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一章我愛你，中國

在退守蘇州河南岸之後，陳誠又把一支勁旅頂到了第一線。 這支勁旅的名字叫稅警總團。 提到稅警總團，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說這支美式軍團已經不行了嗎，什麼時候又堅挺起來，變成“勁旅”了。 的確，稅警總團在前面打得實在不算好，一邊是不錯的武器裝備，另一邊卻是戰鬥力薄弱，到最後，不僅旁邊的中央軍，連地方軍都看他們不起了。 在淞滬南戰場，稅警總團的部分陣地還是增援上來的湘軍幫他們收復的。 移交陣地時，湘軍連帶著也把收容到的潰兵和部分“美式步機槍”（其實應是德造或捷克造槍械）移交給對方。 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過了，“假洋鬼子們”竟然還得靠土老帽來保護了。 湘軍團長便把稅警總團的營長叫過去，未講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機槍”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別再“潰”了。

如果當時地上有道縫，我想那位營長肯定馬上鑽地縫裡去了，丟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喪氣，後面老闆的臉色也很難看。 過去的老東家宋子文又回來了，並吵吵著想要回稅警總團。 按照蔣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黃埔式改造，將稅警總團變成手中類似於德械師那樣的利器的，未料想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睜睜地就由橘樹變成了枳樹，咬在嘴裡再也不甜了。 行了，還給你吧。 哈佛財神爺接在手裡，卻看得手腳冰涼：這還是“我的團”，那支熟悉的美式軍團嗎？ 他把自己姐夫喊過來，老孔，你給瞧瞧，是不是我看錯了。 孔祥熙說，沒錯，我也看見了，爛部隊一個。 宋子文怒髮衝冠。 現在的總團長是誰，給我過來。 黃杰戰戰兢兢地跑過去，見這位皇親國戚發了火，還想解釋兩句，宋子文一個“SHUT UP”就讓他閉了嘴。

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不是我的稅警總團不好，關鍵還是帶兵將官太孬，非得擼幾個不行。 黃杰是蔣介石派過來的總團長，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絕，自然不會直接把黃杰給擼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讓黃杰把兩個支隊的司令官全部給撤掉。 兩個支隊的司令官，都是黃埔一期的，其中一個還是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的侄子，可仗打成這樣，確實也無話可說，不下何待。 宋子文說，別以為我不懂軍事，不會掌勺我還不會嘗嗎，前面六個團也有個別打得好的，第四團就不錯，把這個團的團長提升上來做第二支隊司令官吧。 他沒有看走眼，第四團進入淞滬戰場以來一直打得不錯，而第四團的團長也的確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後來被美國人稱為“東方隆美爾”的孫立人。

孫立人，安徽舒城人，畢業於美國弗吉尼亞軍校1927級。 一提美國軍校，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就是西點。但實際上在美利堅，弗吉尼亞與西點是並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稱得上是美國陸軍軍校的雙子星。 西點有艾森豪威爾，弗吉尼亞則有馬歇爾和巴頓，都是二戰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將，誰也不見得比誰差到哪裡去。 這些軍校都是外面聽著好聽，對很多學生來說，裡面的生活是不堪回憶的。 宿舍裡既無自來水也沒暖氣，連個洗澡的地方都沒有，廁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種。至於伙食，則根本就不像給人吃的，麵包硬得跟鞋底一樣，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顆牙。 弗吉尼亞更恐怖，這裡還有一個類似於三百殺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這跟你犯沒犯錯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年馬歇爾就曾被老生打成重傷，但當校方問他是誰打了他時，馬歇爾一聲不吭，這就是所謂的“硬氣”，幾乎就相當於地獄式死亡訓練。 孫立人當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時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裝熊，因為沒有人會送你去醫院，醒過來以後得接著再跑，而且跑慢了還得挨揍。 就是在這種殘酷的學校生活中，孫立人磨煉出了堅強意志，成為一個純正的美式軍人。 不過英美背景的軍校生，在當時以黃埔、保定、陸士為主流的國內軍界其實很尷尬，稅警總團兩任總團長王賡和溫應星都是西點軍校畢業的，王賡在一期畢業的同學中，還曾名列第12名，但就這樣，兩位後來也沒能泛起什麼大浪來。 好在仗打起來就不一樣了，歸根結底，最適合軍人的還是到戰場上去歷練，因為那場合是要靠手藝吃飯的，而且淘汰率極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遲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孫立人的第四團在稅警總團的六個團裡面打得最好，不是運氣而是實力使然。 “一·二八”會戰後，這個團在江西參加射擊比賽，個人前十，他們佔了七席，團體則是拿了第一。 這可都是練出來的。 蔣介石想用黃埔的模式來改造稅警總團，最後卻以失敗而告終，並不是說黃埔有多麼落後，而是二者差別實在太大，黃埔在整體風格上更接近日蘇德體系，與英美的根本不在一個路子上。這就相當於，你讓我們的國足今天學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戰車，一塊麵團搓來捏去，最後搓捏出來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隊，也不是德國隊，而是四不像。 在黃杰入主稅警總團後，只有孫立人帶的第四團維持了老樣子，該怎麼練還怎麼練，其他人早就忙著趕潮流，換行頭，去套黃埔的模式了。

在淞滬南戰場，第四團表現出色，不光官兵訓練有素，孫立人在指揮上也有其獨到之處。 他靠前指揮，跟士兵們趴在一個戰壕里。 當然了，放大了來看，到淞滬會戰的時候，團營長甚至師旅長在第一線的比比皆是，並不稀奇。與別人稍有不同的是，孫立人不光是跟著一道開槍扔手榴彈，或是喊兩句勵志的口號，而是真能看出東西來，然後根據戰場態勢作出應變。 等到戰鬥越來越激烈，別的團都把陣地給丟了，唯有第四團的陣地始終確保無虞，原因是孫立人手裡牢牢地掌握著一支預備隊，這也是他作戰的一個原則，即如果陣地上有十個人能打的話，一定要撥起碼三個人到後面去。 第四團的陣地也被日軍突破過，但就在口子還沒被完全切開的時候，孫立人馬上就會帶著預備隊殺上來，於是陣地又得而復失。

接著他再抽預備隊，反正就一直保持著這樣一個循環，從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況下，心裡始終都有一個底。 在人事調整後的稅警總團，第一支隊仍由黃杰直管，但孫立人已實際掌控了整個總隊。 六個團，大多數已被打得變成了營，只能縮編取消番號，不過人不在多，有將則靈，由善戰之人統領，隊伍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軍團重新回歸，宋老闆的熱情也重新高漲起來。 缺工事材料嗎，財政部給運去，什麼鋼板、三角鐵、沙袋麻袋，大卡車一輛一輛裝著送過來，有了這些玩意兒，日本人的飛機大炮一時都無計可施。 白天沒法吃飯，財政部運，日機二十四小時在天空盤旋著，就等下面升起炊煙好扔炸彈，沒想到稅警總團如今不燒飯了，啃的都是洋麵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樣，對自己的子弟兵關照到了細緻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蘇州河岸邊會不會有蚊子啊（其實已是秋季），兄弟們平時會不會因為不衛生而鬧肚子啊（參照財政部標準），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藥片給一併捎過去吧。 對於指揮作戰的將領，簡直不知道怎麼心疼好了，抬頭一瞧，櫃子上不有白蘭地嗎，全給拿去，秋季多雨，喝點洋酒可以預防風寒。 不僅孫立人，連他手下的一眾參謀，每天一瓶，雷打不動。 領導這麼把你當人看，再不好好乾就太不夠意思了。 “東方隆美爾”要大展拳腳了。 在蘇州河北岸，日軍托著腮幫子在想，怎麼渡過去呢？ 河面上原來有橋，但中國軍隊一過去，馬上就轟隆隆地全給炸了。 再看看對岸的工事，修得很見水平，連材料都是由鋼板和三角鐵這樣的鐵傢伙組成的，特別是從縫隙裡伸出來的槍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橋，就等於給守軍當靶子用了。

日軍前敵指揮官頗有頭腦，經過琢磨，他發現了一個規律。 蘇州河會受到潮漲潮落的影響，天黑時漲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時落潮，又會按照正常順序“一彎河水向東流”。 這樣的話，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從北岸向南岸搭橋了，只需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個與河寬相等的浮橋，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橋就會自動漂向南岸，如此豈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橋時，能再施放大量煙幕彈，簡直是天衣無縫。 打仗有時候是要憑腦子的，很多日軍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這方面就跟我們拉開差距了。不過，這說的只是整體，縮小到蘇州河之戰，小鬼子的腦子就不好使了。 因為他們遇到了一個更有文化和頭腦的。 在孫立人的指揮下，稅警總團用厚鋼板在岸邊搭了很多臨時隱蔽所，日軍的砲彈打不著，但他們可以躲在裡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軍自認等來了機會。 那天早上起大霧，面對面都看不清人，別說隔著一條河了，快過。 可是偷渡者並不知道岸邊早就藏著許多獵手，後者看到浮橋便猛投手榴彈，浮橋當即被炸斷。 由於人多，還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並一頭扎進了附近紗廠的儲煤窖。這個儲煤窖在一個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槍砲都夠不著，手榴彈也沒用。 不過孫立人首先關心的不是儲煤窖裡的鬼子，而是還漂在水面上三三兩兩的橡皮舟。 以鋼板做成護牆，繼續投手榴彈，直至把殘餘的橡皮舟全部炸沉為止。 一頓“榴彈雨”下去，別說橡皮舟，連一塊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軍急得跳腳，南岸的日軍也近乎抓狂，可是他們誰也沒有辦法，想開槍都找不著目標。 好了，後路沒了，你們就在儲煤窖裡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紗廠嗎，孫立人讓人到紗廠去搬棉花。 眾人都不知道要派什麼用場，但長官這麼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幾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澆上煤油，然後轟的一聲點著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燒著的棉花包封住了儲煤窖口，有的直接滾了進去，裡面的日軍開始大概還感覺不錯，挺熱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窩裡的野蜂一樣炸了起來——烤白薯可不就是這麼來的！ 連續幾天，日軍再也不敢過蘇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軍主力齊集北岸，正好又是一個大霧天，他們才利用橡皮舟浮橋再次實施強渡。 與上一次相比，這次用兵多，規模大，相當數量的日軍得以登岸。孫立人不得不組織敢死隊，與之進行逐屋逐室爭奪，終於把大部分陣地都給奪了回來。 戰鬥結束後，稅警總團因損失較大，奉命換防休整，但孫立人忽然改變了主意。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叫小紅樓的據點，也鑽進去了20多個鬼子，由於是兩層樓房，易守難攻，稅警總團還沒來得及拿下來，換防命令就到了。 孫立人既有名將潛質，性格上也十分好強，與他的上司黃杰那樣阿彌陀佛的人更是判若兩端。他覺得還是應該先把小紅樓裡的鬼子解決了再說，免得給人留下話柄，說是我孫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將這燙手的山芋扔給他人。 作為一個靠腦子打仗的人，一般情況下，孫立人從不主張靠犧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蠻幹，他決定採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運到，孫立人喜不自勝，由於天色尚黑，他便從指揮所裡走出來，打著手電筒親自查看。 不料這時正逢日軍砲擊，由於他的指揮所離河岸很近，一顆砲彈當空爆炸，孫立人被炸傷十幾處，光嵌入體內的彈片就有八九塊之多。 渾身是血的孫立人躺在地上，差點讓人以為他沒氣了。 全面抗戰才剛剛開始，“東方隆美爾”還沒怎麼亮相就完蛋了，那後面這部書怎麼說？所以我們在砲彈爆炸的一瞬間，特地給孫立人戴了頂鋼盔，又讓他蹲著身子，這樣其他地方儘管慘不忍睹，但腦袋沒事，吃飯的傢伙還在，大家不用過分擔心。 宋子文聽到消息後，趕緊派來救護車，但是孫立人只接受傷口包紮，卻拒絕上車。 那誰，你代替我進行指揮，務必用地雷把小紅樓給炸掉。 聽到整座小樓都被炸塌，孫立人這才坐上救護車。 上海完全淪陷之後，日軍在蘇州河岸立了一塊石碑，碑文曰：遭遇華軍最激烈的抵抗於此。 受了重傷的孫立人與戰場只能暫時說拜拜了，對於他來說，淞滬戰場給他的空間還是太小，連小試身手都算不上。不過當時他或許不會想到，若干年後，自己將在異國戰場上騰空而起，取得令孫元良這些人都為之咋舌的輝煌戰績。 在蘇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時，日本政府一面拒絕出席“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一面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為中介人，試圖與中國進行“秘密和談”。 中日的各自要價相去甚遠，蔣介石看了心裡自然很是不爽。何況朝也盼暮也想的國際會議已經召開，勝負未分，如果這時候就答應了你那些過分要求，我怎麼向國民交代？ 在召見陶德曼時，他讓德國人轉告近衛內閣，要談可以，但必須到會議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開談，這樣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終不願恢復戰前狀態，那也是沒得談的，要打，我們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談”，一方要“公開談判”，說不攏，作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當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軍——第10軍悄悄抵達金山衛附近海面。 第10軍由從北方抽調的熊本第6師團等三師一旅團組成。組織第10軍進攻上海，說明日本已準備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賭注。 這一天是11月5日。 拂曉，海上正好起了大霧，視線不清，監視哨無法觀察日本軍艦的運動情況。 早已虎視眈眈的第10軍突然組織灘頭強攻。 在金山衛防守的僅一個砲兵連和一個步兵營。砲兵發現敵情后，立即進行炮火阻擊，無奈第10軍登陸的遠不止一個點，轟了這裡，就打不了那裡，陷於顧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軍接近時，砲兵連甚至不惜動用出膛即炸的零線子母彈攔擊，可是潮水般湧來的鬼子兵，豈是幾門砲就能擋得住的，金山衛陣地遂告失陷。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大叫起來，日本人最擅長迂迴抄擊，難道就不會防著一手，多置些人馬，五年前“一·二八”會戰的虧還沒吃夠嗎？ 說得沒錯，中方將領也並非不知兵。本來在陣地兩側，從瀏河至南京，從浦東至杭州灣，都擺滿了警戒兵團，以防備日軍迂迴，但是很快這個格局就被逐漸打破了。 原因其實還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滬戰場如火如荼之時，中央陣地常常入不敷出，後面又無兵可調，救急如救火，只好臨時從兩側抽調兵力。 此舉意味著什麼，從蔣介石到陳誠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風險，但是你不從那裡抽人救急又怎麼辦，不管北戰場還是南戰場，若無援兵不斷接力，防線也許立馬就垮了，兩側就算全是人，還不一樣會輸得很慘。 一開始還想得挺好，抽出來多少人，等後方來了部隊後，馬上再補進去，這樣就沒事了。可沒想到的是，凡是從後方來的，管他多少人，有沒有戰鬥力，前線都能一個不剩地照單全收，否則陣地就會丟失或出現空隙。 你要說這是在飲鴆止渴也沒什麼不對，可倘不如此，淞滬會戰早就可以宣告敗局收場了。 同時，中方對金山衛的防守也確實鬆懈了一點。戰前，中國統帥部曾多次組織對金山衛一帶的地形進行考察，但都認為這個地方水淺塗深，船隻靠岸很困難，絕對不是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 等到上海派遣軍從川沙口、吳淞登陸，並將守軍逼至蘇州河南岸後，大家又本能地認為，日軍由北向南打得順風順水，就算要再次登陸，也一定會選擇長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看上去最難攻的地方往往卻是最薄弱之處，第10軍登陸金山衛，為中國守軍敗走上海一錘定音。 這再一次證明，日軍在進攻戰尤其是迂迴包抄方面確有其獨到之處。 今天，當我們遍查所有的回憶錄和資料，雖然時見怪你怪他之辭，但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是，誰都沒能準確地預見到對手會登陸金山衛，甚至連德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都出現了判斷上的錯誤，他認為日軍企圖在江浙各處再次登陸，只是佯動性質，其目的在轉移視線，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戰兵力。 這個世界，總有那麼多意外。 驚悉日軍登陸金山衛後，陳誠連抽兩個師前去堵截，然而都擋不住第10軍的凌厲衝擊。 這時蔣介石打電話給陳誠，問他：怎麼辦？ 陳誠那麼一個從不肯服輸的人，也看到了大勢已去，只得回答：為今之計，只有趕快撤出上海，退守國防線。 陳誠所說的國防線，重點是指吳福線（蘇州到常熟福山），當時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 蔣介石整整思考了半個小時，同意了陳誠的意見。可是考慮到“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才剛剛開了沒兩天，如果此時就退出上海，中國可能會在會議上顏面掃地且無功而返，於是讓陳誠再堅持三天，三天后再撤到國防線上去。 顯然，這又是一個以外交犧牲軍事的例子。三天，黃花菜都涼了。 11月9日，陳誠下令全軍總撤退，向吳福線轉移，可是已經太遲了。 趁你病，要你命，這是一切壞人的必然思路。 第10軍指揮官柳川平助見江南道路狹窄，全軍掩殺尚有困難，便以熊本師團為先鋒，一頭朝京滬鐵路上的崑山直插過去，從而切斷了上海守軍與後方的聯繫，撤退部隊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亂之中。 由於無法完全堵住各條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規模挺進隊，輕裝前進，繞前襲擊，更是加劇了這種混亂。 有如四年前長城抗戰後期的“灤東大潰退”，本來有秩序的撤退也開始演變成無秩序的“潰退”，只是規模更大，場面更慘。 潰退，幾乎已成為中國正規軍隊的一種難改痼疾。白崇禧曾經拿他在北伐時期的經歷作比，說那時候的南方部隊就是如此，典型特點是宜攻不宜守，攻則氣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顧性命地往上沖，可是守則氣餒，都擠在一條道上爭相跑路，每個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點逃出被圍殲的厄運。 不可否認的是，淞滬一戰，前期確實過於慘烈，尤其是退到蘇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殘了，可以說已達到消耗的極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戰之心。 在潰退中，各級指揮官都相繼失去了對自己部隊的有效掌握，將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將，紛亂的模樣令人瞠目結舌，甚至連一干大將們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蘇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軍的偷渡襲擊，司令部參謀人員及警衛連死傷殆盡，才保得胡宗南一人隻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時正發高燒，乘著小汽車往吳福線撤，路上卻遭到日軍挺進隊的機槍掃射，司機和衛士當即中彈身亡。 薛岳是給先總理當過衛隊長的大內高手，即使是生病當中，也保持著一種職業性的敏感。見情況不妙，他一腳踢開車門，然後縱身躍入路旁的水田，又仗著水性不錯，連遊五道河溝脫險。如果這位那時就戰死上海，以後長沙會戰的絕活我們也就別想看到了。 在整個淞滬會戰中，犧牲將官職務最高的是東北軍第67軍軍長吳克仁中將，而吳克仁就是在大潰退中遇難的。 淞滬戰場是各支軍隊爭取榮譽之地。吳克仁在上戰場前就對部屬說，不管別人怎樣，我們東北軍絕不能再被人家戳著後背脊梁骨，罵我們只會叫嚷抗日，實際打起仗來卻是草包一個。 可是吳克仁也沒有想到仗真會打到如此慘烈。看著旅團長在眼前一個個倒下，他雖然嘴裡說“馬革裹屍，乃軍人最光榮的歸宿”，然而卻一邊說一邊流淚，內心傷痛至極。 更想不到的是出現大潰退。 從一線撤下來時，身邊僅剩了幾個隨從。吳克仁不由得搖頭苦笑：想當年曹操敗走華容道，曾是何等狼狽，不意吾輩竟還多有不如。 江南溝壑縱橫，北方人又有很多不會游泳，在遇到一條深水河流時無計可施，僥倖的是隨從在附近找到了一塊門板，這無疑是一塊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時候，一個當地政府的文官也淒淒惶惶地跑到了岸邊，比之於軍人，他更為無助。 吳克仁在問明他的身份後，不由得長嘆一聲：我們軍人打了敗仗，已有愧于大家，若再只顧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慚愧萬分了。 這塊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懷著感激的心情渡過了河，卻再也沒有看到將軍現身。 有人說，吳克仁是在過河時被日軍機槍掃射而死的，還有的說他是在中彈後傷勢過重淹死的。 包括吳克仁在內，東北軍在淞滬戰場上共陣亡將級軍官五人，重傷三人，團長傷亡超過一半，到最後突出來時五萬編制的一個軍，只能勉強縮編成一個師。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