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口述遺囑，在遺憾對不起太太和孩子兩事後說：“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時，我怕沒法寫下來，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有所貢獻。對青年一輩，可能沒法有一個最後的交待，《思想與方法》、《中國文化的展望》只是一個開始，何況我又一直在改變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灣，希望在東部立個大石碑，刻著'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體化灰，撒在太平洋裡，墓碑要面對太平洋。”
趙樹理抨擊時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出之。有一個時期，很多作品對農村情況多粉飾誇張，他回鄉住了一陣，回來做報告，說農村的情況不像許多作品描寫得那樣好，農民還很苦，城鄉差別還很大。他舉例說，我這塊表，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這是塊“五驢表”！他因此受到批評。
解放後，群眾運動不斷。葛劍雄曾記譚其驤晚年，為又一次運動的結束寫了一份小結，葛見譚寫得奇快，不像學術文章那樣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驚奇。譚長嘆一聲：“咳，解放以來這樣的東西不知寫過多少，無非是罵自己吧！”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準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準對孫冶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那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徵，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的衰落，至於消失的現象。”
有人說，馮友蘭的哲學著作一直含有“應帝王”的成分，隨時代政治風氣變化而相應改變。但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裡，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盡。經歷了多年的反復與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說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狀態，他也相信中國哲學必將走過四邊形期的混亂狀態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瑤如此認識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柏楊青年壯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憶時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度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鐘開萊對沈從文說：“數學研究到達一定境界，就像文學創作中寫抒情詩。”沈從文因此寫道：“表達一抽像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似乎又不如音樂。”
成舍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晚年對舒衡哲說：“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曾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陳岱孫在北大為他舉行的95歲壽辰上說：“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學校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