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第三節歷代焚書簡史

關於焚書，李斯並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諸侯惡周禮害己，而皆去其典籍。 《韓非子》也雲：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 到了後世，焚書更是屢見不鮮。 隋人牛弘作《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歷數書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卻項羽）： 秦皇馭宇，下焚書之令。此則書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嫌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盪。此則書之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周師入郢，蕭繹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焚之於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明人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在牛弘所論五厄之外，再增補五厄，列為“十厄”：

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复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厯，再盛於宣和，而金人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元季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 到了滿清，大興文字獄，倒霉的便不僅是書，更包括了著書者和藏書者。因觸犯忌諱，生者凌遲杖斃，誅滅三族，死者剖棺戮屍，挫骨揚灰，如此案例已是不勝枚舉。倉頡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見，知有滿清之劫，故而預為號慟乎？ 文字獄之興起，正值所謂的康乾盛世，持續近百年，時間之長，禍害之烈，株連之多，處罰之慘，力度之大，實屬空前。 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獄，所列的2320種禁書和其他345種部分取締的書中，只有476種倖存，不到所列數的18％，而這還是發生在印刷術業已普及的情況之下。

滿清在焚書禁書之餘，卻也修書，即《四庫全書》。然而，這其中又有貓膩。說起來，他們用的也是春秋筆法，寓褒貶於字裡行間。但他們褒的都是誰呢？不僅他們自己，連過去的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等，也一併褒贊在內。八桿子都打不著的關係，他們何必做這份人情？原因很簡單，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對華夏而言是異族，是侵略者。而在編纂過程之中，對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漢民族戰鬥精神的作品，則是盡量摒棄和抽毀，對於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比如，岳飛《滿江紅》的名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經過刪改之後，變成了“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 對此，魯迅先生曾評價道，“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於是有嘆，“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

相對於原始的火燒而言，這豈不是更高層次上的焚書嗎？ 如契訶夫所言，別人的罪孽，並不會使你變成一個聖人。儘管幹過焚書之事的遠非李斯一人，但這並不足以成為給李斯開脫的藉口。李斯的焚書，開了皇權政府赤裸裸地扼殺民眾思想的先河，不僅在當時釀下了嚴重後果，也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心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