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夏季，李萬春帶著內蒙古京劇團進京匯報演出。章詒和受父母命前去登門拜望，告辭的時候，李萬春一家人把章送到大門口。李萬春握著章詒和的手說：“回去給令尊大人問好，給令堂大人問好，再替我問候黃（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這四個人是什麼人？這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級的四大右派，被統戰部圈定為農工黨的“章黃李（李）反黨集團”。李萬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與發配內蒙，皆源於此。章詒和大為感動，一下子哭了。李萬春不知所措，李的夫人李硯秀在一旁勸慰道：“別難過，戲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講的就是互不嫌棄。”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雷震在獄中沒有低頭屈膝。他的脊梁始終是挺直的。他的骨頭向來是硬的。在寫給兒女的信中，他說：“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遊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鬆回答：“我讀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令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蔣勳偶爾路過一家裱褙店，看見台靜農的一副對聯：“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在蔣眼裡：“台先生的字體盤曲扭轉，彷彿受極大阻壓的線條，努力反抗這阻壓而向四邊反彈出一種驚人的張力，筆劃如刀，銳利地切割茫然虛無的一片空白，”蔣因此震動，“書法在中國已經不是為了視覺享受的藝術，書法正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生命美學”。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成舍我16歲時立下志願：“辦一份真正獨立的報紙。”他從事新聞業80年，堅信“新聞是第四種權力，是監督政府的力量”。
由於身患重病，葦岸在醫生和親友的反复勸說下，被迫像吃藥一樣地開了葷，一度中斷了堅持一輩子的素食，為此，他在臨終前深表愧悔，讓妹妹記下他最後的遺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間沒有把素食主義這個信念堅持到底（就這一點，過去也曾有人對我保持懷疑），在醫生、親友的勸說及我個人的妥協下，我沒能將素食主義貫徹到底，我覺得這是我個人在信念上的一種墮落，保命大於了信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