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來廈門，廈門國民黨領導多向林森告狀，說許春草抗拒黨的領導，以致廈門無法發展黨務，要求林森採取措施解決問題。林森原和許春草相識，派葉獨醒去請許春草到他的行館談談。許春草問葉獨醒：“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麼？”葉老先生說：“大概是為了建築工會的問題，人們向他告狀，子超想和你談談這個問題，總是希望建築工會向黨部登記，接受黨的領導。”許回話說：“獨醒兄，你我無話不談，你回去轉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個東北斷送給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沒聽到你說一聲正確的話，如今我許春草辦一個民眾團體，沒有向黨部登記，你林子超就和我過不去，我決不去見他。至於登記備案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人民反對暴政，沒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記。孫中山先生反對袁世凱，我就沒有聽說他去向袁世凱備過案。”在這裡他實踐他那句經常引用的格言：“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
日本佔領北平後，企圖用威脅利誘的手段迫使吳佩孚出山，但遭到吳的拒絕。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十分惱火，採取強硬手段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吳佩孚在招待會上，首先親筆撰寫一副長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接著吳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唯一交涉對象。”吳的態度，令日方大為尷尬和惱羞。
日本侵占華北後，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華北偽政權的建立，以為當時住在平津的官僚軍閥適合他的理想人物，他計劃以靳雲鵬、吳佩孚之一任總統，如兩人同時上台，則分任總統、副總統，而以曹汝霖為總理。經過分頭接洽之後，靳雲鵬用“禮佛有年，無心問世”的話辭謝，吳佩孚說：“我誠不能與國民黨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護下治國。如必須要我出山，則須日本退兵，由我來恢復法統。”曹汝霖與喜多誠一及另一特務土肥原都相識，對參加偽組織的問題，他既不敢公然拒絕，更不敢再給自己加一層罪戾，只用“願以在野之身，贊助新政權的成立”的話與喜多等周旋。正在舉棋不定時，蔣介石給他寫來一封親筆信，對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並囑他不必離開北平，因此曹才決定不在偽政府擔任實際職務，而思“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虛雲上人在昆明辦滇藏佛教分會時，雲南民政長官羅容軒秘訪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數十萬，多對上人供養，羅從上人處證實上人積蓄過百萬，便向上人要錢。虛雲帶羅容軒出房走進大殿，手指菩薩說：“他若開口說給你多少錢，無論多少我都給你！”
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元培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並託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鄭天挺記得，蔡先生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
史量才辦《申報》，為政府不喜。據說蔣介石曾找史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讀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終年54歲。
陳布雷勸徐鑄成做官，加入國民黨。徐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義。”
史量才辦《申報》，力排眾議延黎烈文為副刊《自由談》革新時期的主編。黎邀進步作家為《自由談》執筆，魯迅、茅盾、巴金等都經常有作品發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壘。國民黨在上海的頭目吳醒亞等曾聯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換黎烈文，並推薦張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吳醒亞等只得親自造訪，當面提出撤換黎要求。史直截了當答复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吳等聞之色變而去。
蔣介石曾想拉攏王造時，以為己用，通過王的江西同鄉、國民黨元老李烈鈞及中央政治大學教授、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出面邀請，王造時深知“無非是以高官厚祿為餌，要我為他所用。”因此婉言謝絕，既不上廬山，也不去南京。蔣不甘心，又派劉健群到上海，軟硬兼施企圖逼王造時就範。於是就有了這番對話，劉威脅說：“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是每個公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