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相愛。孫中山反對納妾，認為需徵求盧夫人意見，是否同意離婚才好辦，於是，孫寫信給盧，申明離婚的理由，盧夫人在信上寫了一個“可”字，同意離婚。盧對人說，對孫先生，“我確實幫不了手，我常識唔夠，更唔識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樣可以幫先生呢？”
1920年10月，在梁啟超等支持下，瞿秋白、俞頌華、李仲武等由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合派到蘇俄採訪。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調查方法，因為他們並無新聞記者的經驗。俞頌華說：“我們此行，本是無牛則賴犬耕，盡我們自己的力量罷了。”
陳獨秀曾有“萬惡孝為首”之說，一度社會上宣傳說他組織了“討父團”。 1921年，陳炯明問他有關討父團的事情，陳回答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丁文江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王國維說他自己：“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臺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孫中山到北京後病勢加重，無法討論統一計劃，北京協和醫院的醫師均告束手。張靜江、胡適之推薦中醫。但是孫中山不願服中藥，他說，他本身是醫生，他知道現代醫藥束手時，中醫的確有時也能治好疑難病症。他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朋友仍舊一再勸他吃中藥，他不忍過於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後終於同意了。但是這只沒裝羅盤的船卻始終沒有到達彼岸。
鬱達夫敏感。在北伐勝利的歡呼聲中，他就懷疑革命投機者引發左右的攻擊。國共分裂後，他又直率地對美國記者和好友徐志摩說：“我不是戰士，只是作家。”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訐，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聯除了他的名，他長時間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趙元任曾對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也得在現代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一輩子穿了人種學博物館的衣服，預備你們來參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