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紹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縱放巨姦、吞沒逆產”案雖然雷聲大，雨點小，但是他身上所繫的案子畢竟還沒終結，於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剴切陳詞，苦口婆心地勸：
“紹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職時，事必躬親，氣勢沖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與錢慕尹———錢市長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與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會上你又不能與杜月笙合作，你的失敗現在還只不過開始，從今而後，你要改變作風才好。”
吳紹澍聽後，默然無語。
杜月笙因吳紹澍的“欺師滅祖”，橫施打擊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經過一年多的養精蓄銳，休養生息，以他交遊之廣，聲望之隆，上海灘依然還是少不了他。加上恆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權有勢的人物，杜月笙有這麼完整的班底，優秀的干部，事業當然大有可為，因此，杜月笙經過審慎考慮，多方試探，又有了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的跡象。
杜月笙在重慶時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幹勁十足的得意門生。他就是一向從事棉紡工業的袁國樑。勝利後，袁國樑做麥粉和棉紗，大來大往，氣魄很大，麵粉大王榮德生曾經開玩笑地對他說：
“我辦工廠，就像吸海洛因，不過你也不錯，可以算得上吃香煙的。”
１９４６年袁國樑投資設在江陰的福澄公司聯營紡織廠。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預定當年７月開工，公司成立規模很大，於是引起江陰“三大亨”黃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間的雄心，袁國樑惟恐董事長一席落在他們之手，帶領公司股東群起反對，結果雙方鬧得股東大會幾乎流產。袁國樑無可奈何，只好拖著同為福澄公司常務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１８層樓杜公館謁見杜月笙，打算請老夫子出來擔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長，把事體擺平。
王先青、袁國樑兩人去見到了杜月笙，卻是“老夫子”正發氣喘，臥病在床，他在床上聽完了袁國樑的報告，為替學生子撐腰，他沒有思索，一口答應，隨即問袁國樑說：
“我做福澄的董事長，該入多少錢的股子呢？”
袁國樑喜不自勝，於是便答：
“老夫子加５０００萬元的股子好了，這筆錢由我替老夫子墊。”
杜月笙連忙搖搖手說：
“笑話，笑話。”
他馬上命人喊徐懋棠來，徐懋棠的父親原是匯豐銀行的買辦，上海人有句打話：“吃不窮，用不窮，匯豐買辦。”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蔭很多錢，他參加恆社甚早，戰前就已擔任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總經理，抗戰８年他替杜月笙在中匯銀行看家，勝利以後仍然擔任舊職，但是卻又添了一項替杜月笙理財的工作。因此，杜月笙決定投資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當場開了一張法幣５０００萬元的支票，交給袁國樑，由袁國樑寫一張臨時收據，手續便告完成。
袁國樑和王先青對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畢後，兩人又雙雙進拜師門，請杜月笙定一個召開股東大會的日期，杜月笙卻望望袁國樑，回答他說：
“這個企業是你的，我們大家不過捧捧你的場，你自己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能事事依靠我們啊。”
這幾句叮囑似乎有點多餘，然而，袁國樑細細玩味，杜月笙這樣交代一聲，其實，他是藉此聲明他投資福澄，答應擔任董事長，完全是為了支持袁國樑，他掛名義當董事長，自己卻不過問福澄的業務，好叫袁國樑放心大膽辦事。
但是，在口頭上，開會日期這件小事，還是得請杜月笙做決定，袁國樑繼續請示，杜月笙便麵帶微笑地向王先青說：
“先青，你來定個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說：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點點頭，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麗都開會。”
開會結果，由於江陰“三大亨”聽說福澄股東們要推選杜月笙為董事長，自忖“亨”不過，知難而退，於是杜月笙順利當選。
杜月笙從事紡織工業，始於抗戰時期。一家頗具規模的“沙市紗廠”，自湖北沙市，西遷重慶，因為股東意見不合內部發生糾紛，幾乎關門大吉，杜月笙鑑於出資收購股權，將沙市紗廠接過來經營，後來他又應聘擔任過公營的中國紡織公司董事長。勝利返滬後，在福澄公司聯營紗廠之後，杜月笙又發起創辦了榮豐一廠、二廠，兩廠擁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擁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恆大紗廠以及遠在西安的利秦紡織廠董事長，這樣一來，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紡織業鉅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華民國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大會，從全國各地搭乘飛機出席會議的代表多達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紛紛抵達上海時正值杜月笙纏綿病榻，輕易不出大門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紡織業代表連袂來訪，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訪之中有６區公會的秘書長奚玉書、無錫榮家紡織業的主持人榮爾仁，還有唐星海，恆社弟子袁國樑等人。
寒喧之後，這７位紡織代表表明來意。原來他們是代表中的代表。因為這時國內公管紗廠廠家很多，代表票數佔多數，民營紡織代表業已獲得消息，公營紗廠集中選票，打算把“聯合會理事長”這個重要職位，由公營紗廠代表擔任。
唐星海、榮爾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陳詞，公營紗廠是官辦的，他們平時就已得到官府給予的若干便利，假若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獲，民營廠商越加少了一個有力的發言地位。 ７位紡織代表懇請杜月笙出馬，角逐聯合會理事長一席，他們針對杜月笙的愛國心理，一個個以大義相勸，說：
“紡織事業非特關係國計民生，對於國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響，試看日本人在民治維新以後之能夠富強，便是由於他們紡織工業的發達。”
杜月笙何嘗不曉得這些大道理，對於全國紡織公會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又何嘗不想坐坐？但是他信心還沒恢復，自忖並無把握，於是不管７位代表怎麼說，他都是婉言推辭，他說他大病未癒，身體不好，就是選上了也實在是難以擔當重任。
７位代表費盡唇舌，結果是大失所望，怏怏而去。他們走後，杜月笙繞室徬徨，深思熟慮，他心知擔任這一個全國性工業團體理事長地位的重要性，忍不住又怦然心動，他在極短暫的時間裡，迅速地做了決定：“不妨藉此一次競爭，測度一下自己捲土重來的機會，是否已經到臨？
於是，他想到就辦，立刻命人打電話到袁國樑家裡，請他即來１８層樓。當袁國樑奉召匆匆趕到，袁國樑一坐下，他劈頭第一句話便問：
“剛才你們各位來講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不是誠心的啊？”
“是誠心的。”袁國樑肅然回答，“不但誠心，而且很急。”
“怎麼會很急的呢？”
“因為我們得到消息，公營紗廠不論大小，都由公家出飛機票錢。叫所有的代表務必出席，由此可知，公營紗廠對於這理事長一席勢在必得。”接下來，袁國樑又向杜月笙分析個中利害：“公營紗廠代表當了理事長，一定不會為民營廠商盡心出力，所以，民營廠商對於這理事長一席，自是非爭取到手不可。”
沉吟半晌，杜月笙已下定決心，冒險一試，但是他仍關照袁國樑說：
“這個理事長，我做不做倒是無所謂，就怕萬一選不上，坍不起這個台。這麼樣吧，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給我回音。”
袁國樑應聲而退，把杜先生有點意思活動了的消息，通知幾位核心人士，唐星海、榮爾仁等人聽時喜出望外，立刻分頭展開活動，民營廠商代表清一色態度堅決：除了都投杜月笙的票，其他人的票一概用錢買也不投！甚至還有不少人士自告奮勇，志願代杜月笙去拉公營廠家代表的票子。民營廠商一致熱烈擁護杜月笙，６區工會秘書長奚玉書，慷慨動容地說：
“西北方面的票子，我拉過來！”
經過多次密議籌商，民營代表們決定兩項策略，頭一項是大家要袁國樑設法勸駕，大會選舉的那一天一定要請杜月笙到場，其次，他們又推袁國樑擇一個最好的機會當著全國代表致詞，強調聯合會理事長不應由官方代表擔任。
事情有了相當的眉目，袁國樑再去報告杜月笙，他簡略地說：
“我四處摸過一遍，大約有六七分苗頭。”
杜月笙的答復更簡潔，他只說了一個“好”字。
其實，這時，杜月笙已細細分析了自己的優勢，心中已是在竹在胸：第一，這時已有公營紡織事業逐漸開放民營的消息，公營廠家不久以後還是要變成民營廠商，代表之中多的是主持業務之人，他們很可能要為自己的將來打算，利害關係和民營廠商實趨於一致。第二，６區工會實力雄厚，民營代表和官營代表之間頗多私人情誼，可予充分利用。第三，憑杜月笙的私人交遊和個人聲望，他是擔任全國紡織工業公會聯合會理事長的最佳人選，因此，光靠杜月笙三個字，也能爭取得到一部分的選票。
“不過代為奔走的各位代表一致要求，”袁國樑於是乘機提出，“進行選舉的那一天，無論如何要請老夫子到一到。”
“好。”
袁國樑公開提出官方代表不宜出任“理事長”的主張，他為“老夫子”賣力，一共開了兩次炮。一次是在永安公司七樓，６區紡織公會開會，奚玉書請他發言，他立起來便大聲疾呼地說：
“我有一件事情，要提請大家注意，中華民國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一向是民營廠商的公會組織，我們邀請公營廠家代表參加會議，他們應該投票選舉民營廠商代表，才能符合體制與實際。公營廠家平時得到政府的助力很多，他們無法了解商家的困難，所以就需要而論，聯合會理事長必須民營代表出來做！”
第二次則是在投票前二日，擁有７４５０名工人的申新九廠，上午招待全體代表參觀，中午設宴歡敘，當時宴開十餘桌，杯觥交錯，賓主盡歡中，忽然殺出一個杜門先鋒袁國樑，他站起來高聲宣布：
“後天我們就要選舉聯合會理事長了，我特別提請大家注意，……”
袁國樑的砲聲隆隆，使官方代表相顧失色，民營代表團則面露會心微笑。袁國樑的這一攻心戰術相當有力，因為他口口聲聲說官方代表是被邀參加，萬一真有官方代表當選下理事長，說不定民營代表不肯善甘罷休，就會鬧出法律糾紛。
選舉之日，全國紡織公會聯合會的會場設在上海市商會，袁國樑先到杜公館接杜月笙，杜月笙到時被眾人簇擁到會客室裡坐下休息，這時便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會場左右，歡呼雀躍，高聲嚷叫：
“杜先生來了！杜先生來了！”
大病初癒的杜月笙在上海市商會出現，引起興奮高潮，一百餘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紡織業代表，排著隊進會客室和杜月笙握手寒暄，杜月笙接見這幫老朋友，面露真摯誠懇的笑容，說幾句關切慰問的話，寥寥幾句也使代表興奮，覺得臉上增光。皆大歡喜的安排，對於選舉居然有奇功，杜月笙終以最高票數，榮獲當選。
這一次全國性人民團體的選舉，對於杜月笙來說，確實相當的重要，全國紡織業代表對他的衷誠擁護，使他的信心得到了恢復。
杜月笙開始步步為營地在向大社會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