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差兩分夜裡12點。
帕蒂·格里爾就是在斯圖鬧罷工時一直努力給他量血壓的那個護士，她正在護士台上翻看最新一期《麥考爾》雜誌，等著進去檢查沙利文先生和哈潑先生。哈潑會醒著觀察約翰尼·卡森，不會有問題。他喜歡開她的玩笑。哈潑先生受到了驚嚇，可他是合作的，不像那個討厭的斯圖爾特·雷德曼。他只是望著你，膽子小得像隻老鼠。帕蒂·格里爾認為他是那種“好漢”。就她而論，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劃分成兩類：“好漢”和“孬種”。帕蒂7歲時滑旱冰摔斷了一條腿，可她從未在床上待上一天，她對“孬種”很沒有耐心。你要么真正患病並當一回“好漢”，要么當一回疑病症“孬種”，刁難一位可憐的正在幹活的姑娘。
沙利文先生總是睡覺，被叫醒時總是拉著臉。這不是護士的過錯，她必須叫醒他。她總是認為沙利文先生會理解這一點的。他正得到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好照顧而且一切都是免費的，他應該感激才是。如果今天晚上他再一次開始成為“孬種”的話。她只好對他講這些。
時鐘指向半夜；該走了。
她離開護士台，來到過道，朝白色的房間走去，到那裡，她要先沖一個澡，然後換上她的衣服。走到半路上，她的鼻子開始發癢。她從衣兜里掏出手帕捂著，輕輕地打了三個噴嚏，然後把手帕放了回去。
她專心地想著對付古怪的沙利文先生，沒太注意她的噴嚏。這有可能是患上花粉熱。護士工作台裡有大紅字寫的指示：不管感冒症狀多麼輕微，必須立即報告。她對這些指示根本就沒過腦子。他們擔心那些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可憐人攜帶的病毒也許會在密封室的外面傳播，可她還知道，對於一個小小病毒來說，要鑽入白衣天使自我抑制的環境中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她前往白色房間的路上，它傳染給了一個護理員，一個剛剛準備離開的醫生，並且另一個護士在路上也重蹈覆轍。
新的一天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