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拙於言辭，表面看近於木訥，內心熱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圍環境時時發生衝突。有時，他無處發洩，就將隔壁人家飛來的小雞打得滿屋亂飛，他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也寫不出。”
延安整風期間，何其芳和劉白羽由延安到達重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約集了一批比較進步的作家，請他倆做報告。何報告了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何給大家印像不好，其口氣讓人感到他只是標榜自己是已經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就跑來改造我們！馮雪峰說：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裡？
日本投降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區去，毛澤東專門找一些著名人士談話，高長虹也被邀請。哪知一開始談話，就不和諧。毛澤東問：“高長虹先生，抗戰勝利了，你有什麼想法，是留在延安，還是到哪個解放區去？”高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想到美國去考察經濟。”毛聽了高的話，當時就生氣了，請他立即出去。
抗戰勝利後不久，胡秋原給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寫信，抗議“美國不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中國領土的主權完整。”赫爾利邀請他面談，胡到了大使館把赫爾利駁得體無完膚，赫氏就王顧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斷他說：“如果大使先生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要告辭了！”赫恭敬送胡出門，說：“胡先生你是我見到的中國人中，罕見的勇者。”胡答：“不對，像我這樣的中國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會或宴會上少見而已。”
中共建國後召開第一次文代會時，聶紺弩和樓適夷作為香港地區的代表參加。會議結束前，他們接到通知，某首長在北京飯店接見。到了出發時間，聶紺弩仍高臥在床，樓三番五次叫他也無結果，只得動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來，睜開睡眼說：“要去，你就去。”“約定的時間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還得睡呢。”說完，他又鑽進被窩大睡去了。樓只得一人去見首長，還得為聶紺弩找一番托詞。
李敖對自己的文字極其自信，他的名言之一便是：中國的白話文，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很多讀者看了一本李敖的書，便忍不住到處搜尋李敖的書來看，因為李敖的文字極為真性情，敢說敢做而且幽默迭出。他自稱：有話直說，有屁直放，小心求證，當仁不讓。
葉公超名士風範，他做所謂“外交部長”時，笑呵呵地公開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來了。”而他被蔣介石訓斥後，回到部裡必定訓斥司長。有人說：“他的脾氣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見他時會遇到那一季，大家憑運氣，可能上午去看時還好好的，下午就被罵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