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兩江總督

兩江總督，正式官銜為總督兩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操江，統轄南河事務，是清朝最高級的封疆大臣。清朝初年，該總督管轄江南、江西兩省的軍民政務，由此得了兩江總督這個稱號。後因江南省人多物阜，遂分為江蘇、安徽兩省，分別取名於境內之重城江寧、蘇州和安慶、徽州的第一個字。此後，兩江總督總管江西、安徽、江蘇三省以及江寧布政使司所屬的蘇北地區，總督衙門一直設在江寧。 兩江歷來是人文薈萃之地，也是朝廷的財賦重地，“國家財富，悉出兩江”。兩江總督封疆三省，清朝最主要的賦稅基本上都是來自兩江總督下轄的地區。因此在當時的八大總督（直隸、兩江、陝甘、閩浙、湖廣、兩廣、四川、雲貴）中，兩江總督是最肥的差使。在太平天國之前，兩江總督大多由滿洲貴族擔任，很少輪到漢人頭上。直到太平天國後，清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漢人，而靠湘軍一手發家的曾國藩想得到這個位子想了很多年。

咸豐七年（1857）春，曾國藩以父喪為名，擅自離軍回鄉，並上了一個《歷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折》，一方面訴說自己報國事君之誠，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職太低，只是個在籍侍郎，沒有兵權、財權和文武黜陟之權，所以辦事艱難。曾國藩原是想藉此要挾朝廷，索取兩江總督實權。不料咸豐皇帝本來就是想利用湘軍消耗太平天國的有生力量，讓滿洲貴族統率的江南、江北大營坐收漁利。加上當時漢人軍機大臣祁雋藻認為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不過一書生，卻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組建起湘軍，不由深為忌憚，向咸豐皇帝上奏說“恐非國家之福”。咸豐皇帝趁機順水推舟，批准曾國藩回鄉奔喪不說，還藉機將他湘軍的統率權一併奪走。曾國藩的政敵何桂清則被擢升為兩江總督。

曾國藩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失去了湘軍，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摺，表示軍務未定，粵匪未平，自回鄉以後，日夜憂慮，惶悚不安，請求重新統率湘軍，再為朝廷效力。咸豐皇帝素來忌憚漢人，對曾國藩也沒什麼好印象，照舊置之不理。然而，局勢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國藩“匹夫”屈服。 湘軍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據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所創的“戚家軍”模式，以家族、同鄉、師生等關係為紐帶，依託於一張強大的私人關係網。整個湘軍從上至下採取層層相依、各對其上級負責的辦法，由曾國藩指定統領，統領自選營官，營官自選哨官，哨官則自行招募甚長。各營編列番號，互不統屬，直接受曾國藩指揮。這一套系統，開近代軍閥制度“兵為將有”之先河，成為清代兵制一大變革。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湘軍具有很強的排他性，除了曾國藩外，旁人很難指揮得動。曾國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後，戰局惡化，湘軍將領完全不服清廷調遣，咸豐皇帝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國藩，但仍然對他心存顧忌，未把他所希望得到的兩江總督位子給他。

直到咸豐十年（1860），清廷用來圍困太平天國京師天京的江南、江北大營徹底瓦解，已經到了無兵可戰、無餉可發的絕境，咸豐皇帝才被迫讓步，不得不將鎮壓太平天國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國藩等漢人大臣身上。他這一生中，最不能放心的有兩個人，第一個是他的弟弟奕？ ，第二個便是曾國藩。要說不放心的程度，曾國藩尚排在奕？之上。可是皇帝現在卻要倚靠一個他最不能放心的人來挽救清朝統治，這實在是歷史絕大的諷刺。 咸豐十年（1860），在御前大臣肅順（清朝宗室，鑲藍旗人，鄭親王烏爾恭阿第六子，鄭親王端華之弟）的傾力推薦下，曾國藩終於如願以償，被任命為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督以下悉歸節制，從此集軍、政、財權於一身，成為清軍鎮壓太平天國的最高統帥。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恰好就是在這一年，英法聯軍進犯北京，闖入圓明園，大肆搶掠之後，將這座中外馳名、精美絕倫的“萬園之園”付之一炬。圓明園的命運浸透著那個時代的風雨煙塵。最美好的東西，卻被以最粗暴的方式毀滅——在戰亂歲月，中國的人和物的命運常常如此。不過，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外國強盜們將圓明園燒成殘垣斷壁的時候，在中原腹地兩江，號稱大清中興第一名臣的曾國藩卻正在傾盡全力圍剿太平天國。 曾國藩在兩江總督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五年。這期間，湘軍已經攻破天京，曾國藩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他隨即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調去圍剿捻軍，由李鴻章接替他做了兩江總督。不過，李鴻章兩江總督的位子還沒坐熱，曾國藩因圍剿捻軍無功，被免去欽差大臣職務，改由李鴻章接任，曾國藩又重新回來做了兩江總督。

“捻”本為淮北方言，意為一股、一夥。捻子（又稱捻黨）則為明末清初興起於淮河流域的一個秘密民間組織，後逐漸擴大到山東、河南、蘇北等地，成員主要為貧苦農民、小手工業者、鹽販、漁販、遊民等。一股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稱為一捻，首領稱為“捻頭”或是“趟主”。各捻之間互不統屬，也無統一綱領、旗幟等。太平天國興起後，各地掀起反清起義高潮，河南、安徽等地的捻子也群起響應。其中以安徽亳州（今安徽亳縣）捻頭張樂行勢力最大，並開始有“捻軍”之稱。各地捻軍起義後，均是各自為戰，很少聯繫。但隨著時局的深入發展，各捻首領開始感到有必要聯合起來共同禦敵。咸豐五年（1855）秋，各路捻軍會盟於安徽蒙城雉河集（今安徽渦陽），公推張樂行為盟主。從此，捻軍聲威大震，由分散漸趨統一，成為北方的抗清主力，也成為太平天國的北方屏障。咸豐七年（1857）二月，太平軍李秀成部與捻軍龔得樹、蘇天福等部會師於霍邱。張樂行力排眾議，率領捻軍加入太平天國，正式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捻軍將士開始蓄長發，軍中也以太平軍旗幟代替原來的五色旗，各部將領接受太平天國封號、印信。兩軍聯合以後，捻軍勢力更為壯大，不僅在淮河流域牽制了部分清軍主力，減輕了天京的壓力，並且與太平軍配合進行過多次重大戰役，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國。不過，捻軍參加太平天國是有條件的，即所謂“聽封而不能聽調用”。與太平軍有事則聯合作戰，無事則各自行動，依然保持著某種獨立狀態。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敗死，太平軍皖北根據地完全喪失，軍事形勢急劇惡化。同治二年（1863），清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率軍大肆圍攻捻軍，張樂行連戰不敵，連根本之地雉河集也落入清軍之手，張樂行僅率二十餘人突圍。張樂行與子張喜、義子王宛兒藏匿於鄉民李勤邦家，結果被李勤邦祖侄李家英出賣，被清兵俘穫後凌遲處死。捻軍將領張宗禹、任化邦等率領捻軍餘部在河南南部與太平軍賴文光部會合後，奉賴文光為新的領袖。賴文光隨即將捻軍按太平軍軍制進行大規模整編，改建成一支戰鬥力很強的新軍。同治四年（1865），賴文光率捻軍一舉全殲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僧格林沁本人逃入麥田之中，結果被十三歲的捻童張皮綆搜到，一刀刺死。僧格林沁一直是清廷倚重的猛將重臣，他的敗亡對清朝造成了巨大的震撼，清朝急調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督師剿捻。曾國藩採取挖壕設防、堅壁清野之策，力圖圍困捻軍。捻軍首領賴文光為了保存實力，決定將主力分為兩支：由遵王賴文光、魯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魏王李蘊泰等率東捻軍轉戰於河南、山東、湖北等地；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張樂行侄）、懷王邱遠才等率西捻軍進軍陝、甘地區，與西北迴民起義軍聯絡。自此，捻軍分為東、西兩支，互相配合作戰，曾國藩也因為剿捻無功被撤換。同治六年（1867），東捻軍經過贛榆、壽光兩次大戰，主力損失殆盡。當年十二月初八，遵王賴文光搶渡六塘河，率兩千餘人突破重圍，沿運河東岸南下多次，力圖渡過運河，均遭挫敗。不久，賴文光在揚州瓦窯鋪因坐騎為清軍擊斃而被俘，被押到揚州處死。東捻軍失敗。起初，西捻軍得知東捻軍被圍消息後，立即東進救援，計劃直接進攻北京，以吸引清軍主力，解東捻軍之圍。並於同治六年（1867）一月二十二日突破了清軍的黃河防線，經山西、河南進入直隸。同治七年（1868）一月，西捻軍直逼北京西南盧溝橋，京師大震。清廷急命恭親王奕？會同神機營王大臣辦理巡防事宜，又命欽差大臣左宗棠總統直隸境內各路清軍防堵西捻軍。西捻軍因孤軍深入，陷入清軍重圍，因寡不敵眾，損失慘重。最終被圍困於黃河、運河、徒駭河之間。六月二十八日平南鎮一戰，西捻軍全軍覆沒，僅梁王張宗禹率十八騎衝出重圍，不知所終。至此，長達十六年、縱橫八省的捻軍起義失敗。眾所周知，湘軍因曾國藩而崛起，之後湖南名人層出不窮，湖南一省開始在中國近代史上以強者的姿態出現，甚至出現了“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的說法，成為晚清歷史上顯赫的一頁。

從在朝廷中的勢力而言，湘軍最盛之時，湘軍將領擔任“總督、巡撫，其他專閫、監司，以勳伐昭著於時者，不可勝數”。同治初期，八大總督之席位，湘淮系常佔五位；十六個巡撫席位，湘淮係經常保持在十一位以上。整個湘軍系統中位至總督者十五人，位至巡撫者十四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不計其數。湘軍將領及其幕僚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軍事舞台的絕對主角。胡林翼、左宗棠、李續賓、劉長佑、蔣益澧、曾國荃、彭玉麟、楊岳斌、劉錦棠、劉坤一、楊昌濬、李續宜都是從湘軍中成長起來的大名鼎鼎的人才。而重臣中與湘軍有很深淵源的也不在少數，知名者如沈葆楨、李鴻章、嚴樹森、李瀚章、李宗羲、閻敬銘、許振韋等等。其中李鴻章作為曾國藩的學生又創立了淮軍，淮軍一系陸續產生了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劉秉璋、錢鼎銘、郭柏蔭、王凱泰、劉郇膏、丁日昌、周馥等名將，勢力更盛。用王闓運的話說，湘淮兩軍，“偏、裨皆可督撫”。湘軍氣焰之囂張，由此可見一斑。

從人才而言，曾國藩幕下可謂“極一時之盛”。當時天下人聽說曾國藩禮賢下士，跟隨他功名利祿唾手可得，於是爭相從四面八方趕來投奔。這其中，除了文學之士外，還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師、科學家等。同治二年（1863），留美學生容閎到安慶拜訪曾國藩，如實記錄了所看到的景象：“當時各處軍官（應為官員，原文為officials）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乎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足以吸引之羅致之也。”（《西學東漸記》）周遭兵禍，唯安慶一隅人才濟濟，以容閎之見多識廣，對此尚感到驚異和讚嘆，可見當時曾國藩的幕府是何等恢張，隱隱然有成為天下重地之意。

容閎，字達萌，號純甫。安徽安慶人，遷居廣東香山（今屬珠海）。少年入澳門馬禮遜學校（後遷香港）學習。道光二十七年（1847）初赴美留學，進入麻省芒松學校學習。與其同行的有黃寬等人。三年後，黃寬赴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獲醫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個赴歐美學習西醫之人。容閎則考入耶魯大學，咸豐四年（1854）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不久後回國，先後擔任香港英府高等審判廳翻譯、上海英商絲茶公司書記等職務。容閎一度對太平天國持支持態度，曾於咸豐十年（1860）到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向當時主持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洪秀全族弟）提出組織良好軍隊、設立武備學校及海軍學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頒定教育制度等七條新政建議。但這一趟容閎也看出了太平天國的種種問題，不敢相信其能成大事，因此沒有接受太平天國的任職。同治二年（1863），容閎受曾國藩委派，為籌建江南製造局赴美採購機器，從此投身師夷自強的洋務運動。容閎曾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清廷條陳，其中有一條便是選派青少年出洋留學。李鴻章很贊同容閎的建議，也一再上奏。恭親王奕？更有遠見，反對李鴻章派遣二十歲青年留學的主張，力主選送十六歲以下少年。當時中國人還是老觀點，認為外國是“蠻夷之邦”，而且報名留學者要由父母寫下保證書，申明子女在外生死由命，所以家庭均不願意將自家孩子送出去留學。同治十一年（1872），容閎、陳蘭彬率領好不容易湊齊的三十名少年從上海啟程，赴美留學。這其中就有詹天佑、梁敦彥、黃開甲。到光緒元年（1875）九月為止，前後派出四批少年留學生，共一百二十名。身穿馬褂、頭戴瓜皮帽的少年到達美國時，圍觀者云集。有美國人見到他們腦後的辮子，大喊“中國女孩子”。自此，少年以留辮子為恥。後吳嘉善接替陳蘭彬任留學生監督，到美國後發現留美少年穿洋裝、入西教，甚至剪髮辮，且不向他跪拜，勃然大怒，立即上奏朝廷說少年書沒讀好，倒沾染了不少惡習，請求撤回留學少年。恭親王奕？最終決定召回了留學生。近代中國第一次官派留學的嘗試遂告失敗。容閎回國後，發現洋務運動並沒有改變中國落後的現狀，對洋務派的無所作為深感失望之下，參加了戊戌變法活動，失敗後被清廷通緝，不得不逃出了北京。容閎強國的夢想並未就此熄滅，於輾轉流亡中，又開始支持孫中山進行的革命活動。民國元年（1912）一月，容閎致函祝賀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四月即病逝於美國。從容閎坎坷的一生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屈辱的晚清時期一個有才華有思想的中國人報國無門的痛苦和悲憤。他總是在希望中失望，又在失望中重新燃起希望，希望卻總是再一次地破滅，如此反反复复，最終還是壯志難酬。從時局而言，從咸豐一朝到同治一朝，再到光緒一朝，除了三個皇帝外，還曾經有三個被公認為有潛力君臨天下的人物——這便是太平天國的最高領導人天王洪秀全、恭親王奕？以及湘軍主帥曾國藩。曾國藩得以與洪秀全和奕？相提並論，可見其實力不容小覷。正因為曾國藩有如此聲勢，是以清廷雖然深為猜忌，也絕不敢輕易動他。

奕？ ，道光皇帝第六子，咸豐皇帝奕異母弟。奕生母鈕祜祿氏為道光皇帝孝全成皇后，但鈕祜祿氏早死，奕改由靜貴妃博爾濟吉特氏撫養，靜貴妃即為奕？生母。奕、奕？年紀相仿，且由一母養大，關係異常密切，比親兄弟還要親。然而，兩兄弟長大成人後，均成為皇儲的有力人選，猜忌由此而生。奕？才智見識過人，遠在奕等其他皇子之上，道光皇帝最為鍾愛，一度有意立為太子。有一天，道光皇帝召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入對，將藉以決定儲位。兩位皇子都向自己的師傅請教對策。奕？的師傅卓秉恬對奕？素來有信心，告訴他說：“皇父如有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奕的師傅杜受田則說：“阿哥如條陳時政，知識不敵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即所謂的“藏拙示仁”之計。兩兄弟都照著自己師傅說的做了。道光皇帝晚年身體多病，昏聵不堪，果然如杜受田所料，對奕更為滿意，謂皇四子仁孝，儲位由此而定。但道光心中還是喜愛奕？ ，死前留有親筆書寫的“朱諭”——即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十六日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的立儲御書——上面寫著：“皇六子奕？封為親王，皇四子奕立為皇太子。”（此諭旨現珍藏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後一行漢字的旁邊，還另寫有“皇四子奕立為皇太子”的滿文。道光皇帝特意在立儲禦上封皇六子奕？為恭親王，本意其實是為了防止奕壓制奕？奕即位為咸豐皇帝后，起初尚能顧念手足之情，對待奕？友善，封其為親王，還封養母靜貴妃為貴太妃。咸豐五年（1855），貴太妃病重，咸豐皇帝和奕？時常去探望。某一個夏日，咸豐皇帝前去給貴太妃請安。迷迷糊糊的貴太妃剛剛睡醒，以為來人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奕？ ，很不高興地說：“你怎麼又來了？能給你的，我都給了。他（指咸豐皇帝）性情不測，莫生嫌疑就好。”咸豐皇帝知道她說錯了話，便叫了聲：“額娘。”貴太妃這才發現來的人是皇帝，而不是奕？ ，於是轉身裝睡，一言不發。自此，咸豐皇帝對養母和奕？都生了嫌疑。過了幾天，咸豐皇帝再去向貴太妃請安時，剛好遇到奕？出來，咸豐皇帝問起貴太妃病情如何。奕？哭著跪下說：“怕是沒治了，就等著上皇太后封號，方能瞑目。”咸豐皇帝只是淡淡“哦”了一聲，再沒表示。不料奕？以為皇帝答應了要給生母加“皇太后”封號，便立即趕到軍機處，命人準備冊封典禮。咸豐皇帝得知後十分氣憤，但木已成舟，不便拒絕，最後還是勉強同意，尊皇貴太妃為康慈皇太后。不久，康慈皇太后去世。咸豐皇帝不但下令減損皇太后的喪儀，還立即將奕？的軍機處職務罷免，命其回上書房讀書。奕？自此在咸豐一朝備受壓抑和打擊，兄弟二人自此連表面的和睦都沒有了。回想兩兄弟小時候兩小無猜的手足情誼，不由得令人感嘆世上對人改變之大者，無過於權勢。然而，形勢變化遠比人想像的要快。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曾國藩接到諭旨：“曾國藩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各自關係北南大局，且直隸總督系疆臣之首，肩負拱衛京師、就近顧問之責，排位尚在兩江總督之上，看起來曾國藩是升了，但實際上卻大有分別——兩江是曾國藩的老巢，如魚得水；直隸地處京畿，王宮貴族雲集，再有能耐的大臣到此，也是龍遊淺灘。

正因為如此，曾國藩很不高興。馬新貽確有才幹，但並無殊勳，又與湘軍、淮軍毫無淵源。由資歷尚淺的馬新貽來接任位高權重的兩江總督，在精於權術和深諳官場之道的曾國藩看來，這是朝廷對他本人的有意貶低。 且看曾國藩本人在七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日記中的記錄：“早飯後清理文件，習字一紙。坐見之客一次。”一切都很平靜，但接下來“接奉諭旨，餘調補直隸總督，馬新貽調兩江總督”後就完全不一樣了，先是“圍棋二局”，但在這樣的大事面前，心性終究無法平靜，於是開始“與家人論南北行止事宜”，然後是“坐見之客三次。改复丁雨生、李筱泉兩信稿，約改四百字”。 丁雨生即丁日昌，時任江蘇巡撫，為曾國藩親信。李筱泉即李瀚章，李鴻章親兄長，與曾國藩同為道光十八年（1838）進士，長期為湘軍綜理糧秣、擔任後勤，其人與曾國藩之私人關係比其弟李鴻章還要更親近一層。曾國藩給這二人寫信，很有深意，但他心煩意亂下，改兩封信竟然也未能完成。 之後曾國藩“中飯後閱本日文件。週縵雲（曾國藩心腹幕僚）來久談。小睡片刻。申刻寫丁（日昌）、李（瀚章）二人信，各添二葉（頁）。酉刻課兒甥輩背文。傍夕至後園一覽。小睡良久。夜核批稿各簿畢。至紀鴻（曾國藩次子）房中，見桌有穀牌，而身在他處下棋，天分本低，又不能立志苦學，深為憂慮，悶坐良久，不能治事。二更三點睡”。 紀鴻即為曾國藩次子曾紀鴻，時年二十歲。他後來成為了一名數學家，並非曾國藩所說的“天分本低”。可見這裡曾國藩“深為憂慮”的並非次子不能“立志苦學”一事，而是即將離任兩江總督。 之後兩日，曾國藩先後與丁汝昌（字禹廷，亦作雨亭，號次章，安徽廬江人。先參加太平軍，後投降加入湘軍、淮軍，由戰功升任總兵，加提督銜，賜協勇巴圖魯勇號）、吳廷棟（字彥甫，號竹如，安徽霍山人。清道光五年拔貢，任職刑部，累官至刑部侍郎。曾國藩摯友）、魁時若、李小湖、錢子密、黎蓴齋、惠甫、何廉昉、莫子偲秘密久談，並再次在日記中提到“倦甚，不能複治事”。 自咸豐二年（1852）離開北京後，曾國藩已經有十六年未能目睹天顏。這次調任直隸總督，他必然要入京陛見，而是福是禍，著實難以預料。儘管他刻意在日記中掩蓋心情，盡量在文字中不露痕跡，但還是表現出了忐忑不安、心力交瘁的煩躁，顯然對朝廷調他任直隸總督無法自安。 據說最初慈禧太后屬意兩江總督的人選並非馬新貽，而是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李鴻章為淮軍首領，曾國藩為湘軍首領，在朝廷看來，以淮制湘，未必不是一招好棋。分而治之，歷來是慈禧太后所擅長的權術。 然而，李鴻章的淮軍與曾國藩的湘軍雖然一直暗中相互競爭較勁，但二人的關係卻是錯綜複雜且藕斷絲連。李鴻章有三個原因，必須要推掉兩江總督的任命。 一是他出自曾國藩門下，素來對曾國藩有感激知遇之恩之心。當初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命李鴻章率領淮軍前去會攻。李鴻章卻知道湘軍歷來私心極重，既要佔破城首功，又要獨吞城內財富，他不願意為了眼前的小利益去破壞已經存在的某種秩序和關係，因此找各種藉口拒命不前，有意不與曾國荃爭功。此處關節，曾國藩心知肚明，也十分感激，在給曾國荃的信中特意提到李鴻章此舉是“深知弟軍之千辛萬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二是李鴻章非常清楚朝廷調曾國藩離開兩江是想有意壓制湘軍，但他自己一旦坐上了兩江總督的位子，難保不會步曾國藩後塵成為朝廷下一個猜忌的目標。換句話說，清廷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漢人大臣；三則是李鴻章深知湘軍底細，他知道湘軍散兵游勇在兩江多有不法之事，一旦赴任，淮軍必將與湘軍起衝突。朝廷對湘軍一向不滿，萬一處理不好還要把他自己的淮軍也搭進去。因此，他不願意去碰這個釘子。這是李鴻章的一點私心，正因為他一直對他的淮軍勢力保護得很好，在曾國藩死後的二十多年中，他在清朝廷中始終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兩江總督的人選，李鴻章也有自己的看法，說：“湘人習氣之重，他人視為棘手，……選州必於湘人，朝廷亦深顧慮。”（李鴻章撰/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十》）此見解極為深刻，李鴻章已經料到非湘軍嫡係無法坐鎮兩江。他雖然也出自曾國藩門下，但由於另立山頭創建淮軍，早已經被排斥在湘軍嫡系圈外。 不過，李鴻章的看法是一回事，清廷的實際決策人慈禧太后的看法則是另外一回事。慈禧太后以秀女身份入宮，起初沒有任何學問見識，後來協助咸豐皇帝批閱奏章，閱歷才逐漸增多。她利用自己為同治皇帝生母的天時地利，先後在與肅順和恭親王奕？的爭權奪利中佔盡了上風，便自以為權術手段高明，能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豈不知自己的才識根基仍是相當淺薄。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發生爭執，慈禧責備奕？議政盡用漢人，奕？很不以為然。慈禧太后怒氣沖沖地威脅說：“我要革了你。”奕？毫不相讓，說：“太后革得了臣的官職，卻革不掉臣的皇子身份。”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親筆詔書責備奕？詔書中錯別字連篇，詞句多有不通順之處，令人瞠目結舌。這樣一個只擅長玩弄后宮陰謀的女人，當然也沒有李鴻章在兩江總督人選上的這番遠見。她只是一心想要將曾國藩這顆眼中釘調離老巢，令其不能有所作為。既然李鴻章推辭不就，慈禧太后只好另外選人。李鴻章之迴避兩江總督，就直接造成了他的同科馬新貽脫穎而出的大好機會，也為日後刺馬案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李鴻章也收到京信，正式得知馬新貽調任兩江總督，而曾國藩則調任直隸總督。當天，他即提筆給馬新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畿疆拱衛，非老成碩望不足挽回頹波；江海要衝，非盤錯大才不足坐鎮雅俗，豈唯皖士重庇福星！欣躍不可言喻。”（《李文忠公全書》）大概意思是說曾國藩老成碩望，馬新貽盤錯大才，二人分掌直隸和兩江，各得其所。以李鴻章肱股重臣的身份，如此吹捧馬新貽這樣的後起之秀，實在是很令人費解。 不過在信中，李鴻章也表示了擔心，認為“侯相恐將乞退，處斯時地，似不可行，容專緘勸駕”，意思是擔心曾國藩恐怕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赴任直隸總督，很可能會退休。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他也認為朝廷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有貶斥之意，是典型的明昇暗降的伎倆。 就在同一天，李鴻章也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大力強調直隸總督位置的重要性——“欲借老成重望拱衛神京，即備就近顧問，親政贊襄之”，顯然有寬慰曾國藩的意思。但在信末卻話鋒一轉，說：“谷山（馬新貽的字）素極謙謹，一切必守蕭規。但威望過輕，長江從此多故矣。”一句“威望過輕”，一句“從此多故”，似乎已經預料到了馬新貽日後的悲劇結局。 顯然，李鴻章給曾國藩的信才能代表他對馬新貽的真實看法，他為什麼又要玩弄兩面三刀的權術，在給馬新貽的信中肉麻地吹捧對方呢？這要從後來李鴻章請求馬新貽助淮軍軍餉的事情中去尋找答案。實際上，在曾國藩與馬新貽的兩江總督之爭中，李鴻章始終是一個坐山觀虎鬥的旁觀者。這是後話。 那麼，這個令慈禧、李鴻章等另眼相看的馬新貽，到底是什麼來頭呢？ 馬新貽，字谷山，號燕門，別號鐵舫，山東菏澤人，為回教徒。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進士，跟李鴻章、郭嵩燾同榜。二十六歲的馬新貽中進士後步入仕途，沒有點翰林，也不曾補京官，榜下即用，分發到安徽當知縣，從此一直在安徽做官，歷任安徽建平、合肥等縣知縣，廬州府知府，以勤明稱。從咸豐三年（1853）開始在安徽境內與太平軍作戰，因戰功累遷安徽藩司（布政使）。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跟隨曾國藩組建湘軍起家，號稱曾國藩的第一高參。曾國藩也將自己的第四女許配給郭嵩燾之子郭剛基，又幫助郭嵩燾進京入南書房，成為“天子近臣”。光緒三年（1877）起，郭嵩燾出任清朝駐英法公使，是中國第一位駐外外交官。抵達倫敦後，郭嵩燾應邀訪問倫敦附近的電力廠，並參觀了剛剛發明不久的電話。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電話。歐洲之旅對郭嵩燾影響很大，他開始不遺餘力地向清朝廷介紹外國先進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由此引來朝中保守派的仇視，次年便被召回國。郭嵩燾將途中見聞寫成《使西紀程》，希望對清朝能有所借鑒，結果再次受到猛烈攻擊，被誣衊為“勾結洋人”，從此閒居，再未起用。馬新貽精明能幹，有“能員”之稱，歷任巡撫都很賞識他，這也令他的官場大道走得一帆風順。這當然與他本人的才幹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在大動蕩的時局下，他遇到了一系列千載難逢的機會。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國平定，曾國藩受到朝廷猜忌，尤其是其弟曾國荃因為捲入奪取太平天國巨額財富一事而成為眾矢之的，為避免兔死狗烹的下場，他主動上書請求裁撤湘軍，力推李鴻章出面主持大局，打算以淮代湘。一時之間，李鴻章風頭無二，儼然有曾國藩衣缽繼承人的姿態。當然，他還需要一些幫手，而且，最好不是湘軍一系的人，這樣，同年進士馬新貽就進入了他的視線。很快，馬新貽受到李鴻章的暗中推薦，接替開缺回籍的曾國荃，升為浙江巡撫，從此步入封疆大吏的行列。 在這之前，浙江巡撫名義上為曾國荃，浙江軍務也歸兩江總督曾國藩管轄，但其實浙江本是左宗棠的地盤，此時左宗棠正任閩浙總督。馬新貽到杭州上任浙江巡撫後，表面上還是相當尊敬曾國藩，曾專程到江寧向曾國藩問計，給曾國藩留下了相當精明強幹的印象。馬新貽與左宗棠的關係也很好，曾上書力贊昔日左宗棠在浙江的治跡。 這裡要專門講一下總督與巡撫之間的關係。按照清朝官制，總督和巡撫都是封疆大吏，不相統屬。按照職責而言，總督主管軍事，節制省內綠營提督、總兵各官，且自轄“督標”三至五營；巡撫則主管民事，總管省內政務監察，也自轄“撫標”二營，用兵時也須負責糧餉。一般來說，總督、巡撫選用文人，極少用武人。這是因為武人知兵，不能輕與事權，而文人不習兵事，不妨假以重任，平時以文制武，戰時由朝廷另外特簡經略大臣等專事征伐。另外，一省的民政財政和司法則分別由布政使和按察使主管，只聽命於戶部和刑部，也不屬於總督、巡撫管轄。 不過，自曾國藩憑藉湘軍以文武雙重身份崛起後，情況開始改變。他受任兩江總督之初，還兼有欽差大臣的身份，有權統轄江、皖、贛、浙四省軍務大權。這樣，原本不屬於他節制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撫以及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均成了他的下屬。在清朝，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按照清朝制度，總督對文職道府以下、武職副將以下官員有奏請升調免黜的權力，正是在這樣的便宜之下，大批湘軍將領倚靠曾國藩進入政權機構，得任地方實職，由此掌握了一方的軍事、財政大權。即便到後來曾國藩主動裁撤湘軍、湘軍為淮軍所取代時，湘軍一系羽翼已成，不但軍事力量雄厚，“七八省政權，皆在掌握”，且五臟俱全，成長為完全有實力分權割據的力量。尤其是曾國藩所管轄的兩江富甲全國，形成了“重地方、輕中央”的政治格局。在這樣的局面下，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惶惶不可終日，視曾國藩為眼中釘、肉中刺，也就不足為奇了。馬新貽升任浙江巡撫，已經是清廷要將曾國藩調離兩江的前兆。 馬新貽任浙江巡撫期間，講究政通人和，積極興修水利，修築海塘，並奏請豁減杭嘉湖等七府浮收錢和漕米，減輕百姓負擔，復興各府書院等，在當地很有名望，頗受百姓愛戴。正因為馬新貽政績突出，次年左宗棠西征之時，便由他接任了閩浙總督。升遷速度之快，令人大跌眼鏡。 此時的馬新貽，儘管實力上遠遠不及，但在聲勢上已經如同前任左宗棠一般，隱隱然有與兩江總督曾國藩相抗之意。不久，東、西捻軍先後平定，清廷長鬆了一口氣，急不可待地開始考慮督撫的調動問題，其實最首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讓令朝廷寢食難安的兩江總督曾國藩離開兩江。經過一番商討後，由恭親王奕？出面，力荐馬新貽接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理由是：“馬新貽精明強幹，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對兩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軍裁遣回籍，非得要馬新貽這樣的人，才能把那些驕兵悍將妥為安置。”原兩江總督曾國藩則調任直隸總督。 當時的八大總督中，以直隸總督地位最尊，其次是兩江總督。但論實權，兩江總督卻要排在第一。而直隸總督雖位列各地總督之首，但地近京畿，上有朝廷，下有順天府尹，位尊而權輕。加上同時兼任北洋大臣，須常駐天津辦理洋務，並不是一樁輕鬆的好差事。 馬新貽升官速度快得匪夷所思，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由二品官升到了疆臣中最有實力的兩江總督，實在令人吃驚。當時他才四十七歲，是最年輕的總督。這其中，固然有馬新貽自己個人才幹的因素，但可遇不可求的機遇遠比才華更為重要。當時，太平天國已經平定，曾國藩兄弟名蓋天下，但流言也與功名一樣多。多年以來，中外紛傳曾國藩有謀取帝位的野心。清朝因曾國藩軍功封其為一等侯時，曾國藩幼女曾紀芬說，曾家人聽到後都說：“侯爵太細。”意思是嫌侯爵的官職太小，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曾國藩勢大如猛虎，讓這樣一個人在江南坐大，真是讓慈禧太后坐臥不寧，因此考慮將曾國藩調離江寧成為必然的選擇。只是由馬新貽來接任兩江總督，不僅天下人驚訝，整個湘軍系統的人驚訝，曾國藩驚訝，就連馬新貽自己也相當驚訝。朝野對此議論頗多，輿論普遍認為馬新貽資歷尚淺，德不高望不重，讓他接替曾國藩的兩江總督，太過破格。 在曾國藩接到調任直隸總督的諭旨前，馬新貽早已知道自己即將接任兩江總督。他的心情，應該是且喜且憂：喜的是他現在是大清朝最讓人眼紅的大紅人，以朝廷心腹的身份當上了兩江總督，受聖眷之隆，一時無二；憂的是兩江素來是湘軍的地盤，他們在那裡經營了多年，豈能輕易讓給他這個外人？ 同治七年（1868）五月十六日，時任閩浙總督的馬新貽從杭州坐輪船到達天津，次日到達北京。應該是這個時候，他已經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意。五月二十六日，馬新貽被召進宮中，很久才出來，出來時大汗淋漓，神態極為反常。這之後，他突然請了二十天假，回到山東菏澤老家探親掃墓。離家時，馬新貽突然將二位兄長和兒子召到身邊，秘密囑咐說：“我此去吉凶難料，萬一有什麼不測，千萬不要到京告狀。一定要忍氣吞聲，方能自保。” 此時，正式任命他為兩江總督的諭旨尚未下達，他卻已經在交代身後事，難免令家人大為吃驚。這也就是馬新貽臨死前交代兒子馬毓楨“別忘了當日為父在菏澤交代你們的話”的由來。 顯然，馬新貽在一開始就已經預料到：他孑然一身赴江寧，既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還需完成朝廷交代的公開和秘密的雙重使命，無異於孤身入龍潭虎穴。但是，他不想就此服輸。 未到江寧前，馬新貽曾致信給曾國藩，商議交卸等公事。曾國藩除了按禮節回信外，還給馬新貽送去“巡捕鄭興儀一員，戈什哈四名，聊供驅使”。尚未交接，便送去幾名保鏢，這份見面禮，著實耐人尋味。在這之前，天下人盛傳將來繼任曾國藩兩江總督的人選是其弟曾國荃，就連曾國荃自己也一直認為總督是自己囊中之物。也許曾國藩也如同李鴻章那樣，擔心馬新貽“威望過輕”，湘軍由此憤憤不平，“長江從此多故”？ 曾國藩有一幕僚名邵順國，邵之妹夫名鄭興儀，一向被曾國藩尊稱為“鄭世兄”，似乎私人關係非同一般。未及考證曾國藩所送巡捕即是此人。當年九月二十日，馬新貽到達江寧。九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向馬新貽交卸關防印信。這期間，江蘇巡撫丁日昌和湖廣總督李鴻章先後趕到南京，面見曾國藩。曾國藩為此奏請“會商公事，暫緩啟程”。 十一月初四，曾國藩終於乘船離開江寧，據說“金陵士民焚香酌酒以餞送者，填咽街巷”。如此情形，想來馬新貽心中也不是個滋味。 馬新貽到兩江上任後，立即著手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奏請以寬免錢糧來勸墾招領江南荒廢田地，使得編民早得複業。這些措施確實為他贏得了一定民心，他一度很受鼓舞，又提出了“應辦最要者六條”，即：培養民生以籌辦善後；修築運堤以宣防河務；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恪守條約以辦理洋務。當然，他自己心中最清楚，這六條中，“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三條，其實都是有計劃地針對湘軍的。 為了有效地制衡湘軍，馬新貽還與手中握有淮軍的李鴻章暗中結成了聯盟。當時，湘軍和淮軍的軍餉主要來源於兩江地區，李鴻章為了保留自己的淮軍精銳，主動向馬新貽求助軍餉。馬新貽爽快地答應了，大大增加了淮軍的軍餉，此長彼消，湘軍的軍餉自然被相應的削減。如此一來，不提馬新貽所謂追查太平天國寶藏下落的秘密使命，單是此一項，便是公然得罪了曾國藩和湘軍。軍餉減少涉及最切身的利益，湘軍中大大小小的人物無不因此對馬新貽切齒痛恨，甚至包括那些已經退伍的湘軍。湘軍戾氣本重，最終形成了湘軍暗鬥馬新貽和淮軍的局面。淮軍尚有舊情可念，馬新貽則是有怨無恩，首當其衝。 然而，儘管馬新貽採取了種種措施來抑制湘軍，但他很快就發現他自己確實是過於樂觀了。湘軍勢力根深蒂固，從軍隊到後勤自成體系，地方割據局面已經形成，別說他馬新貽，就是中央朝廷也絕難撼動。雖然他與李鴻章的淮軍暗中結盟，但依舊不過是以軍餉的利益為紐帶，並非牢不可破。實際上，以李鴻章的性格，馬新貽真要出了事情，第一個跑的准保就是李鴻章自己。換句話說，老謀深算的李鴻章其實也是在利用馬新貽來對付湘軍，只不過他在暗，馬新貽在明而已。 在沒有有力同盟者和支援者的情況下，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兩年多徒勞無功就很正常了。他諸多對付湘軍的手段並無任何成效，唯一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他本人與湘軍——尤其是與湘軍的嫡系和精銳長江水師——嫌隙越來越深。天津教案發生後，曾國藩處理教案不力而身敗名裂——傳說天津教案本身就是朝中有人有意針對曾國藩——湘軍為此憤憤不平，開始在兩江滋事。而天津教案還引發了外交衝突，外國列強以軍艦聚集於天津和煙台，對清廷進行武力恐嚇。在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清廷急令馬新貽調長江水師布防。本來就有心惹是生非的長江水師自然不肯聽從調遣，多有陽奉陰違的事情發生，矛盾和衝突開始表面化了。 所以，不到一個月後，當刺客一刀刺中馬新貽的時候，他感到這是他早已經預料到的結局，才大叫了一聲：“扎著了！” 不過，刀扎中的不僅僅是兩江總督馬新貽，還有慈禧太后的心痛之處，以及清王朝風雨飄搖的時局。馬新貽遇刺後，舉國側目，疆臣人人自危，朝野為之震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