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孔雀東南飛》的興趣，最早始於陸侃如先生。他在做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有考官問他孔雀為何東南飛，陸先生答曰：“西北有高樓。”以古詩十九首對樂府，有問有答，可謂精妙之極。
《孔雀東南飛》這首長詩我很早以前就讀過，不過當時只是沉浸在焦、劉二人的愛情悲劇之中，並未有其他想法。在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厭倦了魔獸、看膩了松島楓，重新從書架上抽出這首長詩，決定陶冶一下情操。
這一次重讀，我發現了一個之前未曾多加註意的細節：這首詩篇雖然是南北朝時期的作品，但故事卻發生在漢末建安年間。建安年間，那正是三國鼎立前最熱鬧的二十幾年，究竟《孔雀》中的人物，是否會與我們耳熟能詳的三國英雄發生奇妙的交集呢？這讓我產生了一些考據的興趣。
《孔雀東南飛》（以下簡稱《孔雀》）的序裡提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可見這個故事發生在廬江，而且能稱府的，只能是廬江郡的治所。後漢時期廬江郡的治所在舒城，一直到建安年間，才遷移到了皖城。 《孔雀》這個故事可能發生在皖城。這個後面會有解釋。
按照詩裡描述的情節，劉蘭芝被休回家之後，先是縣令來向劉家求親，被拒絕之後，太守又派了郡丞和主簿做說客，為自己第五個兒子求親。劉蘭芝的哥哥說嫁給焦仲卿和嫁入太守家里相比，是“否泰如天地”，所以焦仲卿可能是郡府直屬的諸曹掾史中的一員，職位在功曹、督郵、都尉、諸曹掾之下，很可能只是一個上計吏，拿的是最低級的工資——佐史奉，一個月八斛。因此他家境比較貧寒，還得讓老婆“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每天織布以補貼家用。
這個“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所以欲娶劉蘭芝做兒媳婦的太守，是個非常重要的線索，它是《孔雀》一詩與外部世界連接的一座重要橋樑。雖然詩裡沒有明確提出太守的名字，但是我們有充分的史料可以找出可能的人選來。
簡單地查了一下，建安年間按照先後順序擔任廬江太守的，有陸康、劉勛、李術（述）、孫河、孫紹、朱光、呂蒙——中間其實還有個雷緒，但他只是盤踞，並沒正式獲得任命，不算在內。
建安年間的廬江太守演變歷程大略如下：
陸康是靈帝時人，約在光和末、中平初被任命為廬江太守，他在興平三年（公元195年）被袁術派孫策殺死。袁術隨即委派麾下大將劉勛繼任廬江太守，遷治所於皖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劉勛被孫策殺死，孫策派了李術（述）擔任廬江太守。建安五年，孫策死後，李術頗有反意，被十八歲的孫權一舉擊敗，隨即孫河被擢為廬江太守，但很快這個頭銜又讓給了孫紹（這個孫紹不是孫策的兒子，而是北海人，後來做了孫權的丞相）。但因為雷緒、梅乾、陳蘭等人一直鬧事，廬江一直無法安定。
曹操派揚州刺史劉馥單騎入皖，空手造出合肥空城，雷緒等人投降，皖地遂平。隨後曹操又派了朱光來做廬江太守，以鞏固皖城一線。建安十九年五月，呂蒙攻下廬江，俘虜朱光，呂蒙拜為廬江太守。從此廬江一分為二。呂蒙轉任漢昌太守後，吳屬廬江太守在孫河、孫皎的督管下空置了一段時間，最後歸到了徐盛頭上。而魏屬廬江太守則是劉馥的兒子劉靖——不過那都是曹丕稱帝之後的事情了。
由此可見，娶劉蘭芝給自己第五個兒子的太守，應該就是這七人之中的一位。
首先，陸康可以排除。他在改元建安之前就死掉了。
其次徐盛也可以排除，他接任廬江太守的時間太晚，算不上建安年間。
通讀《孔雀》一詩可知，故事發生的時候，廬江還是個太平地方，老百姓不為戰亂所苦，日子過得尚算溫飽，大家吵吵嚷嚷為瑣事煩惱。太守尚有閒情逸致給自己第五個兒子娶媳婦，婚禮大操大辦，十分隆重。
這樣一來，呂蒙、孫河、孫紹三位也被排除了。
呂蒙被拜為廬江太守時，正駐屯潯陽，主要精力放在鎮壓廬陵山賊。廬陵山賊被平之後，呂蒙緊接著就去攻打長沙、零陵、桂陽，忙得暈頭轉向，廬江事務恐怕根本顧不上，更別說給自己兒子娶老婆了。
孫河擔任廬江太守的時候年方弱冠，別說生不出五個兒子，就是生得出，也沒法辦婚禮。而且孫河接任廬江太守的背景，很不尋常。當時孫權剛接替孫策，立足未穩，急於立威，所以對當時擔任廬江太守的李術下了狠手。過程極其慘烈：“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三國志·吳主傳》）先是困城，後是飢荒、屠城，然後又是大遷徙，廬江百姓救死不暇，誰也不會有心情辦什麼婚禮。
而接任孫河的孫紹，年紀雖然夠了，但他面臨著南方雷緒等人的叛亂、北方揚州刺史劉馥的製壓，焦頭爛額，沒堅持多長時間就跑了，也沒餘裕做這件事。
朱光是廬江太守裡在位最長的，他於建安中赴任，一直到建安十九年才被孫權俘虜，少說也有十年光景。他會不會就是《孔雀》裡的太守呢？
《三國志·吳主傳》載：“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朱光在任期間，為了防範東吳的軍事壓力，治下居民盡數東遷，整個廬江只留下一個近乎軍事要塞的皖城。
曹操拔漢中數万戶，讓諸葛亮經營幾十年都不能徹底恢復。從廬江等地一次遷走十幾萬戶，這等規模，可見對當地經濟傷害有多大。
事實上，廬江當時已經變成了曹、孫兩方勢力此消彼長的邊境地帶，長年處於兵鋒之下。朱光承擔著繁重的戰備工作，就算想給兒子辦婚事，也斷不會如詩中所說“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這般奢靡。
那麼，最後只剩下兩個人：劉勛和李術。
也就是說，《孔雀》的故事基本可以認定發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之間。
劉勛在任時間是建安元年到四年，而李術在任時間只有短短一年。到底他們兩個，誰才是《孔雀》裡的太守呢？
看來我們還是要從詩中去找證據。
焦仲卿回去與母親訣別的時候，說：“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庭蘭就是白玉蘭，一般於農曆二月中至三月初開花，花期為整個三月，是以又名“望春花”。長江流域的白玉蘭花期一般在農曆一月。根據竺可楨的觀點，漢末正處於中國歷史第二個寒冷時期，平均氣溫比現代要低1到2攝氏度，所以位於江南的廬江，花期也會和現在黃河流域相等同。
因此，從焦仲卿所描述的情景來看，所謂“大風寒”正是一歲之初倒春寒之際，大概就是二三月間。
從詩中描述可知，就在焦仲卿說這句話的時候，太守正在高高興興籌備著婚禮。 《孔雀》詩裡說得清楚：“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也就是說，劉蘭芝的婚禮，是定在了三十日。結合焦仲卿家的“庭蘭”被風霜摧折的情形來看，當為三月三十日。
那一天是太守親自確定的良辰吉日，焦、劉二人殉情，也是在這一天。
接下來，讓我們推算一下從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這五個三月三十日的天干地支。年和月份都比較清楚，一查便知：
日子較難推算，因為在靈帝末年，朝廷改用《九章算術》的作者劉洪改進過的四分歷。因此我設定了一個基準點。 《後漢書·獻帝傳》載：“（建安元年）秋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庚申，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
同一個月內出現了辛丑、癸卯、辛亥、庚申、己巳五個日子。辛丑和己巳一頭一尾，兩者相差二十九天。同傳又說“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丁丑，郊祀上帝……己卯，謁太廟”。以此為參照，可以確定建安元年八月一日為甲子。
接下來就是冗長而單調的推算，從略。總之從建安元年到五年，這五個三月三十日里，唯有建安五年的三月三十日，符合太守所謂“六合相應，良吉三十”的標準，其他幾個日子，按照傳統命理學說來看，都不算吉日。
而建安五年，在位的廬江太守正是李術。
在這裡稍微回顧一下李術的經歷。
根據為數不多的史料記載，此人是汝南人，在孫策麾下頗受信重。建安四年，袁術去世，袁術手下的一部分將領企圖投奔孫策，卻被廬江太守劉勛截殺。孫策大怒，揮軍攻拔廬江。劉勛無路可去，只能北上投奔曹操。孫策就地派麾下大將李術擔任廬江太守，還撥了三千人馬給他。
曹操眼見孫策坐大，深恐在沒消滅袁紹之前腹背受敵。恰好荀彧給他推薦了一個叫嚴象的人在南邊對付袁術。袁術既然死了，曹操便就地任命嚴象為揚州刺史，去安撫孫策，還舉孫權為茂才以示親切。嚴像沒想到的是，他一抵達廬江，就被李術殺掉了。
李術殺嚴象，究竟是因為李術跋扈，還是孫策授意而為，已無可考據，總之堂堂一位刺史就這樣被殺了。而曹操忙於應付袁紹，也無暇找他算賬。沒過兩個月，意圖襲擊許都的孫策就離奇地被許貢門人刺殺。結果嚴象遇害一事，便被擱置了。
年僅十八歲的孫權接下了孫策的事業，周瑜、張昭等人傾心輔佐，卻不代表所有人都認同。李術久有異心，看到孫策身死，便極其高調地接納了從孫權麾下叛逃的人，打算自立。孫權問他要人，李術回了一封無比囂張的信：“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孫權正愁初掌大權無處殺威，見李術這等態度，立刻寫信給曹操，說：“嚴刺史是您親自選拔的，沒想到一來這裡就被李術那廝給砍了，我也早就看他不順眼，就讓我替曹叔叔您報仇吧！”
於是孫權親自率領孫氏親族大舉圍城，李術走投無路，向曹操求援。曹操既沒興趣也沒餘力去救他，結果皖城被攻破，李術梟首，結束了他不太光彩的一生。
李術從就任廬江太守到敗亡，大約大半年，橫跨建安四年和五年。時間雖短，卻還算比較平靜，沒有戰亂，沒有屠城、沒有遷徙，算是廬江百姓最後安寧的時光。
從心理角度來說，李術是個桀驁不馴的人，雖然在孫策麾下他不敢造次，但野心這種東西是無法壓制的。當他被任命為廬江太守，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武裝和地盤時，心中必然大喜。帶著這種昂揚情緒給兒子娶親，藉機大操大辦，也是可以理解的。
於是，太守的身份問題就算是初步解決了。如此看來，焦仲卿和劉蘭芝的悲劇，不過是被提前了半年而已。就算他們沒有被拆散，繼續相依為命，很快也會遭遇孫權的屠城；就算逃過屠城這一劫，也會隨著其他十幾萬戶被曹操強迫遷徙到北方。如果運氣不好的話，夫妻兩人，一個在魏屬廬江，一個在吳屬廬江，不能交通來往，更是悲慘。亂世下的小人物命運，真是叫人唏噓。
我在滿足之餘，卻還帶著淡淡的遺憾，有一個疑問始終在心中揮之不去——難道《孔雀》真的只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麼？焦仲卿和劉蘭芝，真的只是亂世之中的一粒不為人知的沙礫麼？
再一次重讀《孔雀》，我發現自己忽略了一個小小的細節。
這個細節對《孔雀》本身來說，無關宏旨。但當《孔雀》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被確定的時候，這個細節連綴起來的，是一個令我們後世之人為之一驚的歷史可能性驟然浮出水面。
《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跟母親訴說自己對劉蘭芝的深情，他母親這樣說：“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他母親覺得鄰居家有個叫秦羅敷的大姑娘，比劉蘭芝好得多，勸兒子去娶那個新歡。
這個女孩的名字是否有些耳熟？
秦羅敷？
那不就是另外一首樂府《陌上桑》裡的女主角麼？
在《陌上桑》中，羅敷是一位充滿智慧的堅貞女子，當輕佻的“使君”調戲她的時候，她利用巧妙的言辭拒絕了對方的請求。
有一種說法認為“秦羅敷”是漢代美女的通稱，所以在兩首樂府裡都出現了這個名字，這當然是一種可能性。
但還有一種可能性——如果這兩個秦羅敷就是同一個人呢？
也就是說，假定秦羅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間的廬江，並和焦仲卿做鄰居呢？
在《陌上桑》裡，秦羅敷曾經如此誇耀過自己的夫君：“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不能當成一份真實履歷。漢末大夫是宮內官，屬於君主宿衛人員，但多為閑職榮銜，二十歲斷不可能獲此官位；“侍中郎”按漢無此官職，或為侍中，侍中為省內官，比大夫離君主又近了一層。
所以從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虛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顯、官職高遠。樂府裡很多詩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為誇飾自家官位高的代稱。 “專城居”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自己有專城居住，暗喻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員，還有一種是表示他有資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這一段話，意思應是表達自己夫婿平步青雲，位高而權重。 《後漢書·輿服志·諸馬之文》載：“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翅尾，當盧文髦。”“青翅尾”即詩中所云“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足見顯貴。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兩句：“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東方就是東都洛陽，進一步引申為天子所在的都城，從這一點對照，那麼“專城居”顯然該用第二種解釋，即京官。
秦羅敷的丈夫能統領一千多名騎兵，又是京官，這究竟會是什麼職位呢？
查《漢官儀》，可知長水校尉，統烏桓騎兵七百三十六人，員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來恰好一千之數。查遍漢代官職，同時符合“千騎”“京城”與“近官”的，唯有秩比兩千石的長水校尉而已。
長水校尉屬北軍諸校，掌屯於長水與宣曲的烏桓人和胡人騎兵。漢末雖然這個職位早已不統兵，但編制仍舊是存在的。
既然秦羅敷和焦仲卿同為建安人物，那麼她的夫婿也該是建安時人。而建安一朝里，擔任長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種輯。
這一下子，把我們從廬江遠遠地拋去了北方的許都。
長水校尉種輯，和車騎將軍國舅董承、昭信將軍吳子蘭、議郎吳碩等人都是獻帝身邊的忠臣。他們在建安四年接了漢獻帝的衣帶詔，密謀反曹，結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數誅殺。
秦羅敷在廬江采桑，她的夫婿卻在許都因為反對曹操而死。這本身已經充滿了傳奇的色彩，而種輯被殺三個月後，發生了一件三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大事，陡然讓這一層關係變得更不尋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種輯等伏誅；四月，孫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這兩件事並沒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細分析這兩件事的性質，就會發現其中意味深長。
孫策生前一直策劃“陰欲襲許，迎漢帝”，以他的實力，這計劃如果真的實現，只怕曹操會有大麻煩；而董承的計劃如果實現，漢帝自立，習慣了“挾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會有大麻煩。
這兩件反曹大事一內一外，目的驚人的一致，發動的時機如此接近，而失敗的時間也近乎一致，這實在不能不讓人深思兩者之間是否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回過頭重新檢視孫策在江東的聲望。他“誅其英豪，威行鄰國”，收人無數，也得罪人無數。破陳瑀，殺嚴白虎，殺高岱，殺許貢，殺於吉，殺周昕，孫策每殺一個名人就在暗中多樹了許多敵人。陳登曾經偷偷發給嚴白虎餘黨印綬，讓他們對付孫策，好為陳瑀報仇，可見就算許貢門客刺殺失敗，後面等著對付孫策的人，還排著長長的隊呢。
而廬江郡，恰好也是這麼一個孕育著對孫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廬江太守陸康深孚人望，與孫堅原來關係還不錯，孫堅還曾經救過陸康的兒子。可當袁術派遣孫策攻打廬江的時候，急於獲得地盤的孫策採取了激進的手段。 “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後漢書》）後來東吳的中流砥柱陸遜陸伯言，當時也在城裡，在圍城前被送去了吳中，才得以倖免。
陸康被孫策逼死之後，陸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廬江變成了孫策扎在江東大族心頭上的一根刺。後來孫策、孫權兩代極力拉攏陸康的兒子陸績、從孫陸遜，也是存了舒緩撫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廬江被圍的時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這可以與臧洪被殺時“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相比較。可見陸康麾下對陸康的愛戴忠誠，不遜於“烈士”臧洪。
如此忠誠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孫策而死，主家殘破，會有什麼舉動？不言而喻。
《孔雀》詩裡，焦仲卿描述與劉蘭芝新婚燕爾，“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而那時候他早已經是府吏。也就是說，在陸康為太守時，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職，可以稱得上深蒙陸康知遇的“廬江故吏”。
於是在建安五年的兩件大事——刺曹與襲曹——在看似毫無關聯的廬江郡發生了相交。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與反曹先鋒種輯有姻親關係的秦羅敷，另一個則是主人憤死的“廬江故吏”焦仲卿。
仔細讀《孔雀》一詩可以發現，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劉蘭芝就曾經抱怨說：“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
這幾句抱怨提供了兩個重要線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個“守節情不移”的人。作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這是他的本職工作，為何劉蘭芝要用“守節”這個詞呢？
陳壽在評價呂凱的時候，用了同樣一個詞“守節不回”，表彰其面對雍闓等人的威脅，仍舊忠誠於劉備、劉禪的行為。可見“守節”是指忠誠故主，堅定不移。廬江是袁術授意孫策攻下來的，又派來了麾下大將劉勛做太守，焦仲卿與他談不上什麼故主之情，那麼劉蘭芝說的“守節”，只能解釋成焦仲卿為陸康守節情不移。
可陸康當時已死，而為死去的故主守節，唯有殉死與報仇兩種方式。比如臧洪的兩位司馬，就是選擇了第一種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選擇的是第二種。他恐怕平日里在家裡經常長吁短嘆，也向妻子透露過內心的志向，所以劉蘭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會說他“守節情不移”。
那麼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麼呢？
讓我們暫時把視線放回到許都。
當孫策打算襲擊許都的消息傳到曹操耳中的時候，許多人都很驚慌，唯有一位幕僚笑著說：“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三國志》）
短短數天之後，孫策就遇刺身亡。這段話顯示出了驚人的預見性，和後面事態的發展極其一致。如果說前半段評價孫策在江東樹敵太多，容易招致報復，還算是分析切中的話，後半段說孫策一定會死於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樣的預言了。
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可怕的謀士郭嘉。
郭嘉這一段話，作為戰略分析來看非常不靠譜，沒有人會把重大戰略建築在“敵酋仇人太多，早晚會被暗殺”這個不確定性極高的薄弱基礎之上——除非他能洞見未來。
郭嘉雖然聰明，但他不是神仙。所以，與其說“孫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測，倒不如說是他成竹在胸的一個計劃，一個郭嘉早就在策劃和部署的暗殺計劃。只有這個計劃是郭嘉全盤掌握的時候，他才會十分篤定地勸曹操不必擔心南方之事。
孫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劃的。問題就在這裡出現了，從建安四年開始，郭嘉一直身在許都，隨後還要跟隨曹操去官渡，沒有記錄表明他曾經外出過。而刺殺孫策這等大事，必須要有一個人在江東居中調度、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個當地的代理人，才能執行暗殺孫策的計劃。這個代理人必須熟悉江東環境，有一定人脈，最好與孫策有仇怨，而且身份還不能引人注意。
於是，完全符合這些條件的焦仲卿進入了郭嘉的視線。而聯絡的時機，應該就是在建安四年下半年，當時曹操正極力安撫孫策，“（曹操）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闢策弟權、翊”（《三國志·吳書》），聘使不絕於道，郭嘉很容易就能安插人進去，以使節身份去聯絡焦仲卿。
為什麼郭嘉不找許貢門客，反而大費周章地去找廬江的焦仲卿呢？
原因有三點。
第一點，建安四年，廬江太守已經換成了孫策的大將李術。所以焦仲卿可以利用自己的府吏身份從李術那裡得到孫策的情報，然後指示刺客埋伏到預定地點，實施刺殺。他所掌握的情報優勢，是許貢門客所不具備的。
第二點，江東當時普遍對北方來人有不信任感，而焦仲卿是本地人，廬江與吳郡相鄰，廬江太守陸康和吳郡太守許貢一向關係良好，兩人又都是被孫策所殺。派焦仲卿居中主持，拉攏許貢門客和其他刺客，容易產生共鳴，得其死力。
第三點，從政治上來說，曹操不可以公開針對孫策搞暗殺，那隻會引起其他諸侯的疑忌繼而被群起攻之。所以暗殺行動必須低調、保密，讓所有人都以為是一場私人仇殺。對孫策動手的是許貢門客，主持者是焦仲卿，兩者動機都十分充分。萬一暗殺行動不成反遭洩底，孫策最多也只能追查到焦仲卿這一層，聯想不到隱藏在幕後的許都黑手。許貢門人、焦仲卿就是郭嘉佈置下的兩層保護性帷幕。
有了這層關係，對於焦仲卿“守節”的忙碌，就不難理解了。
《孔雀》詩中提到，劉蘭芝在三月二十七日接受了李術兒子的求婚，三十日舉辦婚禮。而焦仲卿一直到了三十日，才匆匆趕了回去，“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
焦仲卿在太守府工作，太守兒子結婚，他肯定會第一時間知道。可自己老婆要和別人結婚了，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一直到結婚當天才能抽身返回。到底什麼事情，讓他忙到連老婆都不顧了呢？
三月三十日李術兒子的婚禮，轉月孫策就遭到了暗殺，前後相隔才數日。可見當劉蘭芝答應求婚的時候，正是暗殺行動的最後關頭。可以想像，焦仲卿給許貢門人佈置完了最後的計劃，讓他們趕往丹徒，然後自己這才心急火燎地趕回廬江。
郭嘉遠在許都，完美地遙控了這一起暗殺事件，消弭了南方的威脅。焦仲卿安排完了刺殺計劃，對故主陸康已盡忠，生無可戀，於是和劉蘭芝一起自殺。
這聽起來很合理，卻並不能解釋全部的事實。
關鍵的矛盾，還在於孫策的計劃。
史書說孫策籌劃襲擊許都迎接皇帝，但仔細想想，這個計劃是不那麼牢靠的。孫盛就曾經直言不諱地評價道：“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复，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
簡單來說，如果孫策在丹徒發動突擊，要一路打到許都，周圍要顧忌的勢力太多了。到了許都，短時間內也不可能破城。整個計劃執行起來難度太大，變數太多——除非孫策在許都已經有了內應，可以在他到達許都的時候控制住漢獻帝，開城配合。
我們今天都知道了，這些內應，顯然就是接了衣帶詔的董承、王服、吳碩和種輯他們。有了他們的配合，孫策便可以針對許都實施一次手術刀般精確的斬首行動，迎回漢帝。
史書上把這兩件事分開記錄，我們單獨審視它們的時候，會覺得這兩個計劃破綻百出。可如果“孫策襲許”和“董承誅曹”本來就是一個計劃的兩個層面，一內一外彼此配合，一切疑問便迎刃而解了。
這個計劃破壞力極其巨大，同時也需要極精密的籌劃。許都和江東要配合密切，兩者行動時間必須同時。如果孫策晚來，董承很可能會招致曹操勢力的瘋狂報復，無法送出漢帝；如果董承發動誅曹時機過晚，孫策便只能頓兵許都城下。
就像郭嘉在江東找了一位代理人一樣，為了完成這個計劃，董承和孫策也需要一位中間的聯絡人。可是董承等人在江東毫無根基，孫策在北方也面臨同樣的窘境。兩者都能夠接受的聯繫人，只有長水校尉種輯的夫人——秦羅敷。
於是焦點又落回到廬江。
仔細想想，意圖刺殺孫策的焦仲卿，和意圖聯絡孫策北上勤王的秦羅敷，這兩個人居然還是鄰居，真是多麼巧妙的巧合。
可是，在陰謀論的世界裡，沒有巧合。究竟焦仲卿和秦羅敷之間，到底有無聯繫呢？解開關鍵的鑰匙，在於《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裡的矛盾。
《陌上桑》裡，羅敷明確指出“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而《孔雀》裡，焦母卻還在說“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
焦母是普通老百姓，她熟悉的只是家長里短。她想為兒子求親，說明至少秦羅敷的公開身份是單身。而秦羅敷已經婚配的消息，事實上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個人就是《陌上桑》裡的男主角“使君”。
“使君”一詞在漢末是對政府官員的尊稱。秦羅敷在皖城采桑，那麼整個皖城最有資格被稱為使君的，只有現任太守李術。
但《陌上桑》裡，對李術與秦羅敷初次的接觸，是這樣描述的：“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可見李術並非是親自去與秦羅敷調情，而是遣了一個小吏去探詢。
調情這種事，一向都以隱秘為要。李術不親力親為，反而要派個外人前往探詢，這怎麼聽都不合理。
除非他們不是在調情，而是在交換什麼秘密信息。所以李術才會“五馬立踟躕”，不讓過多隨從參與，只派遣了一個信得過的小吏前往。
不要忘記了秦羅敷的身份，她肩負著為許都聯絡孫策的使命。可她畢竟是個女性，許多事情不方便做。而李術是孫策的大將，搭上李術，就等於建立起與孫策的穩妥渠道。
而這個“吏”，很有可能就是《孔雀東南飛》裡反復強調的“府吏”焦仲卿。他作為太守府的辦事員，代表李術前往接洽，再正常不過。而且焦仲卿與秦羅敷是鄰居，很可能之前已經接觸過，這才安排李術與秦羅敷做一次戲劇性的會面。
於是，《陌上桑》裡秦羅敷對“小吏”焦仲卿的那一段誇耀，就意味深長了。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當“使君”向秦羅敷說出接頭暗號“寧可共載不”之後，秦羅敷是怎麼傳遞情報的：“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這是暗示許都那邊即將有事發生，有人派我聯繫你，這個人是長水校尉。
“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這四句是暗示除了長水校尉以外，還有許多朝廷高層參與。 “鹿盧劍”代表決斷、“可直千萬餘”代表著珍貴，意即皇帝。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這四句通過描述升遷履歷，來強調每一個衣帶詔陰謀的參與者都是一步步升遷而來的漢室忠臣，他們無不感念漢室拔擢之恩。
“為人潔白晰，鬑鬑頗有須。”這兩句是描述種輯的外貌，因為許都必然會派人來與廬江聯絡，便於互相辨認。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這四句是詳細交代董承誅殺曹操的計劃。計劃將在曹操日常辦公的司空府內發動，趁曹操“冉冉府中趨”，跟隨的衛士比較少的時候驟然發難。然後，秦羅敷還為焦仲卿壯膽，說參與政變者多達數千人。
通過《陌上桑》的交談，秦羅敷通過焦仲卿，與李術初步接上了頭。從孫策後來的舉動來看，這根線確實地搭上了，形成了董承－種輯－秦羅敷－焦仲卿－李術－孫策這麼一條複雜的情報鏈條。
秦羅敷失算的是，她少算了焦仲卿對孫策的仇恨。
焦仲卿既然為廬江故吏，對孫策的仇恨是相當深重的。而秦羅敷則是為了確保孫策成功襲許，兩人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馳。
而在兩人接頭時，焦仲卿卻完全看不出任何異常，他奔走於李術和秦羅敷之間，勤勞地傳遞著信息，似乎全然忘記了故主陸康的遭遇。
唯一的解釋，焦仲卿是在隱忍，是在偽裝。他意識到，與秦羅敷搭上線，會更好地完成郭嘉交給他的任務。他扮演了一個雙面間諜，一方面在秦羅敷的協助下傳遞情報，為董承、孫策籌謀計劃，一方面把計劃原原本本通知給郭嘉。
有瞭如此情報不對稱的優勢，郭嘉便可以輕易破壞董承的衣帶詔政變，然後精確定位孫策，實施暗殺，完全讓對手沒有任何反擊餘地——這都要歸功於焦仲卿的存在。
董承在內，肘腋之變最為危險，因此郭嘉或者曹操率先出手，在正月誅殺董承。至於遠在江東的孫策，一直要到四月，才落入許貢門客的弓箭射程之內。
這一前一後的時差，讓史書和後世治史者產生了錯覺，認為兩者是彼此孤立的事件。我們只有將兩者聯繫起來看，才能覺察到其中的矛盾，進而推斷出隱藏在幕後的神秘推手焦仲卿。
至此，這個陰謀的藍圖已經被勾勒得很完美了。可我重新審視整個推論的因果鏈時，卻猛然發現，這一串推理看似合理，可始終缺少一個關鍵環節。這個環節的缺失，讓整個推論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整個事件中，無論是焦仲卿、孫策、種輯還是郭嘉，他們都擁有鮮明的動機、明確的立場和清晰的身份，可是還有一位關鍵人物，卻顯得面目模糊。
這個關鍵人物就是秦羅敷。我們既不知道她在廬江的來歷，也不知道她幫助種輯、聯絡孫策的動機何在，她曾經宣稱種輯是她的夫君，這多半也只是托詞。她就像是橫空出世一般，在歷史夾縫裡驚鴻一現，然後徹底消失。
就像是警察不找出殺人犯的真實動機，就不能算破案一樣，不找出秦羅敷這個人的真實身份和動機，我們就無法宣稱發現了《孔雀東南飛》的真相。
為了彌補這一個缺失，我遍查史書，最後在《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裡發現了這樣一條記載：
這裡的“攻皖”，指的是建安四年孫策攻擊劉勛所在的皖城。在那一次戰役中，孫策攻下廬江，並委任李術為廬江太守。
然後他發現了居住在皖城內的大橋與小橋，並和周瑜各娶了一個。
有趣的是，以孫策娶大橋為起點，歷史陡然加快了速度。以廬江為中心，事件發生的密度間不容髮，秦羅敷面拒使君、焦仲卿休妻、董承遇害、李術兒子婚禮、焦劉殉情等一系列事件旋即發生，直到孫策遇刺為止，讓人眼花繚亂。
孫策與大橋的婚禮，就像是一個開關，開關一啟動，整個事件便開始飛速地發展起來，並在短短半年時間內成熟。
這是巧合嗎？也許是，但如果不是的話，該如何解釋呢？
假如我們大膽地猜測，大橋、小橋其中的一個人——甚至兩個人都參與了——化名為秦羅敷並留在廬江的話，那麼一切疑問便迎刃而解。
秦羅敷身上最大的謎團，是她幫助孫策的動機。而如果秦羅敷就是大小橋的化名，那麼她們協助孫策也就毫不奇怪了。幫自己夫婿，豈不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
二橋名義上跟隨著孫策和周瑜離開，實際上卻化名秦羅敷隱藏在廬江，伺機為自己的夫君聯絡舊都故臣。作為雙胞胎姐妹，兩人的相貌十分相似，共用一個“秦羅敷”的未婚女性身份，其中一個人便可以奔走於許都與廬江之間，與種輯、焦仲卿交涉。
於是，我們不難理解，不明真相的焦母為何希望為兒子娶鄰居家的“秦羅敷”，那可是“國色流離、資貌絕倫”的二橋；更不難理解焦仲卿為何一口拒絕這門婚事，因為他恐怕早就猜中了“秦羅敷”的真實身份，他怎麼可能會去娶仇人孫策的老婆。
那麼她們最初又是如何與董承、種輯等產生聯繫的呢？
最大的可能，就在於被李術殺掉的揚州刺史嚴象。
嚴像是荀彧推薦給曹操的，膽智雙全。建安四年，嚴像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恰好袁術敗死，於是嚴象就接任了揚州刺史。作為揚州刺史，他的使命是宣撫江東各處，結果這使命未及完成，便被李術殺死。
荀彧是個堅定的保皇派，他所推薦的嚴象，未必不是心懷漢室。他宣撫江東，很難說是否身負著獻帝的密詔，或者董承的囑託，尋找可以與曹操對抗的外部勢力。孫策勢力下的廬江，當是他的第一站。很可能，嚴象就在這裡，與秦羅敷（二橋）見了面，並初步建立起了與朝中董承勢力的關係。
嚴像在廬江意外地被李術殺死，種輯接替了他的位置，這條線仍舊維持著運作。
曹操對於嚴象的被殺，態度很是曖昧，證明他對於嚴象的效忠程度，心存懷疑。這也從一個反面證明，嚴象究竟效忠的對像是誰是個問題。
於是，經過嚴象的聯絡，二橋遊走於許都與廬江之間，按照夫君（可能是周瑜）定下的策略，積極籌劃與北方保皇勢力的聯繫，最終促成了襲許與刺曹的終極計劃。
問題來了，如果二橋與孫策關係如此親密，為何還要尋求焦仲卿和李術的協助呢？
二橋留在廬江這件事，對於孫策來說，應該是絕對的機密，不能輕易洩露。於是二橋在聯絡時便隱瞞了自己的身份，種輯也罷，董承也罷，嚴像也罷，他們只知道居住在廬江的“秦羅敷”，而不是孫策、周瑜的妻子“二橋”。如果“秦羅敷”自己親自為許都聯繫孫策，無異於自曝身份，為了不暴露真實底細，如我前面推測的那樣，“秦羅敷”只能大費周章地通過焦仲卿－李術，來為許都與孫策牽線。
這是二橋自我保護的措施，同時也為最後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當孫策被刺之後，計劃徹底夭折，二橋便徹底從人們視野裡消失了。無論是魏書還是吳書，對這一對姐妹的下落都諱莫如深，只留下了極少的資料，這恐怕是當權者為了掩蓋她們身後秘密的緣故吧。
最後很堪玩味的，是當時的太守李術的態度。
焦仲卿同時為兩條線奔走，忙得一定腳不沾地。他是個有公職在身的人，長久不履行職責，居然沒有遭到任何責罰。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李術本人也參與了針對孫策的刺殺，並默許了焦仲卿在水底下的一系列活動。這從李術在孫策死後立刻據兵自立的舉動來看，不無可能。他盼望自立太急切了，急切到已經無法等待。
而李術殺嚴象，也變得順理成章。
嚴象忠於漢室，來到廬江的真實目的是希望能與孫策聯手，這是李術所不願意見到的。而最妙的是，嚴象本人的官方身份，又是曹操委任的揚州太守，於是李術便可以毫無顧忌地殺死嚴象，對外則可以解釋說是防止曹操勢力在江東的擴張，不必招致懷疑。
由此來看，李術替自己兒子向劉蘭芝求親，不過是為了控制焦仲卿的一個手段罷了。他用這種方式告訴焦仲卿：“你的老婆在我手裡，可不許出去亂講話。”這實在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術以自己的心思去揣摩焦仲卿，卻永遠理解不了這些“為主守節”義士的決心。
等到三月三十日，焦仲卿安排完刺殺，趕回廬江，滿心以為大仇得報，可以安心過日子了。可等待他的，卻是李術的屠刀。李術為了滅口而殺掉了他，為了掩人耳目又殺掉了劉蘭芝，把現場偽裝成自殺，對外宣布兩人是殉情自殺。
而這時候，周瑜已經把二橋及時轉移出了皖城，否則孫權將面臨極大的被動。
老百姓們不知道其中險惡的內幕，一般更傾向於相信一個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
於是，通過對《孔雀東南飛》和《陌上桑》兩首詩結合歷史上若干疑點與矛盾的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真相。
建安年前，孫策攻破廬江，太守陸康因此病死。忠心耿耿的府吏焦仲卿決意為陸康報仇，卻一直有心無力，只得隱忍不發。在這期間，他娶到了新婚妻子劉蘭芝，兩人相敬如賓。只是焦仲卿偶爾會向妻子透露自己的心願，感嘆不能酬志。
建安四年，孫策二度攻破廬江，任命李術為廬江太守。這時候，孫策或者周瑜見到了橋家的兩位女兒，大張旗鼓地娶走了她們，然後又偷偷送回到廬江，以“秦羅敷”的身份隱居下來，兩人共飾一角，以便可以隨時外出聯絡。
在許都，曹操的勢力和漢獻帝的勢力都為江東突然崛起的孫策而感到驚訝。漢獻帝陣營認為這是製衡曹操的好機會，而曹操以郭嘉為首的幕僚們則認為孫策將會是個潛在的巨大威脅。在這兩方面的努力下，揚州太守嚴象前往廬江，而為兩家結親的報聘使者也絡繹不絕。
很快嚴象來到廬江，他表面屬曹黨，卻忠心漢室。他與“秦羅敷”建立了聯繫，並商定出了襲許刺曹的計劃雛形。很快李術發現嚴象的真實企圖，心懷野心的他將嚴象殺掉，而“秦羅敷”則幸運地逃脫了，並與長水校尉種輯重新設立了管道。
與此同時，曹操派來江東報聘的使者團也路過廬江。其中一個人是郭嘉暗藏的密使，他成功地聯絡上了一心想為陸康報仇的焦仲卿。
“秦羅敷”應種輯的要求，以采桑為名，與李術做了第一次接觸。李術身份敏感，沒有親自前往，而是派出了焦仲卿與之聯絡。 “秦羅敷”向焦仲卿和盤托出了董承、種輯的計劃，希望他能聯繫孫策，與董承配合反曹。可她（們）沒想到的是，焦仲卿一聽到孫策這個名字，復仇的火焰熊熊地燃燒起來。
在李術的默許下，焦仲卿一面與“秦羅敷”虛與委蛇，為孫策和董承的配合穿針引線，一面與許都聯繫，向郭嘉匯報了這件事。郭嘉將計就計，委託焦仲卿聯絡江東豪族，準備刺殺孫策。焦仲卿還從“秦羅敷”那裡得到許都密謀的詳細情報，他把這些都傳給了郭嘉。
到了建安五年初，曹操根據郭嘉的情報，先發製人，董承等人被殺，刺曹計劃夭折。這個消息傳到江東，讓太守李術有些驚慌，他唯恐孫策知道自己暗中的勾當，就故意唆使焦仲卿的母親挑撥焦仲卿和愛妻劉蘭芝的關係。不明真相的焦母這時還想為“秦羅敷”和焦仲卿說親，反被焦仲卿一口拒絕。 “秦羅敷”意識到，形勢已經惡化到了一定程度。可她們還沒意識到焦仲卿的異心已經對孫策產生了威脅。
李術故意為自己的第五個兒子求親，並定了婚禮的日期，三月三十日。李術通過這種方式，暗示焦仲卿要盡快殺掉孫策，否則妻子難保。李術並不了解，即使他不脅迫劉蘭芝，焦仲卿要為故主報仇，也會全力以赴。
到了三月三十日，焦仲卿獲得了孫策前往丹徒的確切情報，他讓許貢門客埋伏在指定地點，然後心急如焚地趕回廬江，希望能趕上婚禮，向李術討回愛妻劉蘭芝。
李術見暗殺計劃已經發動，焦仲卿再無用處，便先偽造了劉蘭芝自殺現場，然後讓焦仲卿“自掛東南枝”，以此掩蓋自己在這起謀殺中的作用。他甚至有意識地在皖城開始傳播焦、劉二人堅貞地愛情故事。
皖城百姓，聽到這故事無不潸然淚下。而深悉內情的“秦羅敷”聽到這個故事時，立刻意識到大局已敗。此時無論她們做什麼，都無法挽回孫策的危機了。
建安五年四月初，孫策在丹徒遇刺身亡，至此江東威脅曹操的計劃徹底破產。而李術則藉孫策之死舉兵自立，“秦羅敷”或憑藉自己的才智，或出於周瑜的接應，順利地逃出了皖城。
皖城旋即為孫權所攻破，城內軍民或屠或徙，星流雲散，再沒有人注意到“秦羅敷”的消失，也沒有人能夠回想起焦仲卿這幾年的異常舉動。
“秦羅敷”回到江東，恢復了大橋、小橋的身份。可她們的經歷實在太過敏感，孫權湮滅了幾乎全部的證據，大橋被安置在不為人知的隱秘角落，不見於任何史書，而隨周瑜的小橋也被警告要三緘其口。
等到周瑜病死之後，小橋攜遺孤回到廬江這個傷心地，並安靜地死在了故鄉。至今廬江縣城西郊尚有小喬墓，舊稱喬夫人墓，俗名瑜婆墩，與城東周瑜墓遙遙相望。
而《孔雀東南飛》與《陌上桑》，未嘗不是這兩位才貌雙全的女子，在被人遺忘前所創作的詩篇，試圖通過這種隱晦的方式，向後世之人傳達著自己曾經存在的證據。
誰能想到這一個偽造的愛情故事背後，還隱藏著如此波譎詭詐的政治紛爭呢？
認真你就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