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六節朱元璋為什麼屠殺功臣
戰爭是如此有力的一隻重錘，它對人的心態、性格、思維方式的改變是不可逆轉的。
來到郭子興軍前的朱元璋已經是一塊好鐵。上天在不經意間，安排給了這個社會最底層的孩子一個出色的大腦。而從小經歷的艱難困苦，挫折打擊，給了朱元璋健壯的身軀的同時，也給了他一顆冷酷的心，給了他高度的自製力。
當然，即使擁有了這些品質，朱元璋也不過是一塊不錯的鐵坯罷了。是戰場成就了最終的朱元璋，那個絕對冷酷、精明、狡猾、強大的朱元璋。
戰場是煉就男子漢的地方。古今中外，頂級的男子漢都是在戰場上煉就的，因為只有戰場，才能提供煉成他們所必須的高溫和高壓。
戰爭要求軍人具備的第一條素質就是“不動心”，保持絕對的理性。
戰場是什麼樣的地方？是一個非常容易犯錯誤的地方。在戰爭中，軍人承受著常人在常態生活中體會不到的巨大的壓力。危機重重，千鈞一發，生死攸關，在鮮血、屍體、烽煙、吶喊中，一個人很容易失去理智。然而，戰場又是一個不能犯錯誤的地方，或者是每一個錯誤都得付出慘重代價的地方。
古今中外，許多軍事大師都反復強調理性的重要性。老子說：“善戰者不怒。”孫子則明確提出：“君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大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怒氣過後，人可以平靜下來，但因此而亡掉的國家不可以復存，因此而死去的戰士不可以復生。”曹操也說過同樣的話：“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戰場上的機會往往只有一次，這就要求軍人的思維絕對不能受情緒的干擾，在最複雜的狀況中冷靜地選擇最合理的策略。戰場把朱元璋原本就溫度相當低的心煉到了零度狀態。一個偉大的統帥要能對戰士們的鮮血和呻吟無動於衷，要能夠把一條條活生生的生命當成自己賭博場上的籌碼，要能夠把自己最親近的人親自送到死亡之地，要能夠殺死心中的同情、憐憫、恐懼，要能夠做到無情無欲無我。這樣，他才能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人的死亡和力量的消耗。
戰爭把朱元璋那本來已經十分精明的頭腦鍛煉得更加精確。
在戰爭中，一個統帥所需要考慮的變數太多了。天氣、地理、敵情、我情、後勤……戰爭需要一個人的思維迅速、周密、嚴謹，把每一個微小的因素都得考慮進來，一招不慎，滿盤皆輸。戰爭需要軍人把自己的大腦變成一架超高性能的計算機，在戰場的廝殺吶喊中能進行高速精確的計算。
戰爭把朱元璋本來就已經謹小慎微的個性修正得更加嚴謹。在戰場上，他變成了一隻極具耐性的狼，不把敵人拖得筋疲力盡，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時候，決不貿然出擊。在巨大壓力的壓迫下他能寂然不動，長久地忍耐，一旦機會來臨，則“動如雷霆”，一舉摧垮敵人。
在一次次的危機、逃亡、死亡、絕境中，這塊鐵中的雜質被命運的重錘一點點砸出去。在十餘年軍旅生涯過去之後，朱元璋終於百煉成鋼，成了一塊品質極佳的鋼。他練成了一顆超人之心，鐵一樣堅硬、冰一樣冷酷、水一樣沉著、弓弦一樣柔韌。這顆心只受利益支配，而絕不會被感情軟化。這顆心能承擔任何巨大的壓力，能冷靜面對任何艱難的挑戰，能指揮他的手和嘴，發布任何別人所不敢發布的殘酷、野蠻和不義的命令。是戰場，把朱元璋從一個七情六欲的血肉之人變成了一架機器，安裝了高性能芯片的鋼鐵機器。
大明王朝開國帝王后來在治國中表現出來的鐵腕、周密和殘酷，都是由這顆心所決定。大明帝國開國後的種種重大舉措，與朱元璋長期形成的戰爭型思維方式有極大關係。
軍事思維是在惡性競爭中形成的思維方式。如學者吳興明所言：軍事謀略的出發點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關係中它取定人人關係，在人人之間的諸多關係中它取定利害關係，在利害關係的協同與爭鬥的雙向關係中它又進而只取定爭鬥關係”，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就是軍事思維的典型表現。
在處理人我關係時，習慣軍事思維的人總是以他人為手段，以自我為核心。保存自我，打擊他人，這是軍人的行為本能。在戰爭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慮到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樣，在判斷人物上，軍事家往往習慣從人性惡的一面出發，把針對自己的危險因素考慮到點滴不漏的程度。以這種思維方式來應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機自然無處不在，所以，“恐懼是身處謀略地帶人的基本心態”。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朱元璋剛剛登上帝位，就“寢不安枕，憂懸於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誡侍臣，“創業之初，其事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他反復強調消滅危險於萌芽狀態的重要性：“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者。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剛剛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設專人，每天五更之時在城門的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更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
在給子孫們寫的《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你們做皇帝時，即使安居無事，也要常懷警惕，一時一刻也不能怠慢。這樣，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國家大權也不會丟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鬆了防備，萬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國家基業不存！
為此，他不厭其煩地諄諄囑咐後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謹慎已經達到神經質的程度：
雖然與那些朝夕相見親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觸，也要在心裡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時刻不可無！如果要迴避左右，和親信大臣們商量機密，那麼，帶刀護衛只許離你們十丈遠，不能再遠了！
弄幾套盔甲刀槍，放在身邊。選幾匹好馬，養在宮門口，四個城門也要各備幾匹，萬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沒事常聽聽城中動靜，聽聽市聲是不是有什麼異常？也可以到院子裡，看看天氣星象，有沒有什麼災難的徵兆？
之所以要竭盡全力“保家”，不僅僅是因為“家”得來不易，也是因為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價。
在漫長的軍事生涯中，朱元璋習慣了高強度、高密度的腦力勞動，習慣了每時每刻估量形勢，算計對手，習慣了激越昂揚的行進節奏，習慣了享受與人爭鬥的樂趣。從戰場上下來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沒有對手。所以，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朝皇帝們一個個消失了之後，他開始了尋找對手的漫長過程。原來的老鄉和戰友，即所謂的“淮西勳貴”，就進入了他的視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狹窄之人，臣下之一舉一動，悉加註意，經常對臣下的舉止表示不滿，說：“此等愚夫，不學無術，勇而無禮，或閒中侍坐，或飲宴之間，將以朕為無知，巧言肆侮，凡所動作，悉無臣禮。”在他“危機放大”的軍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鏡下，他們日常表現中的小小不謹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頭，他原來的朋友一個一個在他的視野裡變成了對手，所以他才舉起了屠殺功臣的屠刀。
戰爭思維的第二個特點是追求實用性。戰爭以實用為目的，軍事思維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維，本能地要求思維方式簡明、捷近、實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實用。朱元璋在建國後的政治鬥爭中擅長不受形式的約束，“草鞋無樣，邊打邊像”，各種下作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他創造了大村莊式的治國方法，雖然不美觀，但是卻非常實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對什麼東西都沒有真正的信仰。
長期的謀略思維習慣，一而再、再而三地從權謀中得到好處，使他形成了權謀化的思維習慣。所以，朱元璋的治國方法是無巧不取，無利不謀，無所不為。他竭盡全力維護三綱五常，推崇儒家正統。然而，因為孟子說過民貴君輕，有違他唯我獨尊的心態，就居然敢刪節《孟子》。
他不信迷信，但為了矇騙百姓，就以神道設教，甚至裝神弄鬼，用迷信來駭人。
他戰時喜歡讀《孫子兵法》等兵書，對權術運用精熟。戰後卻對兵書中的機謀權變之術一概斥為卑下之識，反對人們去研究它。他說：“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
他遠交近攻，對外寬容，對內殘忍。對他統治力所不及的少數民族、邊疆國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來，大方之至，並且列出周圍的不徵之國，要求子孫和他們建立長期友好的關係。然而，對於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殘忍，苛刻無情，為了一姓之私，妄圖永世囚禁萬民，成為他的家奴。
戰爭中的一些具體手段也保留下來，成為他的治國方法。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善使用特務的將領之一。
他對駕馭特務很有經驗，早在江西之時，他派衛士何必聚到袁州偵察敵情，何必聚回來向他匯報後，他不相信：“汝到袁州有何為記？”何答“平章門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後來攻占袁州後，他還專門檢查此事，檢查屬實後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況表明，朱元璋的特務偵察手段是相當有效的。正是這些偵察活動所得到的材料，為他的正確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
建國後，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樣大用特務，監視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他在中國歷史上首創公開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豢養大批特務，稱為“檢校”，四處偵察大臣們的活動，專門從事鎮壓“不軌妖言”的勾當。 “檢校”專門告人陰私，人人懼怕，他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國初事蹟》）。
這些人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面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
南京各部的小吏原來都載漆巾，門口掛牌額，“檢校”發現禮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覺，兵部門口不設巡警，就把睡覺者的頭巾和兵部門牌偷走，報告給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規定，禮部小吏從此不許戴漆巾，兵部不許掛牌額，以為懲戒，從此成了明朝定制。他還特別喜歡偵察別人的私生活，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
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戰爭時從紀律中得到的甜頭使朱元璋對紀律達到了迷信的程度。從嚴治軍，是他的一貫作風。建國之後，這一作風依然延續。他對那些勞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樣說殺就殺，說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來。對任何違反他制定的法規紀律的人，他一律毫不手軟，絕不放過。駙馬都尉歐陽倫是馬皇后親生女兒安慶公主的夫婿，他不顧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陝西偷運私茶出邊境販賣。朱元璋毫不手軟，得知之後立命抓來賜死。
對至親之人如此嚴苛，對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國後的治國方針就是嚴刑峻法，靠殺人來震懾萬民。他頒布的法令，連篇累牘，林林總總，無所不包，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面面規定得無微不至。稍有違反，則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貪污六十兩，即被剝皮處死。犯了出行不帶“通行證”，在家“不務正業”，遇到不法之事沒有及時舉報等小過，朱元璋的懲治措施動不動就是“全家遷居化外”、“梟首示眾”、“斷手”、“斷足”……翻開他的《大誥》，隨處可以看到朱元璋親手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案。
甚至，為了地方上一個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這個慘絕人寰的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於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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