得他無罪釋放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一家絕後好得多。
鄭老臉上的笑容似乎讓他突然間年輕了十歲，可我倒是有個問題很想問問他了：“這次要是沒那麼巧，我們沒解決問題怎麼辦？”鄭老好像沒聽懂我的話，又好像在回答我的問題：“寫上'不知道'不就完了嗎？”我忍俊不禁，事情之所以很複雜，多半是因為人們把它想得太複雜，“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不是在幾千年前就說了這個道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