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第五十八節
養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臨外朝，決定在乾清宮西暖閣集會。奉召的一共十九個人，區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親貴，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鳳標、倭仁四相，以及恭王為首的軍機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壽、伯彥訥謨詁，弘德殿行走的將相，翁同龢、桂清、廣壽。第四是掌管洋務的總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餘十八個人都在近午時分到了乾清宮，由惇王帶班，進殿行禮。軍機大臣和總理大臣跪在東邊，其餘的跪在西邊。
乾清宮是天子的正寢，在康熙以前，皇帝臨軒聽政，歲時受賀賜宴，以及日常召見臣工，都在這裡，是內廷中規制最宏偉的一座宮殿，廣九楹、深五楹，象徵“九五之尊”。中間三楹設寶座，楣間有塊順治御筆的匾：“正大光明”。自從康熙末年鬧出“奪嫡”糾紛以後，從雍正開始，廢除了立儲的製度，皇位的繼承，由皇帝御筆書名，錦盒密封，這個錦盒就藏在“宮中最高之處”的“正大光明”匾額後面。
左面三楹為東暖閣，原名“抑齋”，自從高宗因為得了絕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題名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閣，題名“溫室”，高懸高宗御製的一篇“乾清宮銘”。其時正當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銘中最後一段是這樣六句話：“五福敷錫，萬國咸寧，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體乾，惟皇永清。”現在，兩宮太后及十五歲的皇帝，就是坐在這篇銘文之下，為了“一國不寧”，召見“惴惴矜”的親貴重臣。
分班行了禮，所有的太監都奉命退出殿外，這時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天津的教案，沒有想到鬧得這麼厲害！現在法國人蠻得很。曾國藩的折子，想來你們都在軍機處看過了，要辦地方官，要拿殺洋人的百姓，這件事該怎麼辦？我們姊妹倆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來商量，有話，你們儘管說！”
這樣的場合，第一個說話的應該是惇王，他是早就預備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後，開始發言：“曾國藩不是不講理，不體恤下屬的人，他這個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過民為邦本，民心一失則天下解體。所以這件事要慎重。”
這幾句話說了等於沒有說。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開口就顯得很激動，“民心宜順！”他大聲說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沒有罪，張光藻跟劉傑，平時的官聲很不錯，他們當然不能偏袒教民，討洋人的好。事情鬧開來，全怪那個豐大業太野蠻，拿槍就打，這還成話嗎？如果說中國的使臣，在他們法國也是這樣子蠻不講理，槍擊職官，不也一樣要犯眾怒嗎？至於陳國瑞路過天津，說了幾句嘉許義民的話，正見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國看，他們有罪，在中國看，何罪之有？他們的罪，是總理衙門給安上的，咱們自己還在查辦，總理衙門倒先替天津的義民認了罪的。給法國公使的照會，說什麼天津的'舉事者'，等於我'大清仇人'，這種措詞太失體了！還有人說，天津的百姓，無緣無故殺法國人，不過藉此搶劫擄掠。誣責義民，於心何安？”
那段話是寶鋆說的，他不能不申辯：“啟奏兩位太后跟皇上，七爺的責備，奴才不能受！燒教堂的時候，有人大搶特搶，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總是有的。”慈禧太后為他們排解，“這一層，現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辯。”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說吧！”慈禧太后告誡：“就事論事，別鬧意氣。”
“是！”董恂用含冤負屈的聲音答道：“臣等奉旨與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為重。洋人脾氣多很壞，臣等受氣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諒，嬉笑怒罵的也很多，臣等總想著受辱負重四個字，能夠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點兒，算不了什麼。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實心為國，知道現在還不是可以跟洋人開釁的時候，平日多加化導，就不致於教民相仇。老百姓也應該體諒國家，平長毛、滅捻匪，現在陝甘還在用兵，國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這樣一個局面，不就等於跟大清為仇？”
董恂一口氣說下來，上了年紀，不免氣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說，接口便駁：“說百姓與朝廷為仇，是斷斷不會有的事！這話在自己都不能說，何況說給洋人，形諸文字？試問，洋人誤信百姓與我大清為仇，不更以為朝廷孤立無援，越發得寸進尺，沒有個完結？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體，而且失策！”
“原是說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辯解，就顯得有些軟弱了，“措詞當然要不同些。”
“怎麼個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態，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戰的論調來，今日一會，便難收場了，得要想個辦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戰的那條心，專就“撫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夠議和而不太吃虧才是正辦。因此，她搖一搖手：“不必在這些細故上爭執。”接著，擺出不勝悲憤的神情說道：“道光、咸豐兩朝，咱們中國都吃了大虧，洋人是咱們的世仇，你們如果能想一條計策，把洋人滅掉，我們姊妹倆就死也甘心！”
這番話說得群臣動容，都覺得語氣嚴重，不敢輕易奏對。
慈禧太后細看西面那一班從領頭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臉色，知道自己這兩句話把他們“鎮”住了，於是又用緩和的聲音說：“皇帝還沒有成年，諸事要從長計議，你們都是國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關，跟外頭不一樣，總得要擱下成見，多替國家著想。”
醇王是主戰的一方，既無徹底滅洋人的長策，就不敢再多說。軍機和總理衙門，除了李鴻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聽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說。彼此沉默之下，作為清議領袖的倭仁，就不能不發言了。
“臣愚昧，”他說，“張光藻、劉傑兩員，既然官聲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鳳標同聲附和。
因為這三個人的位高望重，寶鋆等人不便說話，只有恭王起而相駁，但他病後虛弱，無力多言，只說得一句：“不依曾國藩所請，此案不能善了。”
於是又出現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覺得這是個給自己講話的機會，便提高了聲音說道：“臣有愚見。曾國藩所請兩事，皆天下人心所繫，亦是國法是非所繫。請再申問曾國藩，洋人此後如無別項要求，尚可曲從，倘無把握，則宜從緩。似乎不必在倉促間定議。”
這是折中的論調，也合乎慈禧太后“從長計議”的指示。在主戰的一方，認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該這麼辦，而主和的一方，覺得以此作為讓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個董恂，聽得翁同龢的話，心裡就冒火。
董恂久為清議所指摘，而他亦對朝士抱著極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個“董太師”的外號，臣子擬於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憑這個外號，就可斷送一輩子的功名富貴。因此，他總認為那些以講學問務聲氣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負責任，所發的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國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間只憑慈禧太后一句話就可裁決，反對的人雖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願以償，不想翁同龢節外生枝，要搞亂了垂成之局，豈不可恨？
於是，他抬臉衝著翁同龢說道：“這時候天津不知道是什麼局面？那裡容得你往來問答？”這句衝口而出的話，成了危言聳聽，兩宮太后首先就悚然心驚。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這廟堂籌議大計之時，也許大沽口的外國兵船，就已經在開砲了。戰端既然隨時可啟，往來問答，稽延時日，以致誤了大事。這一下原來以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覺得他的話亦不免迂腐了。
於是慈安太后微喟著說：“有僧王在，他的馬隊，還可以把洋人擋一擋。現在，也還得要調一支兵進京保護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議，預備再調駐張秋的銘軍九千人入京。等商議好了，請旨辦理。”
“李鴻章呢？”慈安太后又問，“他此刻在什麼地方，這件案子，他怎麼個說法？”
“李鴻章此刻在潼關。他給臣寫信，也說'斷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軟磨'。”
惇王聽得這一說，算一算督撫中預備開仗的，只有一個丁寶楨，但“東軍”全靠一個總兵王心安，那兩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帶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調進京。看樣子已非得依從曾國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討價還價”上打主意，因而接著恭王的話說：“曾國藩所請辦地方官、緝兇這兩件事，既不得不從，那麼，中國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嚴辦。”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認為嚴拿拐子，刺激洋人，應該從寬，所以惇王這麼說。
這一說勾起了醇王的牢騷，發了好大一篇議論，說素日無備，而臨事則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從咸豐十年以來，試問“所備何事”？這是指責當國十年的恭王。說到最後，他亦是“無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綸音，如果仍有措詞失體之處，”他很起勁地說：“臣等仍當糾正。”
慈禧太后點點頭，看著恭王說道：“那種'大清仇人'什麼的，是有點兒不像話！”
“是！”恭王病後體力不支，急於完事，便敷衍著醇王說：“軍機擬旨如有不妥之處，醇王等人儘管糾彈，臣等虛心接受。”
恭王這樣給面子，醇王不便再發牢騷，於是御前會議到此結束。時間太長，無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紀的倭仁等人，甚至因為跪得太久，站不起來，得要太監來攙扶。
雖然如此，卻還不能回家，都在朝房裡等著看軍機處所擬的旨稿，如有與廷議不符之處，象醇王所說的，“倘有措詞失體之處”，便可當時“糾正”。
軍機章京的筆下都快，但這天擬旨，要把群臣所發，面奉裁可的意見，都包括進去，而遣詞用字的多寡輕重，與發言者的名位又有關連，因此斟酌損益，費了三個鐘頭，才把兩道明發、兩道廷寄的稿子擬好，邀請大家去看。
兩道明發，是摘敘曾國藩的原折，為洋人辯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妄”，以及遣責天津地方官辦事不力，革職查辦。兩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戒備；一道專寄曾國藩，指示大計，自然最關緊要，所以大都爭著先看這一件，只見寫的是：“曾國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屈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兇、修堂等事，均已力為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至豫備不虞，尤為目前至急之務。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扎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於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亂民，屢經官軍剿敗，其焰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復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飭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這道廷寄，實際上照曾國藩及總理衙門的意思辦理，而表面上對主戰一方重視民心的議論，亦已完全採納，所以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
再看那兩道明發上諭，摘引曾國藩的原奏，文氣不順，近乎支離。翁同龢心裡在想，如果照此明發，一定會引起指摘，還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經偏西，還要清稿，還要“請起”，面奉兩宮太后認可，時間局促，決無再細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見，又費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飛遞，明發由倭仁帶回內閣去處理。出宮時刻，已快下鑰，卻有一騎快馬，飛奔而來，天津的折差，遞來崇厚的一個折子，說是曾國藩病重，請另簡大臣赴津主持。
曾國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臥床不起，無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勢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間接是受英國公使威妥瑪所逼。
當教堂被焚之初，英國駐天津的領事李蔚海，就聯絡各國領事，組織了一支“自衛隊”，名為保僑，其實是有意要反襯出中國官府不能維持地方。及至羅叔亞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瑪自告奮勇，陪著他同行，在幕後全力煽動。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縣及陳國瑞抵命的要求，以後又透露口風，賠償損失最少得數百萬銀子，殺人放火的兇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來的《申報》又載著英國人的議論，說是必須用武，儆戒中國官民。同時崇厚打聽到，羅叔亞不僅每天與法國水師提督會商，而且已有兩千洋兵開到，大沽口和煙台的外國兵船，亦日有增加。
這些消息把崇厚嚇得膽戰心驚，萬一開仗，朝廷主戰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時追究責任，第一個就會把他殺掉，至少也是充軍的罪名。這是不可避免的，兵敗議和，則殺主戰的大臣，和議決裂，不惜一戰，則必殺主和最力的人來激勵士氣民心。為此，他一天幾次去見曾國藩，反複申說，必須答應羅叔亞在照會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則大禍就在眼前。
曾國藩撤張光藻、劉傑的職，奏請治罪，已覺內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聽崇厚的話？最後被逼不過，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態度。
“洋人亦須適可而止。”曾國藩依然保持著他那平靜舒緩的語聲，“莫以為我立意不開釁，便是怕事不設防！我已密調各路軍隊到津，軍械由上海製造局航海趕運，軍糧呢，福建採辦的兩萬石米，可以奏請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過，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驚愕莫名，“中堂，”他囁嚅著說，“我竟不知有這些部署！”
“現在你知道了。”曾國藩閉眼捋鬚，接著又說：“我自募勇勦賊以來，此身早已許國。幸賴聖祚綿長，將士用命，蕩平巨寇，百戰名將，如今凋零雖多，也還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楊厚庵，那個不是念切時艱，心存君國？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繼起亦復有人，不見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這番話一說，崇厚無法再談得下去，而且心裡驚疑不止，他無法判斷曾國藩的話，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國藩處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極能幹的幕友，暗中調兵遣將，非無可能。看這樣子，說不定曾國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緩兵之計，等軍隊開到，又是一樣說法，那就非把大局搞決裂了不可！
這樣一想，他覺得曾國藩在天津，有害無益，苦於無法把他請走。誰知事有湊巧，曾國藩因為崇厚一味媚敵，逼人太甚，心境大為不快，眩暈的毛病越發嚴重，以致當客嘔吐，臥倒在床。崇厚靈機一動，趁此機會，飛奏曾國藩病重，不能任事。這是非常不禮貌的舉動，但照崇厚的想法，這一來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國藩，讓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擔卸下來，回保定安心養玻在同一個奏摺中，崇厚又說，法國公使已提出職官抵命的最後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還未有確實答复，法國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殺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國兵船，就在這一兩天內開到了九艘之多。
這個折子遞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點鐘。如果說已經決裂，則事已無及，而期限過於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純為空言恫嚇的感想。因此，奉旨進宮看折的恭王，對這一層倒不怎麼擺在心上。
然而曾國藩的病倒在床，卻不能不重視。恭王和總理大臣們都知道，崇厚對外則資望不足，為敵所輕，對內則與情不洽，動輒獲謗，已經無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請“簡派重臣”，實在有此必要。為難的是這個能辦洋務的“重臣”到那裡去找？
“這是個火坑，派誰誰倒霉！”寶鋆苦笑著說，“和議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讓那班'清流'罵個夠！”
他的話一半是牢騷，一半也是實情。沈桂芬則比較沉著冷靜，心想寶鋆的話一傳出，更難找人，於是緊接著說道：“話雖如此，事情也得兩面看，這時候誰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辦成的撫局辦成，必享大名。再說，為國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對了！”恭王許了願心，“誰要是把這副擔子挑了下來，我一定保他，或是換頂戴，或是調劑差使，兩宮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話，立即便有人自告奮勇，那就是以兵部尚書奉派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毛昶熙。
他是河南人，也是鹹豐初年投筆從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鄉辦團練，比起曾國藩、李鴻章戡平大亂的勳業來，自有天淵之別。但正如俗語所說的，“沒有功勞有苦勞”，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個肯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則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資升為尚書、侍郎的大臣，都看作書生。這時因為法國公使以兵船脅迫，他認為以兵部尚書，總理大臣的雙重資格，該去看一看虛實，因而毅然請命，打算著能夠化干戈為玉帛，是一件名利雙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艱險，且又是總理衙門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納。但與寶鋆、沈桂芬密商的結果，認為辦洋務的長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議決裂，則拱衛京畿，又非李鴻章不可。此外托詞臥疾，遙領直隸提督銜名的劉銘傳，亦該徵召。商定了這些辦法，立刻進宮請旨定奪。
那幾天因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歿，作為親生長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養心殿的常朝暫免。這時，只有恭王一個人“遞牌子”，兩宮太后在御花園欽安殿召見，自是一奏就準，當天就下了諭旨。名義上仍舊尊重曾國藩，讓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週，諭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同時“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
於是毛昶熙帶著四名隨員，由京師星夜趕到天津，預備與“洋官”會議。
毛昶熙的四個隨員是，翰林院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務長才，其實只有一個陳欽是好手。他在總理衙門的章京中，稱為“總辦”，就好比軍機章京的“達拉密”，內務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腦。曾國藩對毛昶熙知之甚深，並不重視，倒是對這四個人，一談之下，讚歎不絕，許為“難得之才”。
難得的也還只是一個陳欽。在與法國公使羅叔亞、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會議席上，他據理力爭，侃侃而談，引證各國通行的公法，指出豐大業應負激發衝突的責任，同時表示修堂、賠銀以外，天津府縣撤職交刑部查辦，緝兇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辦理，安三、王三兩名禍首已經照羅叔亞的要求釋放，中國所應該做到的，不但已經做到，而且已經過分，不能再有所讓步。
羅叔亞被駁得無話可說，一味堅持職官抵命的要求，變成無理可喻，威妥瑪自然也就挑撥不起來。等會議不歡而散，羅叔亞與威妥瑪大概覺得還是總理衙門比較好對付，隨即便離津進京。
崇厚一看這情形，正是脫身之時。一則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職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責任，再則怕羅叔亞在天津未能討得便宜，會跟總理衙門去找麻煩，他得從中去說好話，以排解見功。所以拿“奉使法國請入都陛辭”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羅叔亞後面，匆匆趕進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國藩卻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這樁交涉，壞在誤聽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來失之於太軟弱，讓法國人步步進逼，搞得槍法有些亂了。靜下來細想一想，覺得羅叔亞的態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樣的強硬，則會議決裂，接著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無表示，悄然進京？
這個疑團，很快地就被打破了。從英國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爾各答的“電報”，傳來消息，說是普魯士跟法國開了仗，起因於西班牙發生革命，女王被廢，預備迎立普魯士王的一個親族為西班牙王，法國的皇帝，老拿破崙的侄子，稱為“拿破崙第三”的，表示反對。於是普魯士王遣大將毛奇，領兵進攻法國。在大沽口的法國水師提督，就因為國內正有戰事，必須待命行動，所以拒絕了羅叔亞的要求，怎麼樣也不肯開釁。
“天佑吾華！”曾國藩大大地鬆了口氣，知道仗是打不起來了，至少限度可以說，要法國國內再派援兵，是不會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說，“法國既有內顧之憂，我們這裡何妨乘機利用？”
“不然，不然！”曾國藩大為搖頭，“你莫想到《戰國策》上的話！普、法兩國的國情形勢，幾乎一無所知，而想利用重洋萬里以外的戰局，如何可以！這個論調發不得，一發助長了主戰諸公的虛驕之氣。為今之計，正宜把握良機，奏請慈聖，執持定見，促成和議。請你去擬個奏稿來，普法開仗的事，隻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誠悅服，“中堂這才是老成謀國！”
這個奏摺由曾國藩和毛昶熙會銜拜發，主旨是“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決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備。本打算著“投荒萬里之行”，有幾年苦頭可吃的李鴻章，忽然得此際遇，精神抖擻地星夜帶兵入衛，一路行軍，一路不斷上奏，同時行文軍行所經各地督撫，要求供應軍需。曾國藩是替他辦慣了糧台的，將福建船政局購辦的“京米”，截留了兩萬石，存放在天津，專等李鴻章和劉銘傳來領。
除了李鴻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來“跳火坑”的。啟行之前，先上個奏摺，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自道“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冶。這番話的意思，與曾國藩一樣，都是請兩宮太后“謀劃必須決斷”，抱定主旨，決無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鴻藻、倭仁那些人的話，萬不可聽。
因為如此，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氣不出，都發洩在曾國藩頭上。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致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態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撤除。
以曾國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罵得如此不亦樂乎，總理衙門和涉及到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國藩挨罵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官聲甚好的張光藻、劉傑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議攻擊，變成替人受過。刑部尚書鄭敦謹，當然不會這麼傻，所以當直隸臬司錢鼎銘將此兩人解送刑部時，主管的直隸司郎中，拒絕收領。接著，軍機承旨，發了一道上諭：“羅叔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既不說治罪，亦不說免議，不知“如何迅速了結”？使得錢鼎銘深感為難。
在曾國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責任，不但沒有什麼不快，反覺欣然，認為補過的機會到了，聽張光藻和劉傑要請病假，一口答應。於是張、劉二人，當天離開天津，躲到外縣去“避風頭”。
緝兇的事，他一樣也不起勁。毛昶熙看看情勢不妙，曾國藩口說“不惜得罪清議”，又說“眼前事大，千秋事斜，其實既畏清議，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補了崇厚的遺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會辦交涉職責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國藩“拿辦兇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會”中人，由新任天津知縣蕭世本審問，因為聽審的百姓極多，蕭世本不敢不慎重，這樣便又拖延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