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為人陰沉，善於察言觀色。人們將其歸入無行文人之列，他“見汪主和，見馮言戰，見蔣委員長和戰皆好。遇國罵共，遇共罵國，遇法西斯國共都罵。”
1932年初，有一個黃埔軍校第六期的學生楊周熙（時在軍政部辦的交通研究所當隊長）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送給蔣介石看。蔣交康澤審查，並考核作者。康澤把楊找來，問他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楊直截了當地說，“我聽說現在有一個運動，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趕快寫這本書出來，不然，就會落伍啦！”康澤向蔣介石呈复，說楊投機。蔣把書名中的“法西斯化”改為“復興運動”，內容照舊。
1932年，張元濟的兒子張樹年自美國留學歸國，想進商務印書館，張反對，稱：“我歷來主張高級職員的子弟不准進公司，我應以身作則，言行一致。”
1932年夏，劉湘在渝召集二十一軍管區教育會議，由劉主持，致詞大要為“我統一四海後，先要發展土產，如榮昌燒酒房的泥金茶壺，隆昌的白豬兒；須不依靠科學亦能致富，閉關亦能自守。”何魯時為重慶大學理學院長，起立發言說：“國家富強必須依靠科學。如不依靠科學，請問督辦今天為何要穿西裝呢？”劉登時面紅耳赤，隨即退席。
戴季陶做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唯才是舉，給人以“天下人才盡入彀中”之感。有一次，因一已達分數線的學生沒有被錄取，戴在國民會議上要求從嚴處分自己，蔣介石無奈只有罰扣其薪金三個月。
1934年，由熊式輝和楊永泰提議，蔣介石在南昌發起以“恢復中國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復興”的“新生活運動”。宣揚“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以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時人有嘲諷此事者，撰對聯爲：上聯：一二三四五六七（意“忘八”）；下聯：忠孝仁愛禮義廉（意“無恥”）。
汪精衛投靠日本後，召集各方勢力會談，以期盡快建立政權。王克敏和梁鴻志都對日本方面負有藉著擴大華北特殊職權問題故意延宕汪偽政權建成的使命，王在每次會談如涉及國旗、汪黨流入華北、在華北建立政治分會和隴海鐵路的管轄權等等問題時，都與汪爭得面紅耳赤。他還譏諷汪說：“你應當向我請教。跟日本人處事，應虛與委蛇。日本人難纏，你同他條件談得再好，他到一定時期，也能翻臉不認賬。”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說：“我們60多歲人，做漢奸沒幾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因此極端痛恨王克敏。
成舍我在重慶辦世界日報，對社內一切措施，實行高度的壓迫和剝削。以艱苦抗戰作口實對職工採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時間，嚴定處罰辦法。甚至規定職工伙食只許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職工因工作勞累，營養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終不許。 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消息在當日中午傳到重慶，報社職工正在吃午飯，成舍我到食堂宣布這個消息，並說：“你們看，羅斯福是金元王國的總統，營養應當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見營養的關係不大。”話未說完，全室嘩笑。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後，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與鄒韜奮在南洋公學同窗多年的關係設宴相請，軟硬兼施逼他參加國民黨，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鄒韜奮馬上質問：以你的職業，看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徐恩曾回答說：已經監視你幾年，未發現是共產黨的證據，不過在當今，“不參加國民黨就會是共產黨”。鄒韜奮氣憤之餘隻說了一句話：“我就是這樣，看你怎麼辦！”
張國燾年少多才，在北京青年學生界及早期中共黨內，張之英氣皆不讓他人。他的革命精神促使他參與了中共黨的創建。但他一旦脫黨，英雄的一生也就劃上句號。在武漢，他見到蔣介石說：“委員長，兄弟在外糊塗多年。”
盛世才反蘇反共後，誣人通共，十分起勁。他曾親審丁慰慈，查問拿了多少盧布。丁不勝拷打，向盛世才說，你說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認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人自誣。丁只好從拿五萬說起，盛嫌少，毒打之下，盧布數由五萬升到十萬、二十萬、三十萬，還是遭受刑罰。丁索性自誣拿了一百萬，結果盛世才又嫌多。於是丁又從九十萬、八十萬、七十萬、六十萬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體無完膚時，丁說出五十萬，盛世才認為與其“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結論是：“丁慰慈！你早說實話，不就少吃那麼多的苦頭了麼？”
陳公博為漢奸行為辯護說：“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的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個人只有苦熬，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我們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勳，念念他的歷史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