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當時最有學問的大臣之一榮慶開始從明代抗倭的歷史中尋找良策，但他最想要的是“清閒”，“養氣讀書，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願也。”他在阜成門外散步，“近臨河甸，綠樹蔥蘢，葭葦瀰漫，令人動出世之想。”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洩痢，數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面前進讒，說，皇帝知道太后病重，面有喜色。慈禧聽了大怒，說：“我不能先爾死！”後果然，光緒先於慈禧一日“龍馭上賓。”
1914年初，殺害宋教仁的應夔丞自上海越獄逃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凱實踐其“毀宋酬勳”的諾言。軍政執法處郝佔一奉袁密令，在京津鐵路火車上將應殺死。這件事使趙秉鈞感到兔死狐悲，他為應鳴不平，徑自發電通緝殺應兇犯，並抱怨袁世凱說：“如此，以後誰肯為總統做事？”
盛世才多疑，他採用嚴密的特務網對其周圍的人進行監視，以防被人暗殺。周東郊說：“盛世才對任何人都不信任，連自己的妹丈彭吉元、岳父邱宗浚、姻襟汪鴻藻都不放心，都有專門特務跟踪。”
1936年，胡宗南任第一軍軍長時，駐紮徐州。一次他的父親從孝豐老家去看他，找到他的司令部。衛兵進去報告，胡卻說：“此人我不認識，叫他回去。”衛兵出來回報胡父，胡父十分詫異，對衛兵說：“你一定傳錯了，他是我的兒子，我是他的老子，他怎會不認識我呢？你再去對他講，叫琴齋（胡宗南的號）自己出來見我。”衛兵只好再進去報告，胡宗南立刻翻臉說：“哪裡來的混賬老頭，這樣無賴，快把他攆走！”隨後派一心腹副官去跟踪他父親，等副官回來報告他父親住在哪個旅店後，胡才化裝著便衣去旅店看他父親，對他父親說：“以後你不要隨便到司令部來找我，現在給你三百塊錢，你快快回家吧！”把他父親氣得要死，大罵兒子勢利，一怒之下，錢也沒拿，向孝豐同鄉借了點盤纏就回了老家。
1947年，《改造日報》的記者陸立之前往東京，尋訪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面前一片慘景：家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了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藉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地見到了蔣介石......”
20世紀50年代，陳立夫在台灣被投置閒散，不得已只好去美國謀生。他去向蔣介石和宋美齡辭行時，蔣夫人送了一本《聖經》給他，說：“你在大陸負了那麼重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很難適應。送你本《聖經》念念吧，也好在心靈上得些慰藉。”陳立夫不客氣地指著牆上蔣介石的肖像說：“夫人，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的信任嗎？”
反右時，嘉山縣某單位僅僅因為差一個名額未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劃右派指標。曾希聖親臨該縣視察指導工作。該單位領導向他匯報敵情時信誓旦旦道：“該抓的都抓了，實在沒有右派了。”曾拍案而起曰：“這不就是右派言論嗎？”於是，該領導只好乖乖地將自己劃為右派。
1967年初春，年輕的朱學淵在北京“上訪”，天天在“八大學院”閒逛。有一天“清華井岡山”鬥王光美，他和幾個朋友去看熱鬧，見到她被紅衛兵拉成“噴氣式”，頸子上掛著用乒乓球串聯成的“項鍊”；陪鬥的有羅瑞卿將軍，是用籮兜抬出來的，他跳樓把腿跳斷了。在地質學院他還見過彭德懷，彭剛從四川被揪回來。 30多年後，朱學淵在美國做物理學教授，回憶說，彭德懷那倔強的面容，還留在他的記憶中。不知道是出自何種直覺，他很同情彭德懷和羅瑞卿。
1968年12月10日，在監獄般的301醫院病房內，田漢去世。一件大衣，一副眼鏡和其他幾件衣物擺在病房裡，沒有人來取，沒有親人和朋友來與他告別。當他離開人世之時，廣播裡正狂熱地播放著他的歌，歡送青年學生們“上山下鄉”：“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弦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地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