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六拗相公

韓絳罷相之後，王安石一人獨攬宰相大權。 一人獨大，這在北宋不多見。因為當時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兩個人，即兩人並列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幾本通俗小說集，包括《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等。這幾篇小說的問世，預示著中國小說的來臨。其中，《拗相公》寫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對新法一派的思想傾向。 “拗相公”是時人對王安石的別稱。 拗，是不順、不順從的意思。如果用來形容人，則表現為這個人性格倔強，個性很強，不服輸。王安石就是這種人：文學上獨樹一幟，造詣頗深，散文筆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現狀，銳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許任何人反對。朋友不行，反對他，朋友就變成了敵人；敵人更不行，反對他就會叫你靠邊站。他能言善辯，能說服皇帝趙頊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把他的改革計劃進行到底，當然，這還要取決於趙頊也有一顆求變之心。因為在仁宗皇帝時，王安石也曾上過萬言書，請求變法，仁宗皇帝就不理會，王安石雖然雄心萬丈，卻無用武之地。 王安石當政後，趙頊給他配了兩個助手，新任參知政事馮京、王珪。在這兩名副手的協助下，他大舉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這段時期內相繼出台的。他是個文人，知道文人的影響力，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時，他還對科舉制度進行了變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舊制，以科舉取士。所試科目是詩賦雜文及帖經墨義，仁宗時聽從范仲淹的建議，取消了帖經墨義，考試的科目為：先考歷史或政治，次考經典古籍。這兩輪考試過關後，再在皇帝親自監督之下考詩賦，然後再考策論。

王安石當國後，欲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一意興學。趙頊命令召開專題會議討論這個問題。 蘇軾認為，仁宗朝立學已經是徒存虛名，但科舉取士的製度還是可行的，沒有必要進行變革。 趙頊也同意蘇軾的意見。王安石卻堅持認為現有科舉制度有不盡完善之處，必須改革。後來經過調解，決定以經義論策取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後來更立太學生三舍法，注重經學。 王安石為了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編寫了一部名為《三經新義》的書，並將此書規定為官定標準，無論學校、科舉，只准使用《三經新義》，所有先儒傳注，一律廢止。應試時，考生的意見如果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會名落孫山。 王安石雖然是文學大家，但《三經新義》畢竟是在兩年內倉促寫成，而且還是由他的兒子王雱和呂惠卿編寫，學術價值並沒有得到如歐陽修、蘇軾等大家的認可，他是憑藉宰相的權力，廢止先儒們典籍而專用他的書。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種體現。

蘇軾是文壇鉅子，文學造詣不輸王安石，而且更勝於他，他見王安石如此專橫，實在是忍無可忍。為了表示對王安石的不滿，他在一次進士考試中，給舉子們擬了這樣一道試題： 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何？ 王安石知道蘇軾是在指桑罵槐譏諷他。藉故把蘇軾調到開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蘇軾本來就很有名氣，因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擠，更使他聲名大震。 蘇軾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實，早在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過一道奏摺，矛頭直指青苗法。兩次奏摺，都是洋洋灑灑，包羅萬象，雄辯滔滔，直言無隱。

蘇軾知道，這一道奏摺呈上去後，京城再也沒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請求外調。 其實，此時的蘇軾，早已陷入糾紛之中。 當時有一個謠傳，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併購買家具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 謠言是王安石的親信謝景溫放出來的。 官方派人到蘇氏運靈所經過的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蒐集資料。蘇軾也真買了不少家具瓷器，但並不違法。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收穫。 司馬光歸隱之前，趙頊曾對他說，蘇軾的人品欠佳，說司馬光對他的評價似乎過高。 司馬光當時回答很巧妙，他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陛下知道，謝景溫是王安石的親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說，蘇軾雖然並非完美無缺，但比那個隱瞞母喪不報的畜生李定，要強百倍。”

按蘇軾的政績，應該官居太守，趙頊也有這個想法。但王安石和謝景溫不同意，認為最多只能將他放到一個小縣去當判官。 趙頊搞了個折中，將蘇軾下放到風景秀麗的杭州為判官。 蘇軾對外放早有心理準備，對於謝景溫的彈劾置之不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接旨後，帶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蘇軾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蘇轍，字子由。父親蘇洵。父子三人並稱“三蘇”，佔據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為示區別，後人稱哥哥蘇軾為大蘇，弟弟蘇轍為小蘇。 蘇軾的文章傳自家學，博通經史，更擅長文學，下筆千言，文不加點。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親蘇洵及弟弟蘇轍一同赴京應禮部的考試。兄弟倆都以優等高中進士。 當時的文壇領軍人物歐陽修把蘇軾的文章傳給同輩們看，均贊不絕口。

歐陽修對蘇軾的試卷備加讚賞，卻產生了一個誤會，他以為這份試卷是他的朋友曾鞏的大作，為了避嫌，把本來列為首卷的這篇文章改列為二卷。結果，蘇軾那次考試，本來應該是頭名狀元，卻列為第二名探花。 原來，當時應試，考生的試卷上交後，先由書記員重抄一遍，以免認出試卷的筆跡。在重抄的試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檔案。偏偏歐陽修認為，這樣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鞏才寫得出來，故使蘇軾陰差陽錯從第一名變成了第二名。雖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讓年僅二十一歲的蘇軾以全國第一流的學者知名於天下。 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學權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貶，足以關乎一學人之榮辱成敗。當年的一個文人曾經說，學者不知刑罰之可畏，不知晉升之可喜，生不足歡，死不足懼，卻怕歐陽修的意見。可見歐陽修在當時文壇上的分量。

歐陽修對蘇軾有一個評價，他曾對人說：“讀蘇東坡來信，不知為何，我竟喜極汗下。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 歐陽修的這段話流傳出去後，蘇軾一時名聲大震。 傳說歐陽修還對他的兒子說：“記著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論老夫。”後來，他的話果然應驗。蘇軾死後的十年之內果然無人再談論歐陽修，大家議論的都是蘇軾。 仁宗皇帝當年選用蘇氏兄弟時也曾說過，朕為後代選了兩個宰相。就是這樣一位人物，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當年是江南的一個大都市，那裡有山林湖海，是一個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諺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蘇軾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審問案件，公務並不是很多。而他所審理的案件，多是一些違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條，都是他所反對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無權更改，不喜歡還得執行。因此，公務閒暇之餘，他便寄情於山水。或與親朋、名妓蕩舟於杭州西湖，或與文人墨客遊玩於名剎古寺。不僅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還留下了很多喜聞樂道的故事。其中尤為讓人樂道的是他與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沒有打算出家。傳說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親。顯然，他的母親曾出嫁三次，和三個丈夫各生一個兒子，這在當年是不多見的。 在皇帝對佛教徒賜見時，蘇軾便把此人推薦上去。佛印在皇上駕前力陳對佛教的信仰。皇上見他頎長英俊，面容不俗，說他若肯出家為僧，就賜他一個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個資格證。當時，持有這個證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種賦稅和徭役。賜他一個度牒，是皇上對佛印的恩賜。佛印當時進退兩難，只好答應出家。 佛印機智敏捷，他和蘇軾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們兩人去遊一座寺院，進了前殿，有兩個猙獰可怕的巨大金剛把守大門。 蘇軾問：“這兩尊佛，哪一個重要？” 佛印回答：“當然是拳頭大的那個。”

進了內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觀音菩薩。 蘇軾指著觀音菩薩問道：“觀音自己是佛，還數手裡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樣禱告求佛呀！” “她向誰禱告？”蘇軾再問。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禱告。” “這是為何呀？她是觀音菩薩，為什麼向自己禱告？”蘇軾有點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味道，實際上是在刁難佛印。 “你知道嗎？”佛印笑著說，“求人難，求人不如求自己。” 兩人一問一答，妙語連篇。 還有一次，蘇軾想藉一個“鳥”字開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對佛印說：“古代詩人常將'僧'與'鳥'在詩中相對。比如'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聲）'，還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夜門'。我佩服古人以'僧'對'鳥'的聰明。”

很顯然，蘇軾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對蘇軾說：“這就是我為何以'僧'的身份與你相對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蘇軾哭笑不得。 其實，這都是野史的記載，正史無從考察。至於蘇軾有一個才華出眾的妹妹蘇小妹，許配給秦觀，新婚之夜拒絕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給出的一副對聯才給他開門，由於上聯出得很難對，秦觀搜腸刮肚就是對不出來，蘇軾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對出下聯的故事，實屬是虛無之說，因為蘇軾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妹妹，更沒有秦觀這個妹夫，蘇軾與秦觀雖然是好友，但並沒有郎舅關係。 蘇軾攜眷離京去了杭州，歐陽修退隱於安徽富陽，張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陽，司馬光和呂公著隱居在西京洛陽，富弼也貶出了京城。當年仁宗皇帝在位時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淨盡。朝廷平靜了，死一般的平靜。 蘇軾離京之前，京中曾發生過一次不大不小的暴亂。 前年冬天，保甲法便已實行，新兵在鄉村接受軍事訓練，他們疑心受訓的用意，以為要離開家鄉，調到北方去與外族打仗，於是臨近京城的村子裡發生了示威遊行。騷亂的另外一個原因，當時的官府命令農人自備武器，其實也只是弓箭而已。鄉民們認為這是要遠征了，父子、兄弟相擁而泣，有的人甚至斷腕以躲避徵調。 鄉民的暴亂，實際上是抵抗離鄉背井到邊境去打仗，但表現出來的是反對新法，而且是以這種過激的方式。 韓維當時是開封府知府，在他的轄區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責任難逃。他立即將暴亂的經過向朝廷作了匯報，並請求將軍訓推延到冬天進行，因為那時是農閒季節。 王安石豈能容忍這樣的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發生？韓維就因為這一份奏摺，遭到罷免。 韓維是王安石的追隨者，當年趙頊為太子的時候，韓維在他的面前替王安石說了不少的好話，從這種意義上說，韓維有恩於王安石。罷免了韓維，王安石也失去了他最後一個朋友。 寧州通判鄧綰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極力讚頌新法，對王安石的吹捧也是用盡了溢美之詞，大得王安石的歡心，被推薦為御史，並兼管農業。 鄧綰是因拍王安石的馬屁而升官，他的一些成都同鄉瞧不起他，有罵他是阿諛奉承的小人，有人譏諷他是一名投機的政客。鄧綰對此卻怡然自得，不以為然地對人說：“笑罵由他人去，好官我自為之。” 王安石在鄧綰與曾布的協助下，繼續做著“毀”人不倦的工作。 老宰相富弼因不滿王安石的所作所為，辭去宰相之職，降職為博州太守之後，仍然極力反對青苗法，置上司對他推銷青苗貸款不力的指責於不顧，給皇上上了一本，他在奏摺中說：“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 鄧綰見這是個討好王安石的好機會，便向王安石建議，以阻礙新法之罪，把富弼宰相級別的待遇全部剝奪。王安石卻欲置富弼於死地。幸虧趙頊念及富弼是位老臣，不忍加罪，才使富弼逃過一劫。 御史中丞楊繪，上本請求廢止免役法，並奏請重新起用呂誨、范鎮、歐陽修、富弼、司馬光、呂陶等一批有能力而遭貶的大臣。楊繪被鄧綰彈劾，逐出京城，下放到鄭州去做了知州。 監察御史劉摯，上表陳述免役法有十害，也被謫為監衡州鹽倉。 王安石命知諫院張璪撰文駁斥劉摯的建議，張璪不肯從命，也被逐出了京城。 在這段時期內，繼被貶至鄧州的呂誨病逝之後，一代文學大師歐陽修也客死潁州。 呂誨，開封人，是已故宰相呂端的孫子。 歐陽修本籍廬陵，北宋傑出的文學家、政治家、史學家、金石學家。一生經歷了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朝代，參與了許多重大的政治活動，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蘇軾作序時對他的評價說：“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歐陽修初號醉翁，後號六一居士。死後贈太子太師，諡文忠。 王安石的兒子名叫王雱，從小聰明，有過目不忘之能，十五六歲時就寫有數万言的著作，考中進士，被任命為旌德尉，睥睨自傲，不可一世。他做官不久，便因官職太小、俸祿太薄而辭官不做。在家裡閒來無事，寫了二十多篇策論，縱論天下大事。還寫了數万字的《老子訓解》《佛書義解》。 王雱雖然才華出眾，議論驚人，但倜儻不羈、風流自賞，平時尋花問柳、選色徵聲，所有秦樓楚館、詩妓舞女沒有不知道王公子大名的。王安石非常寵愛這個兒子，事事也容他三分。 王安石為參政時，一天，程灝拜訪王安石，兩人正在談論時政，互相辯論，王安石的兒子頭髮散亂，手拿女人的頭巾出現在客廳，他一直走到父親面前，見了程灝也不打招呼，便問他們在議論什麼。王安石說他們正在談論新政，並說他們的新政總是受到其他大臣的批評。 “這也有必要多議論嗎？”王雱大大咧咧地坐下來，大聲說道，“將韓絳、富弼兩人推出去斬首示眾，看誰還敢反對新法。” 程灝是個道學先生，見王雱如此不懂禮節，大人說話還隨便插嘴，有些不高興地說：“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王雱聽後氣得青筋陡脹，雙拳緊握，幾乎要衝上去揍程灝一頓。幸巧王安石以目制止，他才怏怏退出。 王安石做了宰相後，任用了很多年輕的官吏。為了提拔兒子，特地讓人把他寫的《老子訓解》刻印成書，廉價出售。經過一番安排，書流入宮中，流到皇上眼前。 趙頊看了《老子訓解》，大為讚賞。鄧綰、王曾乘機在皇上面前推薦王雱。趙頊便召見了王雱，王雱在皇上面前大談新法。這樣的話題很合趙頊的口味，當即便命他為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說書。 王雱崇尚法家，特別崇拜先秦的法家人物商鞅，言談舉止常有一些法家的觀點，他常說，如果不誅除異己，新法就不能順利推行。因此，當他在崇政殿講解經書時，也常將自己的觀點滲透進去。 趙頊受到他的啟發，便在京城設立京城巡卒。 京城巡卒，實際上是新政權的一個特務機構，這些巡卒，就是朝廷派到坊間的密探，只要發現有人謗議新政，不問貴賤，一律拘禁。一時鬧得人心惶惶，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說話都特別小心。 王安石奏請推行市易法，委任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接著又推行保馬法，讓曾布確定具體條款，頒佈各路實行。繼而又推行方田均稅法。 新法都是先在京東路試行，然後逐漸向全國推廣。 反對新法的人仍然很多，樞密使文彥博、副使吳充上言說保馬法不便施行，王安石並沒有理會。 樞密都承旨李評，極力詆毀免役法，並奏罷閤門官吏。王安石上書，說他抵禦新法，要求追究他的罪責。趙頊雖然口頭上答應了他的請求，但一直沒有下文。利州判官鮮于侁上書指陳時事，批評青苗法，影射王安石擾亂朝政，竟提拔為轉運副使。 王安石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就是皇上對新法的興趣在減退。於是他遞上一份辭呈，請求辭去宰相之職，離開京師。其實，這是個以退為進的策略。 趙頊雖然對新法有所動搖，但還沒有到否定新法的那一步，他當然不會放走王安石。經過一番勸慰，打消了王安石辭職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