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認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 “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光緒戊寅，曾紀澤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召對時，言及教案。曾氏謂：“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西太后說：“可不是麼？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庚子事變後，袁世凱訪榮祿，兩人對“立憲”、“練兵”做過一番深談。袁氏歸後，對心腹說：“滿員中止一榮中堂，而暮氣已甚。餘則非屍居，亦乳臭耳，尚何能為？”榮祿則對同僚說：“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駕馭之。”
王韜說：“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忮惟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蔭、翁同和都以好士知名。潘為人樸實，翁則客氣，潘真率，翁則一味藹然，雖其門下士子亦無不答拜，且多下轎深談者。潘對王伯恭說：“翁叔平雖然做了皇上的老師，其為人專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又笑說：“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後來又說：“翁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范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範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兩人意見合起來，就是由小學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近代中國，奇女子無數。有吳孟班者，人稱“女中傑也，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她曾經“有身，自墜之”，其丈夫為之驚駭，吳說：“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情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先生1912年發明厚黑學，從中外古今的歷史來考查，發現從古及近的大人先生們沒有一個人脫出厚黑範疇之外。最初的靈感來自三國英雄。他說，曹操的特長全在心黑，他殺孔融，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什麼都不畏懼，真是心黑到了極點。劉備的成功全靠臉皮厚，依附這個依附那個，而且生平善哭。他們一個心肝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並為雙絕，誰也奈何不了誰。而孫權呢，心黑比曹操差一點，臉皮比劉備薄一點（比常人還是厚多了），於是三人誰也降服不了誰，只能將天下一分為三。他由此為起點發明了厚黑學，並自封厚黑教主。別人問他為什麼罵人，他就說：“我那裡敢罵人，我是在罵自己。”
張伯苓比較了美國與德國一戰時的交戰情況：“比起來德國是整齊，美國是散漫，然而美國能勝德國，其中不無原因。德人為機械的，其腦筋為兵官，其靈魂為國，為大皇帝，為國魂；美國人則一人算一個，如不打即不打，打則手腳打，腦筋亦打，靈魂亦打。這個分別，一個是機械的，一個是主體的，德國人是有頭有戶，美國人則純然是民主精神，個人都為頭，組織起來則整然有序，散之則各自為主。”
林琴南古文情調的譯述傾倒過一代人，本人卻有怪脾氣，他曾九謁崇陵（德宗陵），自稱“清室遺民”，而又是讚成共和製度的一人。民國初立，他毅然剪去辮髮以為諸老倡。民國六年張勛復辟，他勸告同鄉人陳寶琛、鄭孝胥，說是此舉不僅足以危害國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對自己矛盾的行為，他解釋說：“我中過舉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覺是一個遺民了，我承認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佈告中說：“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姦主政，民氣不揚。雖託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勛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但在啟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