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傳聞

刺馬案久審不能結案，刺客供詞閃爍，主審官員含糊其辭，前後審案官員多達五十餘人，每次奏結均疑點重重，無法自圓其說。所以一時流言紛紛，各種傳聞迭起，飛短流長，更使得案情撲朔迷離。當年袁世凱年僅十五歲，竟然也十分好奇地去向參與會審的嗣父袁保慶（本為袁世凱叔父，袁世凱被過繼給他為子）探詢。 關於刺馬案，民間有多種傳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後，竟然也派心腹彭玉麟、趙烈文、吳汝綸等人四下出動，去民間訪得這些傳聞，作為審案的參考。 流傳最廣的傳聞是馬新貽“漁色負友”說。 傳聞說，咸豐年間，張文祥與其友曹二虎、石錦標加入捻軍，張文祥是個頭目。當時馬新貽因合肥縣失守被革去縣令一職。馬新貽急於戴罪立功，率領團練與捻軍交戰。在一次戰鬥中，馬新貽兵敗，被張文祥、曹二虎等人活捉。張文祥和曹二虎有意投降清軍，便主動與馬新貽結為兄弟，隨之反正。降軍被編為兩營，因為馬新貽號谷山，稱為山字營，張文祥為營官。山字營隨馬新貽四處作戰，屢立戰功，馬新貽由此不斷升官，一路扶搖直上。

這一版的傳聞多有漏洞，年份、事蹟無一與馬新貽年譜和《清史》相符。根據《清史》記載，咸豐三年（1853）馬新貽任合肥知縣，隨欽差大臣袁甲三攻打太平軍，多有戰功，並沒有被革職一說。之後馬新貽率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回廬州有功，還升任廬州知府。馬新貽一生中唯一一次被革職是鹹豐八年（1858）任安徽按察使時，在廬州被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打敗，但也是革職留任，兩年後即重新復官。 傳聞又說，同治四年（1865），馬新貽升到安徽布政使，已有些看不起張文祥、曹二虎的意思了。曹二虎卻不知情，還將妻子接至馬新貽的官府居住。馬新貽見曹二虎之妻美艷，頓起歹心，設法騙奸。張文祥得知後，告訴了曹二虎。正當二人商議該怎麼辦時，馬新貽搶先下手，一邊派曹二虎去壽春鎮領軍火，一邊使人告訴該鎮總兵徐周說曹二虎“通捻”。中軍官拿著令箭當眾逮捕了曹二虎，徐週告知原委後，隨即命人在市集將曹二虎公然斬首示眾。張文祥僥倖逃脫後，發誓為曹二虎報仇。他用精鋼打造了兩把短刀，用毒藥淬過。每天夜深人靜後，疊起三四張牛皮，用短刀去刺，練習刺擊的手勁。起先因為手勁不夠，難以貫穿。之後天天練習，堅持了兩年後，已經可以一刀洞穿五張厚牛皮。張文祥這樣做的用意，是假定馬新貽身穿革甲，也可以一刀致命。自從功夫練成後，張文祥一直暗中跟隨馬新貽，先後到浙江、福建、江寧，最終找到機會殺了他。據說馬新貽看清兇手是張文祥後，說了一聲：“是你啊！”接著便吩咐左右：“不要難為他！”

這種傳聞首尾俱全，枝葉紛披，聽起來煞有介事。令其真實性得到加強的是喬松年的一首詩。喬松年任安徽巡撫時，馬新貽剛好在他手下任安徽布政使。馬新貽遇刺後，喬松年寫詩吟詠，其中有“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之句，顯然是諷刺馬新貽“漁色”。既然馬新貽當時的頂頭上司都說他“漁色”了，民間當然就更加信以為真了。馬新貽死後不久，他的小妾鄭氏在江寧府後院上吊自殺，這小妾便被說成是曹二虎之妻，更成了馬新貽“漁色負友”的佐證。而張文祥一擊得手，精準地刺中要害，表現出職業殺手的素質，也讓張文祥勤練刺牛皮一說更加繪聲繪影，言之鑿鑿。 其實，同治四年馬新貽已經升任浙江巡撫，人根本不在安徽，他在浙江任上做了許多好事，很得當地老百姓的愛戴，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馬新貽借壽春鎮總兵之手殺曹二虎一事也不合常理，真要殺人滅口，秘密通知徐週即可，何須將曹二虎當眾處死？而馬新貽一生頗有清名，並非傳聞中那般無恥好色，他死時跟在身邊的兩名小妾金氏、鄭氏均已經年過四十，跟隨他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又哪裡來的曹二虎之妻？

而喬松年有意寫詩嘲諷馬新貽的動機也十分可疑。馬新貽升任浙江巡撫後，喬松年調任陝西巡撫。不久，馬新貽升閩浙總督、兩江總督，青雲直上，喬松年卻因病被免職。昔日的下屬飛黃騰達，而自己卻江河日下，喬松年心中很不好受。此人出身富貴之家，自小養尊處優，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身上有極濃的紈絝之氣，即使做過巡撫這樣的大官，也不改其本性。恰好刺馬案發生後，迷霧重重，真假難辨，喬松年幸災樂禍，趁機附和“漁色負友”說，寫歪詩洩憤，推波助瀾，也不足為奇。 之前馬新貽被張文祥一刀刺中時，大喊了聲：“找著了！”被好事者解釋為“冤家路狹，終於被找到了”的意思，認定馬新貽與張文祥是舊識，讓“漁色負友”說聽起來更加煞有介事。其實馬新貽是山東人，有濃重的山東口音，他喊的那一句本是：“扎著了！”馬新貽在遺疏中還特意提到自己是被“不識姓名之人”所刺，以他當時命懸一線的狀況，十足可信。

在“漁色負友”版本的傳聞中，張文祥被塑造成忠肝義膽、為友復仇的俠士形象，大有昔日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風度。但如果馬新貽真是富貴背友的話，曾國藩的結案已經多方顧及馬新貽的體面，作為馬新貽親信的孫衣言、袁保慶，應該考慮到馬新貽的名聲重要，立即接受曾國藩的結案才合情合理，為什麼二人卻拒絕在奏結上簽字呢？對於馬新貽的個人生活，自小跟隨在他身邊的四弟馬新祐（馬新貽被刺時任河南試用知縣）應該最清楚。如果馬新貽真是帷薄陰私，為了澄清人品，馬新祐應該立即接受審訊官員的結案，以為兄長掩飾。可是即使後來張文祥被凌遲處死後，馬新祐還是覺得兄長疑案未明，並為此而悵恨終生。 種種疑點，只能說明“漁色負友”版本的故事完全是偽造出來的，有太多牽強附會的成分，根本不足採信。

有意思的是，刺馬案發生後不久，江寧的酒樓茶肆開始傳唱《金陵殺馬》的評彈。沒過幾天，上海租界裡的丹桂茶園又編排出了《刺馬》一戲，其中馬新貽是一個忘友背主、勾結洋教、出賣朝廷的大壞蛋，而張文祥則是一個俠肝義膽的大英雄。戲上演後轟動一時，朝廷竟然也沒有派人出面乾預。當時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也趕來湊熱鬧，出試題的時候，竟然寓其譏諷。 第二種傳聞則是馬新貽“私通回匪”說。 這種說法來源於張文祥本人的供詞。據陳功懋（其祖父陳鏡題曾參與會審張文祥的錄供研訊）在《張文祥刺馬新貽案真相》一文中說：張文祥供稱咸豐七年他為發捻時，馬新貽廬州失守，曾經被其俘獲。但當時他並不知道馬新貽就是廬州知府，因此將馬新貽與隨從時金彪一起釋放。時金彪感激張文祥饒命之恩，曾經暗中告訴他：馬新貽一直暗通甘肅的回民反清武裝。後來張文祥看見馬新貽“私通回匪”，卻還能青雲直上，為之不平，決意為朝廷除害，將其刺殺。

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軍西征部隊進入陝西，各地回民紛紛響應，從此掀開了西北迴民大起義的序幕。當時有個伊斯蘭教阿訇名叫任武，曾經參加過鹹豐年間的雲南迴民起義，起義失敗後退回陝西，藏匿在渭南倉渡鎮的清真寺中，時刻準備伺機再起。同治元年（1862）春，陝西團練大臣張芾強迫回民抽拔壯勇，又在華州虐殺回民，激起了公憤。任武感覺到時機來臨，於是率領渭南迴民揭竿而起，一舉殺死張芾，並攻克華州等地，圍攻西安，佔領渭河流域。十分可惜的是，這支一度聲勢浩大的回民武裝很快陷入了與漢人民眾的敵對仇殺中，西安、大荔一帶數十縣均捲入其中，死亡人數多達數十萬人，任武的力量也大大被削弱。同治二年（1863）初，清廷任命多隆阿為欽差大臣，西進攻打回民武裝起義，相繼攻陷了回民的後方基地羌白旗、王閣村等地，並以“護漢”為藉口，大肆屠殺回民，史家河一帶六十里之內盡成白地，渺無人煙。任武遭受巨創後，率部退往甘肅一帶。此後，甘肅、寧夏、青海廣大地區的回民也紛紛起義，逐漸形成了四支主要的軍事力量：以馬占鰲為首的起義軍活動於甘肅南部；以馬化龍為首的起義軍活動於寧夏南部；以馬文義為首的起義軍活動於青海東部；以馬文祿為首的起義軍活動於甘肅西部。這其中，以馬化龍部的力量最強，馬化龍也因此成為整個西北迴民起義軍的一桿大旗。西北局勢如此動盪，清廷深感不安。同治七年（1868），清朝廷派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西征。左宗棠經過周密計劃後，沒有直接進攻甘肅回民軍，而是先將矛頭對準了在陝甘交界處活動的董福祥部。董福祥部在重兵圍困下被擊潰，董福祥本人突圍而出，但其父董世有和弟弟董福祿被清軍招降。左宗棠又通過董世有招降了董福祥。從此，董部成為清廷對抗回民軍的急先鋒。清軍的下一個目標是回民軍中勢力最大的馬化龍。馬化龍見清軍勢大，多次請求投降，並改名為馬朝清。同治八年（1869）八月，清提督劉松山率老湘軍到馬五寨受降，被回軍中反對投降者開槍打死。回軍乘勢反攻，清軍大敗。左宗棠認為馬化龍“陽雖就撫，陰實助逆”，主張“痛剿以服其心”，此後加強了對馬化龍部的進攻，由劉松山之侄劉錦棠繼統老湘軍力攻馬化龍基地中心金積堡。同治九年（1870）底，馬化龍再次投降。左宗棠陰謀“先撫後剿”，命令馬化龍召各地回軍至金積堡就撫。結果各地回軍被騙到金積堡後，左宗棠大開殺戒，一人不留，馬化龍也被處死。不久，左宗棠在太子寺擊敗甘肅南部回民軍，並打敗了青海回民軍馬文義部，佔領西寧。同治十二年（1873），甘肅西部回民首領馬文祿戰敗，向清軍投降後被殺，清軍佔領肅州。至此，堅持十二年之久的西北迴民起義全部失敗。此供一出，匪夷所思，驚世駭俗。審訊官員驚愕相視，難以相信。錄供者也停下了筆，不敢記錄。江寧將軍魁玉知道了後，不斷搖頭，連稱“荒唐”。他親自審問張文祥，張文祥只說：“我為天下除了一個通回匪的叛逆，有什麼不好？”

被追問得急了，張文祥乾脆說：“將軍是主使人。”魁玉問道：“將軍是誰？”張文祥大笑：“就是江寧將軍你呀。”魁玉因此十分難堪。 後來時金彪被官府逮捕，帶來江寧與張文祥對質。時金彪竭力否認張文祥的供詞說：“張文祥誣我說過馬大人勾通回匪的話，我伺候馬大人多年，他家雖是回教，總沒見他與回教人來往。現在官至一品，更不敢遵奉回教，我如何敢昧良心說馬大人通回匪，實在是他誣報我的。” 面對時金彪的對質，張文祥也改了口供：“小的所供時金彪曾向小的告說馬大人勾通回匪的話，是小的前因救過時金彪性命，將他報出幫同作證，好污衊馬大人的。現與時金彪對質，小的也不敢狡執了。” 張文祥說馬新貽通“回匪”，是有意為之，將馬新貽繞到勾結回民謀反的大罪裡，主審官員有所顧忌，便不敢再多追問。但這供詞實在太過荒誕，明顯是無稽之談。不過，張之萬、魁玉為了維護馬新貽的清譽，刻意隱瞞，沒有奏報朝廷。尤其是張之萬、魁玉提審時金彪時，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參加，且連審兩次均未錄供。這就難免有欲蓋彌彰的嫌疑，是以物議紛歧，訛言蜂起。

傳聞說，馬新貽是回人，信伊斯蘭教，其父是山東菏澤回人的首領，與甘肅回王一直保持著緊密的聯繫。馬新貽與太平軍、捻軍作戰時，軍火多來自回民的資助，所以才屢立戰功，一路升遷。馬新貽對回王感恩，一直想要有所回報。馬新貽的親兵徐義本是太平軍侍王李世賢部下，與張文祥是舊識。有一天，張文祥在杭州偶然遇到了徐義，徐義告訴他說：浙江巡撫馬新貽正與甘肅回部聯絡，要與回王一起逐鹿中原。張文祥聽了很是憤慨，認為馬新貽背叛清朝是壞了良心，當場怒罵：“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剛好此時馬新貽下令取締非法營業的小押店，張文祥的小押店也在其中。張文祥生計被斷，聯想到馬新貽私通回部、蓄謀造反的行為，便決定刺殺他，一是為國除害，二是洩己之憤。

在這個版本中，張文祥已經成了保衛清室、報效朝廷的有功之人，而馬新貽則是通敵的叛國賊。而這個故事之所以廣為流傳，得力於漕幫鹽梟在茶坊酒肆中大肆宣揚。以漕幫和湘軍的親密關係，可想而知，如此刻意醜化馬新貽形象的故事，只能出自被馬新貽以高壓手段對付過的湘軍將領之口。只是不知道曾國藩聽到這一版本的傳聞後，在面對傳說中的“英雄”張文祥時，會不會是哭笑不得的感受。 第三種傳聞是張文祥“為天地會復仇”說。 傳聞說，張文祥曾經是湘軍鮑超部下。鮑超是有名的湘軍將領，其部號稱“霆字營”，為湘軍主力，不過軍紀敗壞，經常公然掠奪地方民眾，號稱“所過殘滅如項羽”。張文祥加入霆字營後，由於作戰勇猛，受到鮑超賞識，被提拔為新兵營哨官。當時湘軍內部時興結盟自保，不少人都是哥老會成員，霆字營也有哥老會組織，張文祥加入了哥老會，並成為一個小頭目。湘軍後期，霆字營受哥老會煽動，在湖北金口鬧餉，發生譁變。張文祥趁亂逃到天目山，躲進一座寺廟裡。剛好寺廟長老是天地會首領，以出家人的身份做掩護，指揮山下的天地會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張文祥知道真相後，加入了天地會。後來馬新貽任浙江巡撫，在寧波、台州大肆“剿匪”，捕殺了不少天地會成員。寺廟長老十分痛心，便委託張文祥殺馬新貽為天地會會友報仇。

這是第一個公然將刺馬案與湘軍聯繫起來的傳聞。 第四種傳聞是“洋教”說。 傳聞說，馬新貽在上海與小刀會作戰時受了傷，在董家渡醫院治療時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他上任兩江總督後，與法國天主教江南教區的主教郎懷仁來往密切，關係極為特殊。安慶教案發生後，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到江寧同馬新貽交涉，馬新貽對羅淑亞極其友好，一切照法國人的要求辦理。事後，馬新貽與安徽巡撫英翰聯銜發佈告示，極力宣揚天主教的善行，勸人維護外教，並勒石豎碑保衛天主教。馬新貽又派兵保護在江寧等地的天主教堂。同治九年（1870），江寧發生反洋教活動，組織者是提督陳國瑞。陳國瑞還得到了江蘇布政使梅啟照的暗中支持，幫助印刷了大量宣傳傳教士殘殺中國幼童的材料。馬新貽知道後十分生氣，派兵捉拿陳國瑞。陳國瑞逃離江寧，經揚州到天津，參加了反洋教的活動，並得到了醇親王奕的支持。天津教案發生後，法國傳教士及駐華公使公開以武力威脅，要求懲辦陳國瑞，但由於醇親王的庇護，被軍機處敷衍過去。馬新貽被刺殺後，傳教士反應強烈，鎮江城裡的傳教士還公然為他搞悼念活動。剛好張文祥供詞中有“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說法，又因為如沒有內線指引，張文祥根本就無法進入馬新貽由校場回署的箭道，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刀槍林立之中，一刀殺了兩江總督大人。於是，江寧城中又流傳著是醇親王奕和陳國瑞指使張文祥刺殺了馬新貽。而更為離奇的是，陳國瑞後來被發往黑龍江齊齊哈爾當差，於光緒八年離奇死於黑龍江戍所，風傳他是被人殺死。 同治八年（1869）初，法國天主教教士韓石貞（Plerre Hende），英國內地會教士密道生、衛養生等人來到安慶，以超低價格強行購買民房，拆除後改建為教堂，由此引發當地民眾的不滿。當年五月，湖南反教揭帖（傳單）傳到安慶。當時正值府院考試，安慶府各地文武考生雲集於此，看到揭帖後群情激奮，對外國傳教士強取豪奪的行徑十分憤怒。到了九月，考場附近貼出了揭帖，號召大眾在某個日期一起去拆毀教堂。九月三十日，英教士密道生、衛養生乘轎趕到安慶府署，要求查辦散發揭帖之人。民眾和考生聽說後，十分憤慨，武舉王奎甲率眾搗毀了位於西右坊、東右坊英法傳教士的住所，密道生、衛養生逃入安慶府署，韓石貞連夜乘船逃往上海。這就是安慶教案。當年十月初三，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和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聯合對清廷進行要挾。為了達到恫嚇的目的，羅淑亞還與法國水師提督一起率六艘兵船趕往上海，又派四艘兵船趕赴江寧，另派兩艘兵船經安慶、九江至漢口查辦教案。清廷立即屈服，立即命兩江總督馬新貽等迅速結案。馬新貽對羅淑亞的無理要求一一答允：將安慶城內的官地或倉廒衙署撥給教會作為堂基；賠償損失四千元；懲辦“肇事首犯”等。曾國藩本人就是在天津教案上栽了個大跟頭，與洋人有關的一切都令他避之如虎。而醇親王奕是恭親王奕？親弟，慈禧太后親妹夫，正受太后力捧，廣結八旗子弟，整頓神機營，隱有製約湘、淮兩軍的用意，是個絕對碰不得的人物。因此對於這個版本的故事，他不願意相信，也不敢追查。 第五種傳聞是“督撫不和”說。 傳聞說，是江蘇巡撫丁日昌花三千兩銀子買通張文祥，謀殺了馬新貽。 江蘇巡撫為兩江總督下屬，管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和太倉直隸州，駐在蘇州。之前，太湖水師哨勇徐有得、劉步標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蘇州看病。當晚，徐有得、劉步標二人閒逛妓院，剛好遇到丁日昌族人都司丁炳、範貴等人。雙方因為爭奪一名美貌妓女起了衝突，打起架來。剛好蘇州親兵營游擊薛蔭榜帶兵巡夜，將滋事的雙方都抓了起來，各打四十軍棍，以示警戒。偏偏徐有得很不服氣，結果又被加打了四十軍棍。這件事就此了結。 不料四天后，徐有得傷重而死，事情一下子就鬧大了。江蘇巡撫丁日昌為了表示自己公正，主動上奏，自請議處。此時他還不知道當天晚上在妓院參與打架的還有自己的兒子丁蕙蘅（時為候補道員）和侄子丁繼祖，後來知道事情經過後，後悔莫及，但也無可奈何。 朝廷將案件交給了兩江總督馬新貽處理。馬新貽接案後，倒也十分認真地秉公處理，但丁蕙蘅始終不肯來江寧投案，派人前去傳喚，丁日昌則推託說兒子夜裡越牆逃匿，不知去向。而實際上，許多人親眼見到丁蕙蘅在巡撫衙門進進出出，毫無顧忌。這期間，丁日昌多次向馬新貽請託，希望他高抬貴手。馬新貽認為丁蕙蘅拒不投案是故意藐視自己，又因丁日昌是曾國藩親信，十分警惕，置之不理。就是從這個時候，“督撫不和”的故事開始廣為流傳。 由於丁蕙蘅拒不到案，此案拖了將近一年也無法結案。馬新貽十分惱怒，決定強行結案，將丁炳、薛蔭榜、丁蕙蘅、丁繼祖等人都處以革職，並判出款一萬兩白銀以安置死者。丁蕙蘅仗著父親是江蘇巡撫，堅持不肯歸案，馬新貽也有辦法處理，上奏請交朝廷議處。 以上全部是真事。四十天后，馬新貽遇刺。最可疑的是，馬新貽遇刺當天的閱射，按照慣例總督和巡撫都要參加，但江蘇巡撫丁日昌卻並未到場。他已經在刺馬案發生前夕自蘇州趕赴天津。 不過，丁日昌趕赴天津卻是奉旨所為。當時，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力，被全國上下痛罵，曾國藩感到難以支撐，便上奏請求另派大臣赴津協同辦案。於是清廷選中了有“洋務能員”之稱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六月二十八日，清廷下諭令命江蘇巡撫丁日昌赴津辦理教案，因其路遠，難以速至，又命工部尚書毛昶熙先赴天津。 奇怪的是，丁日昌接到諭令後，沒有立即趕赴天津，而是一直拖到七月十四日。當時，從蘇州到達天津需要十天左右，也就是說，丁日昌是在馬新貽遇刺前十天就離開了蘇州，並且剛好在刺馬案發生的前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到達了天津。一下船，丁日昌便直奔直隸督署，與曾國藩密談良久。正是在當天，江寧大雨，馬新貽閱射未能成行。 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上午，身在江寧的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於回府衙的路上的時候，在天津，曾國藩正趕去回訪丁日昌，秘密交談了近一天。 第三天下午，馬新貽因傷勢過重而死時，曾國藩正在午睡，還在日記中記錄當時的心情是“心不能靜”。丁日昌隨後趕到直隸督署，二人又是一番密談，直到深夜。 刺馬案後，丁日昌一直滯留在天津，直到朝廷讓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的上諭到達。當時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殘民媚外”，備受中外抨擊，回任兩江總督能夠將他從泥潭中拉出來，絕對是一件好事。但曾國藩與心腹反复商議後，決定以身體多病為理由，固辭兩江總督。不料朝廷的態度十分堅決，有病也必須去兩江。 此時，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直接指出總督馬新貽被刺與江蘇巡撫丁日昌有關，說：“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託不行，致有此變。”還說，“聞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聞者亦非一人所言，其言時皆相顧嘆息，及向根詢，則皆畏累不敢盡言。臣思陝西僻在西隅已有所聞，江南必有確實公論，屬吏或難兼採，京師相距較近，亦必有所傳聞。”連京官都這麼說，可見“督撫不和”的傳言流傳很廣，絕非一日之功。 丁日昌在馬新貽遇刺前離開十分可疑。王家璧為此再次上奏說：“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矯飾傾險小人，江南大小官員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獨指該撫之子，難保盡出無因。或其子妄為而該撫不知，抑或與知而乘其駛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難懸揣。”一針見血地指出丁日昌趕赴天津是有意要避開嫌疑。 儘管丁日昌有種種證據，可以證實他確實因公事才離開兩江，並非刻意製造不在刺殺馬新貽現場的證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揚揚，將懷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語滿天飛，丁日昌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尤其是他到達天津後，奴相畢露，更加明目張膽地賣國求榮，比曾國藩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被人稱為“丁鬼子”。天津人還四處張貼告示，揭露他在江蘇巡撫位上種種貪污醜行。 丁日昌看到時論的發展對他極為不利，急忙離開天津，火速趕回蘇州。回去後也是如坐針氈，見到曾國藩始終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實在按捺不住，上奏請求朝廷敦促兩江總督曾國藩盡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軍一系的人物，曾是曾國藩的幕府和親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國藩來江寧主持刺馬案，局面會對自己更加有利。不過這道奏摺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國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憂嘆的時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廣東老家丁母憂。朝廷下諭旨免去丁日昌江蘇巡撫之職，調漕運總督張之萬任江蘇巡撫。此時，曾國藩正在回任兩江總督的路上。 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馬主謀尚待商榷外，其他均為真事，順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討論的說法，看起來較為可信。尤其曾國藩先是推辭兩江總督之位，不願接手，之後又有意拖延，遲遲不到江寧，態度之曖昧，實在令人起疑。由此一來，“督撫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霧。 又有傳聞說，在馬新貽被刺前幾天，江寧府衙門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機密”的公事。封套上還蓋著大印，不過印文模糊，看不出來是哪個衙門所發。把門差役接到公事後，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門房。門上接收後先登記在冊，再送進位於內署的簽押房——這裡是馬新貽日常辦公的處所。馬新貽打開公事一看，裡面是一張紙，上面別無一字，只畫了一匹死馬。他醒悟過來後，立即派人趕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來人卻已經不知去向。 日復一日，刺馬案的頭緒也越來越多，盤根錯節，牽涉太廣。僅以上五種傳聞，就牽扯上了回王、湘軍、天地會、洋教士、陳國瑞、醇親王以及丁日昌。 從曾國藩的角度看來，五種版本中，“漁色負友”說和“私通回匪”說如果是真的，將有損馬新貽聲譽，朝廷和馬家人都不會滿意，因此無須追查；如果是假的，當然更加不必追查。 “為天地會復仇”說牽扯到了湘軍，他也絕對不會追查。 “洋教”說牽扯到洋教士和醇親王，情節更是複雜，諱莫如深；他曾國藩一生就敗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親王不僅是皇叔，還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當然更加動不得。至於“督撫不和”說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馬主謀，那丁日昌為什麼要在刺馬前一天趕到天津？他曾國藩不是有極重的同謀嫌疑麼？所以，此說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結，只會招致更多傳聞物議。思來想去，曾國藩覺得還是之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最為妥當。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決定不再追查，仍照張之萬、魁玉奏報所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