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第六十節
其時正值深秋，紅蓼白蘋，運河兩岸的風光頗為不惡，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張之萬在船裡悶了幾天，想上岸走走，走了一陣，忽然內急，就近找了個茅廁方便。野外孤露，四無隱蔽，倘或此時遇到刺客，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於是漕標參將，親自帶領兩百親兵，拿槍的拿槍，拿刀的拿刀，團團將茅廁圍祝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為驚異，不知道那裡出了什麼事？
跑去一打聽，才知道是“漕帥張大人”上茅廁。於是張之萬人還未到，他的笑話先到了江寧。魁玉一見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總督，漕帥最闊，拉場野矢都得派兩百小隊守衛。”他喊著張之萬的號說：“子青，你真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張之萬唯有報以苦笑，“玉公，”他說，“我是奉旨來會審的，一切都要仰仗。”
“不然，不然！”魁玉搖著手說：“你是特旨派來的欽差，專為查辦此案，當然一切聽你作主。”
兩個人一見面先推卸責任，但彼此有關，誰也推不掉，那就只有“和衷共濟”商量著辦了。當夜魁玉為張之萬設宴接風，陪客有署理藩司孫衣言、臬司梅啟照、候補道袁保慶。孫衣言也是翰林，比張之萬隻晚一科，他的兒子叫孫詒讓，功名不過舉人，官職不過主事，但聲名極盛，對“墨子”的造詣極深，父子二人都是經師，所以張之萬另眼相看。
袁保慶是袁甲三的侄子，他跟孫衣言於馬新貽都有知遇之感。尤其是袁保慶，被委為營務處總辦，平日抓散兵游勇，頗為嚴厲，因此為馬新貽帶來殺身之禍，更是耿耿於懷。在席間與孫衣言兩人，極力主張對張文祥用刑，非要追出主使的人來，才肯罷休。
張之萬抱定宗旨，只聽不說，唯唯否否地敷衍著，等席散以後，魁玉把他和臬司梅啟照留了下來，這才談到正事。
“孫、袁兩公的話，決不可聽。”梅啟照這樣說道，“他們為報私恩，不顧太局，難免激出太亂子來。如今江寧城裡，人心惶惶，安分守己的人家，都閉門不出，袁篤臣家就是如此。”
袁篤臣就是袁保慶。
張之萬吸了口氣：“照此說來，江寧竟是危城！”
“也差不多。”魁玉答道，“但盼滌相早早到任，讓我交出了總督關防。”
“滌相還在請辭，辭是當然不准他辭的，但天津的案子未結，還要入京陛辭請訓，這一耽擱，起碼兩個月工夫。”張之萬說，“我們就想辦法拖它兩個月！這一案只有等滌相來料理。”
“要拖也容易。”梅啟照說，“張文祥不肯供，只有抓他的親屬來問，這樣就拖下來了。”
“他的家屬在那裡？”
“在浙江湖州府德清縣新市鎮。”
“行文浙江，逮捕到案。”張之萬又問，“還有什麼遠些地方的人好抓？”
“有個時金彪。”梅啟照說，“張文祥曾供過這個人，也是捻匪那裡投降過來的，現在山西當參將。”
“那就行文山西，逮捕到案。”
“是！”梅啟照問道：“請示欽差大臣，那一天提審？”
“我審也無用。”張之萬說，“這一案到最後如何定讞？該有個打算。打算好了我們就照這條路子去走。”
梅啟照深深點頭，看著魁玉，魁玉也點點頭，示意梅啟照提出商量好的辦法。
辦法是替張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顯得確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張文祥個人處心積慮，必欲得而甘心，藉以搪塞“嚴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為馬新貽洗刷清譽，而且要隱隱含著因為公事認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這樣，馬新貽之死，才能有殉職的意味。
這套假口供是如此說法，張文祥本是李侍賢手下的裨將，洪楊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寧波，與海盜有所勾結，同時開了個小押當，隱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馬新貽調了浙江巡撫，海盜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寧海有一處禁地，名叫南田，向來為海盜所盤踞，馬新貽捉住了其中的頭目邱財青，處以死刑，另外又殺了海盜五十餘名，其中頗多張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們的接濟，這一下等於斷了張文祥的財路，因此他對馬新貽恨之入骨。
這以後又有一連串的怨恨，張文祥開小押當，而馬新貽因為押當重利盤剝小民，出告示查禁，張文祥生計頓絕，便起了報復的心。又說，張文祥的妻子羅氏，為人誘拐潛逃，讓張文祥追了回來，但人雖未失，捲逃的衣物為奸夫帶走了，一狀告到巡撫那裡，馬新貽認為此是小事，不應煩瀆大憲，狀子不准。不久，羅氏復又潛逃，張文祥追著了，逼她自荊至此人財兩空，認為馬新貽不替他追贓，以致他的妻子輕視他，於是立志報仇。
這裡面當然也有片段的實情，象張文祥的妻子，背夫潛逃，即有此事。但從整個供詞看，疑竇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別無更好的說法，也就只有自己騙自己，信以為真了。
“不過，”張之萬隻提出了這樣一個指示：“一定要兇手自己畫供，有了親供才可以出奏！”
不論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據，就是犯人的口供，這一點梅啟照當然不會疏忽。回去以後，立刻傳見負責主審的江寧知府和上元知縣，傳達了欽差張大人的意思，要他們設法勸誘張文祥，照此畫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範，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個把月，尚無結果。
這時的曾國藩，請辭江督，未能如願，已經交出了直隸總督的關防，正預備入京請訓，天津教案總算已化險為夷，殺了兩批兇手，也辦了張光藻和劉傑充軍黑龍江的罪，毛昶熙和丁日昌，亦已分別回任。大局已經無礙，加之曾國藩曾有奏疏，痛切自陳，舉措失機，把張光藻和劉傑辦得太重，“衾影抱愧，清夜難安”，因而亦能見諒於清議。而朝廷為了慰撫老臣，特旨賜壽，由軍機處派人送來御書“勳高柱石”匾額一方，御書福、壽字各一方，以及紫銅佛像、嵌玉如意、蟒袍衣料等等。他這年是六十整壽，生日正在慈禧太后萬壽後一天，兩湖同鄉，就在不久前要把他點翰林的匾額撤除的湖廣會館，設宴公祝。
就在他出京之前，張之萬和魁玉會銜的奏摺到了，說張文祥挾仇“乘間刺害總督大員，並無主使之人”，同時定擬罪名，凌遲處死。消息一傳，輿論大嘩，給事中劉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紛紛上奏，認為審問結果，不甚明確，要求另派大臣，嚴究其事。
不但輿論不滿，兩宮太后及朝中大臣，亦無不覺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傷國體，而且此風一開，中外大員心存顧忌，會不敢放手辦事，否則就可能成為馬新貽第二。同時就照魁玉和張之萬的奏報來說，前面說張文祥懷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盜龍啟澐等人，指使他為同夥報仇，因而混進督署行刺，“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後面卻又說：“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由“尚屬”二字，可見魁玉和張之萬並未追出實情，所以無論從那方面來看，這一案不能就此了結。
還要嚴辦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辦法？卻有不同的主張。有人以為應該撇開曾國藩，另派欽差查辦；有人以為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以外，還有大學士的身分，此案應歸他主持。兩宮太后召見軍機，仔細商量結果，決定兼籌並顧。一方面尊重曾國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員到江寧，重新開審。同時為昭大公起見，決定用明發上諭：“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文祥所供挾恨各節，暨龍啟澐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盡不實；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旨，令曾國藩於抵任後，會同嚴訊，務得確情；著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寧，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懲辦，以伸國法。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鄭敦謹是刑部尚書，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這一榜是名榜，人才濟濟，在咸豐初年，紅極一時。鄭敦謹的官運卻不算太好，翰林散館，當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後，一直調來調去當藩司，但頗有政績。直到同治改元，才內調為京堂，升侍郎、升尚書。
刑部尚書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當刑部尚書在三年前，恰好西捻東竄，山西巡撫趙長齡防剿不力，帶兵的藩司陳湜，是曾國荃的姻親，本人性喜漁色，部下紀律極壞，慈禧太后得報震怒，大年三十派鄭敦謹出京查辦。結果按查屬實，趙長齡和陳湜得了革職充軍的處分，而鄭敦謹鐵面無私的名聲，也就傳了開來。
因此，上諭發抄，輿論都表示滿意，期待著鄭敦謹也像那次到山西查辦事件一樣，必能將這樁疑案辦得水落石出，河清見魚。
鄭敦謹卻是心情沉重，因為他是湖南人，而江寧是湘軍的天下。但又不願藉詞規避。他已經六十八歲，又是歲暮雨雪載途之際，如果說憚於此行，起碼卹老尊賢的恭王會同情他的處境，然而他終於還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幾名好手，馳驛出京，徑赴江寧。
一路上歷盡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國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歲，長談竟夕。這一談，鄭敦謹才深悔此行。因為曾國藩說了實話，禦外必先安內，天津教案剛剛結束，洋人不盡滿意，如果再激出什麼變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開釁，洋人決不會像這一次似的，雷聲大、雨點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國藩與鄭敦謹不但是同鄉，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鄉試的舉人。鄭敦謹春闈聯捷，第二年就成了進士，曾國藩則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連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願以償。所以論科名，鄭敦謹雖是前輩，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論到公事，各有作為。鄭敦謹清勤自矢，執法錚錚，張光藻和劉傑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絕收受，就是他的主張。誰知迫於朝命，終於還是辦了罪。多少年來的規矩，或是內閣會議、或是吏部議處、或是刑部治罪，復奏時一定擬得重，留待旨意減輕，以示開恩。張光藻和劉傑原擬革職發往軍台效力，已經過分，而兩宮太后聽了寶鋆、崇厚的話，以張、劉二人“私往順德、密雲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為充軍黑龍江。
為此，鄭敦謹耿耿於懷，這時聽了曾國藩意見，越覺得滿懷抑鬱難宣，不由得就發了牢騷。
“不該辦的非辦不可，該辦的卻又不能辦。”他說，“讀書六十年，真不知何以為懷！”
曾國藩的牢騷更多，但養氣的功夫，他比鄭敦謹來得到家，所以不動聲色地答道：“相忍為國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辦案又是一回事。鄭敦謹那個年過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還好，年初二一早，馬新貽的胞弟，浙江候補知縣馬新祐，領了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毓楨，跪在欽差大臣的行轅門口，放聲痛哭，請求伸冤。好不容易給勸了回去，接著便是袁保慶來拜，鄭敦謹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會試同年，所以袁保慶稱他“老世叔”，為他指出張文祥供詞中，種種不合情理的疑竇，要求嚴辦。袁保慶向來心直口快，對曾國藩和魁玉都有批評，張之萬更為他隱隱約約指責得一文不值。江蘇巡撫丁日昌丁憂開缺，張之萬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趕往蘇州，催丁日昌交卸，膽小怕事到如此，頗為袁保慶所譏評。
“還有人居然在馬制軍被難之後出告示，說'總督家難，無與外人之事。'老世叔請想，疆臣被刺，怎能說是'家難'？”
鄭敦謹也聽說過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啟照。 “這當然是失言！”他說，“我奏旨跟滌相會辦此案，凡事亦不能擅專。等稍停幾日，我再約諸公細談。”
過了初五，鄭敦謹會同曾國藩約集江寧的司、道、府、縣會談案情，別人都不講話，只有孫衣言侃侃而談，說指使的人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係極大。又說，民間謠諑紛傳，上海戲園中甚至編了“張文祥刺馬”這麼一出新戲開演，明明是誣衊馬新貽的荒唐不經之談，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為真，做一首詩，說什麼“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馬新貽含冤而死，复蒙重謗，天下不平之事，那裡還有過於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園編演“刺馬”新戲，轟動一時，連遠在安慶的安徽巡撫英翰，都有所聞，特為諮請上海道塗宗瀛查禁，以及孫衣言所提到的那兩句詩，鄭敦謹無不知道。那首詩出於喬松年的手筆，鄭敦謹跟他雖是同年，也覺得他做這樣的詩，實在有傷忠厚。
不過喬松年家世富饒，雖做過大官，不脫絝褲的習氣，養尊處優，深居簡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時覓不著詩材，信口開河，不足為奇。所以鄭敦謹這樣答道：“喬鶴儕的話理他幹什麼？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馬端愍的清譽，總有洗刷的一天。”
曾國藩也深深點頭，用馬新貽的諡來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評。至於民間好奇的流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時倒不必亟亟於去闢它！等定讞以後，我自然要替馬端愍表揚。”
鄭、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孫衣言的氣平了些。當時決定正月初七開審，照例由首縣辦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欽差行轅，就在二廳上佈置公堂，一共設了五個座位，除去鄭敦謹和隨帶的兩名司員以外，另外兩個座位是孫衣言和袁保慶的。
這是那兩名司員想出來的主意，因為此案的結果，已經可以預見，怕他們兩人將來不服，會說閒話，甚至策動言官奏劾，別生枝節，所以建議鄭敦謹用欽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孫衣言、袁保慶參與會審。
接到委札，孫衣言特為去看袁保慶，要商量如何利用這個機會，追出實情。袁保慶因為曾國藩接任後，仍舊被委為營務處總辦，公事極忙，經常在各營視察。替他料理門戶的是他過繼的一個兒子，名叫世凱，字慰庭。袁世凱這時才十三歲，矮矮胖胖，因為常騎馬的緣故，長了一雙“里八字”的羅圈腿，貌雖不揚，腦筋極好，已脫盡童騃之態，很整個成年的樣子，凡有客來，如果袁保慶不在家，都歸他接待。 “慰庭！”孫衣言把手裡的公事揚了揚，“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凱答道：“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還不曾過目。”
“你拆開看了沒有？”
“看了。怕是緊要公事，好專差禀告家父。”
“令尊什麼時候回來？”
“臨走交代，今天下午一定回來，正趕得上明天開審。”
“我要跟令尊好好談一談。奉委會審的，就是我們兩個人。”
孫衣言說，“此案不平的人極多，無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要想講話也無從講起。所以我們兩個人的責任特重，等於要為所有不平的人代言。等令尊回府，請你先把我的意思轉達，今天晚上我在舍間專候，或是令尊見訪，或是給我一個信，我再來。無論如何要見一面。”
“是！老伯的吩咐，我一定告訴家父。不過……，”袁世凱笑了笑又說，“我想放肆說一句，不曉得老伯容不容我說？”
“說！說！你常多妙悟，我要請教。”
“不敢當！”袁世凱從容答道，“我勸老伯不必重視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鄭欽差不過拿這委札塞人的嘴巴而已！”
幾句話把孫衣言說得愣在那裡，作聲不得。好半晌才用無窮感慨的聲音說道：“我的見識竟不如你！不過……。”他把下面的那句話咽住了，原來是想說：欽差的用心，連個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
“老伯是當局者迷，總之，是太熱心的緣故。”袁世凱老氣橫秋地說，“我勸老伯大可辭掉這個差使。”
“這也是一法，但不免示弱。”孫衣言很堅決地說：“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不辭，我要爭！”
這種擇善固執的態度，袁世凱再聰明亦不能了解，而袁保慶是了解的，當夜去回拜孫衣言，表示也要據理力爭。
第二天一早，欽差行轅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純然是來看熱鬧，有些則是來替張文祥“助威”的。當然，欽差大臣奉旨審問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審理案件不同，警戒嚴密，不得觀審，百姓只能在一府兩縣差役的彈壓之下，遠遠站在照牆邊張望。
此外從欽差行轅到上元縣衙門，一路也有百姓在等著張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縣監獄，獨住一間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鋪，吃的葷腥，有個相好，釣魚巷的土娼小金子，偶爾還能進去“探探監”，所以養得白白胖胖，氣色很好。這天一早，扎束停當，飽餐一頓，然後上了手銬，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欽差行轅。看到夾道圍觀的人群，不由得滿臉得意，看的人也很過癮，覺得張文祥為兄報仇，不但義氣，而且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恰恰符合想像中的俠義男兒的模樣。
孫衣言和袁保慶是早就到了，在花廳裡陪著鄭敦謹閒談，談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與感嘆，國勢太弱，難禦外侮之際，督署派來當差的武巡捕來報，說張文祥已經解到，請欽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張文祥帶了上來，鄭敦謹看他一臉既兇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問話極其謹慎，而張文祥其滑無比，遇到緊要關頭，總是閃避不答。那兩名司員因為已經得到指示，也是採取敷衍的態度，一句來一句去，問是問得很熱鬧，卻非問在要害上面。
於是袁保慶開口了，他是問起一通奇異的文件。在馬新貽被刺以前幾天，督署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機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蓋著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個衙門所發？打開來一看，裡面是一張畫，畫的一匹死馬，文案上趕緊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卻已不知去向。這張意示警告的畫，究竟是誰弄的玄虛？袁保慶要問的就是這一點。
照袁保慶想，如果張文祥真的為了私仇，處心積慮，非置馬新貽於死地而後快，則行踪愈隱密愈好，豈能事先寄這麼一張畫，讓馬新貽好加意防備？這是情理極不通之處。
而且，反過來看，果真馬新貽有過那種不義的行為，則此畫的涵意，在他是“啞子吃扁食，肚裡有數”，也會特加防範，何致漫不經心，自取其禍？
“王書辦！”袁保慶說：“把那張畫取來！”
王書辦是上元縣的刑房書辦，張文祥一案的捲牘證據，都歸他保管，知道他指的是那張“死馬”的畫，當即取來呈堂。
“張文祥！”袁保慶把那張畫提示犯人：“這張畫你以前見過沒有？”
他問得很詭譎，因為這張畫以前沒有提出來問過，是最近欽差到了江寧，有人突然想起，這張畫來路可疑，特為檢了出來歸案。袁保慶疑心張文祥根本不知其事，但如說了緣由，他必定一口承認，真相就難明了。所以故意這樣套他一句，如果張文祥不知就裡，一口回答“不曾見過”，則送畫的自另有人，追出這個人來，就可以知道指使的是誰。
然而他失望了，張文祥看了看答道：“見過的。”
“你在那裡見過？”
“是我送給老馬的。”
“咄！”有個司官拍案叱斥：“豈有此理！你對馬制台，怎麼能用這樣無禮的稱呼？”
張文祥把雙三角眼翻了翻，什麼表示也沒有。
“我問你，這張畫是你親自送到總督衙門的嗎？”袁保慶又問。
“是我自己送的。”
“你為什麼要這麼辦？你不想想，這一下有了防備，你還能有僥倖一逞的機會？”
“明人不做暗事！先給他個信，教他小心！”張文祥答非所問地，但彷彿強詞奪理，很難駁詰。
袁保慶也感覺到了，張文祥實在難對付！凡是犯人，或者想脫罪，或者想避重就輕，企求著堂上筆下超生，決不敢胡扯惹問官生氣。而張文祥不同，本性既兇狡，又根本沒有打算活命，若說他有些微畏懼之心，無非怕吃眼前虧，可是堂上定了決不用刑的宗旨，那就連這一絲忌憚都沒有了！因此信口雌黃，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拿他毫無辦法。
好在目的是要追指使的人，袁保慶便不理他那套大言不慚的話，仍舊在那幅畫上追根。
“那麼，這張畫，是你自己畫的？”
“這也沒有了不起，反正一匹'死馬'！”
“哼！”袁保慶冷笑一聲：又喊：“王書辦！”
“喳！”王書辦趨前聽命。
“拿紙筆給他，開去手銬，叫他照樣畫一張！”
王書辦依言照辦，把那張畫鋪在張文祥面前，再取一副筆硯，一張白紙，一一擺好，然後指揮差役開去手銬，把枝筆遞到張文祥手裡。
就在提筆要畫的那一刻，他忽然將筆一丟，搖搖頭說：“我畫它不像！”
袁保慶一聽這話，立即拍案喝道：“說！這張畫是誰畫的？”
突如其來地這一聲，大家都嚇一跳，張文祥彷彿也是一驚，愣了一下，立即恢復正常，很隨便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誰畫的。”
“這一說，是個什麼人交給你的。是不是？”
旁敲側擊地套了半天，終於把意向說明白了，袁保慶是在套問指使的人。張文祥卻是彷彿早就看出他的用意，不慌不忙地答道：“也沒有什麼人交給我。”
“那麼，這張畫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成？”袁保慶連連擊桌：“說，說！”
張文祥絲毫不為所動，“倒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說，“是我在地上撿到的，想起正好寄給他，當個口信，便這麼做了！”
這樣回答，跡近戲侮，袁保慶大怒，“好刁惡的東西，真正十惡不赦！”急怒之下，不暇考慮地下令：“看大刑！”
大刑就是夾棍，看看三根木梃，幾條繩子，卻不知多少好漢過不了這一關。鄭敦謹也是不主張對張文祥用刑的，此時便想開口阻止，卻讓一名司官用眼色阻止住了。鄭敦謹也明白，一說阻攔的話，便是當眾糾正了袁保慶，逢他盛怒之際，說不定拂袖而起，甚至即時出言頂撞，豈非大失體統？好在那司官既有眼色遞過來，自然必有打消他這個命令的辦法，且等著看！
上元縣的差役無不明白，張文祥決不會上刑，簇新的刑具是欽差審問，照例定制，不過擺擺樣子而已。此時看見欽差不作聲，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顧，於是響亮地應一聲：“喳！”身子卻站在那裡不動。
袁保慶越發惱怒，剛要出言責備，只聽一名司官——是向鄭敦謹使眼色的那個人，拉開嗓子喊道：“來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們又是響亮地答應。
“問得太久了，”那人趕緊轉臉向鄭敦謹說，“請大人暫且退堂休息吧！”
鄭敦謹出了翰林院就當刑部主事，這些問案的“過門”，無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慶和孫衣言看了看說：“兩位老兄請花廳坐吧，這裡讓他們去料理。”
經過這一番周折，袁保慶怒氣稍平，方始領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圓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張文祥也決不會“拉下去打”。
等他們回到花廳，兩名司官接著也到了，擦臉喝茶抽水煙，亂過一陣，在等候開飯的那段休息的時間內，少不得又要談到案情。
“鄭大人！”這回是孫衣言先說話，“今日一審，洞若觀火。張文祥雖奸狡無比，但別有所恃者在，倘無所倚恃，就不致於如此頑惡！”
“喔，倒要請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孫衣言說，“鄭大人兩綰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請教鄭大人，如何才能教張文祥吐實？”
“說起來我是三進刑部，不止兩綰秋曹。”鄭敦謹說：“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紀大了，只怕記不周全，三十年前剛分部的時候，背得極熟。教犯人吐實，自然也有辦法，無奈不能用！”
“想來鄭大人是指的刑訊之製。”孫衣言特為搶在他前面說：“凡命案重案，男子許用夾棍，女子許用拶指，這是律有明文的。”
“不錯，律有明文。”鄭敦謹答道，“然而仍舊不能用。這個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經親見，刑用得輕了，熬刑不供，無濟於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斃的情事出現，那時我擔處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豈非更對不起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慶幫著爭辯，“夾棍既為律之所許，自然應當用，用過了無濟於事，事後就無遺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鄭敦謹搖著頭說：“'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誣服，隨意供出幾個人來，說是幕後指使，請問，又將為之何？”
“自然依法傳訊。”
“傳訊不承，難道又用刑求？”
“未曾傳訊，安知其不承？”
兩個人針鋒相對，展開激辯，一場舌戰無結果而散，反倒耽誤了這天的審問。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說有一營新兵，因為長官苛虐，有譁變之虞，袁保慶不能不親自去料理，剩下孫衣言一個人參加會審，自更不發生作用。而從這天審過以後，鄭敦謹又鬧病，中間停了幾天。事實上審與不審，幾無區別，孫、袁二人，爭既爭不過，鬧亦鬧不起來，照例陪坐而一籌莫展，以致變得視會審為一大苦事。
在此期間，有好些人來游說解勸，多雲張文祥死既不怕，便無所畏，刑訊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來不能早結，則各種離奇的謠言，將會層出不窮，愈傳愈盛，使得馬新貽的清譽，更受玷辱。倘或張文祥竟死在獄中，則成千古疑案，越發對馬新貽的聲名不利。
還有一些人則比較說得坦率，而話愈坦率，愈見得此案難辦。他們向孫衣言、袁保慶提出一個難題：張文祥在刑訊之下，據實招供，是湘軍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說不定還會扯上江南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名字，請問辦是不辦？到時候說不定軍機處會來一道廷寄，轉述密旨，以大局為重，不了了之，則欲求此刻所得的結果，將張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許亦不可得。再有少數人的措詞，更玄妙得叫人無法置答，說是倘或因嚴追指使而激出變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體國的馬新貽，在九泉之下不安。這樣，孫、袁二人的執持，反倒是違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這樣川流不息地爭辯著，搞得孫衣言和袁保慶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後有了結果，認為張文祥的行凶原因，與魁玉、張之萬的審問所得，完全一樣。
供詞已經全部整理好，即將出奏，會審的人照例都該“閱供”具名，表示負責。孫衣言和袁保慶，使出最後一項法寶，拒絕具名。
“這是無法勉強的事。”鄭敦謹苦笑著說，“案子總得要結，只好我跟滌相會銜出奏。
反正兇手是張文祥，定擬了'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並摘心致祭'的罪，對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
在會銜復奏時，曾國藩特別附了一個夾片，陳明“實無主使別情”。他是個重實踐的人，與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歡發議論以見其能的督撫，純然兩路，無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這樣一個夾片，雖不免“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痕跡，但確有用處，意思是知會軍機，此案到此就算結束，再也問不出別的來了。這樣，倘或還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軍機處就會替他擋在前面，設法消弭，不致再別生枝節。
當然，馬新貽的家屬、舊部，還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發發牢騷，無可作為。朝廷重視此案，兩派欽使，而且對馬新貽的卹典甚厚，總算仁至義盡，這口氣還能叫人咽得下去。至於案子的辦得不徹底，細細想去，也實在有些難處，再加上曾國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氣吞聲。不過孫衣言是個讀書人，有筆在手，可以不爭一時爭千秋，他為馬新貽所撰的墓誌銘，秉筆直書：“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奏！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
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別有隱情，對鄭敦謹的聲名，是個很大的打擊。他本來就有難言的委屈，從結案以後，就杜門不出，欽差在辦案期間，關防是要嚴密的，一到結案，便不妨會客應酬。而魁玉邀遊清涼山，曾國藩約在後湖泛舟，鄭敦謹一概辭謝，只傳諭首縣辦差僱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