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曾對趙四小姐說：“我看蔣先生做中國的領袖，夠格。”這個年輕人認為自己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有誠心服從能統一中國的人。他曾對人說：“我們爭什麼天下？奉軍南下河北、河南，佔領了不少地方，可連一個縣長也派不出？”他認為軍閥多“望之不似人君”。對趙四小姐說：“蔣介石言談舉止，像領袖的派頭，閻錫山不行，穿個大衫，像個買賣人似的。”
張群說：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晏陽初說：盧作孚是個完人。
梁漱溟說盧作孚：“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
李公樸稱武訓為“現代的聖人”。武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很大影響，因其沒有文化，外人稱他為“無聲教育家。”
熊十力極少稱許別人，但他對馬一浮推許說：“馬先生道高識遠。”
賀麟評論馬一浮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
豐子愷在其隨筆《陋巷》一文中，稱馬一浮為“今世的顏子（淵）”。
鐘開萊是數學天才，年輕時卻受過林語堂影響。許多年後，鐘已是斯坦福大學數學系主任時，他特為去香港看望林語堂——晚年的林語堂一度住港——鐘看後大失所望，說他看到的林語堂“精華全失”。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有一年，金庸到台灣，跟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在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裡講'七注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捨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
陶孟和說丁文江：“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
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曾稱頌梁漱溟為“中國的聖雄甘地”。
梁漱溟說：熊十力“晚年一頓能吃一隻雞”。
金岳霖說：據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國研究佛學最深刻的一個人。
張申府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岳霖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岳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岳霖說：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見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說張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的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