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第8節孫中山是縱橫家

是年4月27日，“新裕號”沉沒恰好一周，孫文先生乘近“江丸號”自日本啟程，赴上海，同行者有廖仲愷、戴季陶、張繼，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 5月1日，孫文先生抵滬，9日發表第二次討賊聲明，稱： 除惡務盡，對於袁氏，必無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詐力絕人，猶不能不與帝制同盡，則天下當不復有襲用其故智之人。 這個聲明，就一句話：袁世凱必須死！ 孫文先生能夠安然回國，標誌著袁世凱已經失去了最後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說，他的死期，真的到了。 當孫先生行將取得他的勝利之時，我們就必須要弄清楚，孫文與袁世凱，這二者的區別在哪裡？ 先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在其《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對袁世凱的評價： 他天生是一位實踐家，而非理論家。他沒有構想出改良方案，也沒有為這方案製定一系列原則，而只是實踐了這一切，並證明它們的可行性。

費正清教授的意思是說：袁世凱，是個乾事的人。 那麼孫文呢？ 劉禺生所著的《世載堂雜憶》，提到孫文先生自述的講演妙法： 一、練姿式。身登演說台，其所具風度姿態，既須使全場有肅穆起敬之心，開口講演，舉動格式，又須使聽者有安靜祥和之氣。最忌輕佻作態，處處出於自然，有時詞旨嚴重，喚起聽眾注意，卻不可故作驚人模樣。予少時研究演說，對鏡練習，至無缺點為止。 二、練語氣，演說如作文然，以氣為主，氣貫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說至最重要處，擲地作金石聲。至平衍時，恐聽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雜以諧語，提起全場之精神。讜言奇論，一歸於正，始終貫串，不得支離，動盪排闔，急徐隨事。予少時在美，聆名人演講，於某人獨到之處，簡練而揣摩之，積久，自然成為予一人之演說。

正如我們所知，孫文先生是一位職業鼓動家，以說和寫起家，一生花費大部分時間，用於籌集款項——就是勸大家把錢交給他的意思。 如此說起來，相比於大儒王闓運，及其弟子門人楊度，孫文先生才是位貨真價實的縱橫家。細審先生生平，與戰國年間的蘇秦、張儀果然是一般無二，都是周遊於列國之間，以其精湛的辯才，遊說諸侯。如果說二者一定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蘇泰的活動範圍狹窄，僅限於東方六國，概因當時交通工具不發達，蘇秦出門遊說，只有牛車可坐，速度拖累了他。而孫文先生則是以整個地球為戰場，遊說他所能遇到的任何一個人，勸說對方支持他。此外，就是孫文先生的縱橫史被塗抹上了一層現代政治色彩，所以他的事業，比縱橫家始祖蘇秦更大。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確定，袁世凱是實干家，而孫文先生則是縱橫家。那麼實干家和縱橫家的區別，又在何處呢？ 實干家琢磨的是事，縱橫家琢磨的是人。 事實上，袁世凱正是靠了琢磨事而起家，他在小站練兵，就必須琢磨古今中外所有可以藉鑑的軍事思想，不琢磨這些，就不可能有北洋軍事集團的出現。而孫文先生則致力於琢磨人，認為唯有人才是最關鍵的，因為事情是人做的，做好做壞，效果如何，全都取決於人，如果把人琢磨透了，事情也就做明白了。 比較一下，孫文與袁世凱，誰更高明一些？ 當然是孫文，當袁世凱在琢磨如何把事情做好時，孫文先生卻在琢磨他。袁世凱認為事情做不好，那是因為自己研究得不夠透徹，而孫文先生卻認為是你這個人不對，就不可能找到正確的做事法子。只要幹掉你，就OK了。

台灣出版了本《國父年譜》，其中有一段，是1912年8月24日孫袁會面場景，這一段把琢磨事的袁世凱，和琢磨袁世凱的孫文先生，刻畫得栩栩如生： 先生留京約一月，與袁會晤共十三次，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晚十時或十二時，更有談至次晨二時者。每次會晤，只先生與袁世凱、梁士詒三人，屏退侍從。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各問題。表面甚為暢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 這一段刻畫的特點，就是先驗地將孫文先生凌駕於袁世凱腦袋上，賦予孫先生以居高臨下審視袁氏的權力，而不是人格上平等的兩個人。這種先驗的描述角度，恰如其分地將二者的思維取向，做出了區別。 簡單說來，中國社會就是這樣，就是有人琢磨事，有人琢磨人。琢磨事的人最終被琢磨人的人給琢磨了，琢磨人的人終將成為這個世界的贏家，因為他在琢磨你。

所以我們現在最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先做人，後做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先做一個別被琢磨人的人給琢磨了的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你就做不成任何事，因為你已經被人給琢磨了。 最後一個問題，如何區分琢磨事的人，和琢磨人的人呢？ 很簡單，看對方的思維取向，如果對方的思維不是先驗的，憑空凌駕於別人頭上的，只有具體事務而不注重人的，這就是琢磨事的人。相反，其思維取向只針對於人，缺乏平等意識，居高臨下評判身邊的人，這種人就是縱橫家的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