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一節被兩塊木片決定的人生
清代史學家趙翼對朱元璋的評價被許多人認為十分準確：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我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朱元璋是一個流氓化了的農民。 “農民”為體，“流氓”為用。骨子裡，他永遠是一個克勤克儉、謹小慎微的農民。
江湖經歷又給他的血液裡註入了與眾不同的潑辣。他的流氓手段幫助他在與群雄周旋時長袖善舞縱橫捭闔，而令他笑到最後的卻是因為他比別人多了一份農民式的謹慎、持重。
史稱朱元璋“地主階級化”前是一個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是率領漢人推翻蒙古人統治的民族英雄。豈知他走上英雄領袖生涯的原因實是迫不得已。
雖然在大元統治下朱氏一家經常顛沛流離，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對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滿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飯，都是朝廷所賜，這種觀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曾對臣下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終其一生，朱元璋始終把元朝入主中國，享受漢人膏血視為“奉天承運”，“順天應人”，理所當然。
因此，朱元璋一開始沒有“積極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幾年中，大元天下已經是烽煙處處，而史料並沒有留下朱元璋“嚮往革命”的蛛絲馬跡。那時，白蓮教遍布鄉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聞目睹，但是也沒有任何他參加白蓮教的記載。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搶，但是從來還沒有想到過“造反”。他對這個詞連想都沒有去想。在外流浪三年之後，大饑荒終於離開了鳳陽。朱元璋結束了流浪生涯，回到皇覺寺。雖然已經多年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動統治之殘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蓮教“革命思想”的影響，朱元璋還是選擇了老老實實做一個前途暗淡的和尚，並且在冷冷清清的廟裡一呆就是三年。小時候因為父母格外疼愛，送他讀了幾個月私塾，但大字還沒識滿一筐，就供不起了。這次，在寺廟中，他開始認認真真地跟老和尚學念經，認識了千把字。
朱元璋一向為人做事的特點是認真敬業。從他登基後仍然對佛教保持了濃厚的興趣這一事實看，他在三年和尚生涯中，對佛教經典確實是下了點功夫的。 《皇明本紀》說他從此“始知立志勤學”；《劍橋中國明代史》說“在這時他似乎開始學習認字並簡單地研修佛教經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記憶力也很強”。他認認真真地學習做道場，吹法螺，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來源。後半生他有幾種可能的選擇：也許是繼續做和尚，也許積點錢買幾畝地還俗做農民，也許會學門技術，做個木匠或者瓦匠。只有軍人不在選擇之列。 “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軍人是風險最大的職業，實在不符合他謹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亂世，人的命運就是如此離奇，你越怕什麼，什麼就偏偏會來到你身邊。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個年頭，農民起義的烈火燒到了皇覺寺邊。
白蓮教和朱元璋的專業——也就是佛教——關係很深，或者說，是佛教的一個變種。它本是源於佛教淨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夠“低幼”才能流行，這是永遠不變的規律。要說正宗，中國佛教當然要以千辛萬苦從印度取回真經的三藏法師創立的唯識宗為正宗。然而事實是，唯識宗因為經典太浩繁邏輯太細密，不適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滅。中國特色的淨土宗卻因為它超出尋常的簡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淨土宗比方便麵還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鑽研什麼佛經，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會說“阿彌陀佛”四個字就可以。它的理論是，一聲“阿彌陀佛”可以免除幾十億劫的罪過。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積累的功德就越來越多，等到阿彌陀佛被你煩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淨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間，南宋之後，“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底層信眾完全被它壟斷，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這是天下萬事的常態。
釋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會暈倒在蓮花寶座上。
白蓮教是淨土宗的一個變種。它的教義也同樣簡單，只不過它的組織比較嚴密。淨土宗雖然也結社，但社內關係鬆散，眾生平等。而白蓮教將平等的關係變成嚴格的師徒關係，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嚴格的師徒網絡，成為政治動員的有力武器。當腐敗蔓延、統治力衰微之際，往往是這類民間宗教興盛發展的時期。一旦勢力成熟，起義就不可避免。
大元王朝自建立以來，政治從來沒有穩定過。蒙古貴族沒有學會漢族立嫡以長的繼承製度，為了攫取最高權力，政治高層不時發動宮廷政變和武裝衝突。從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元世祖去世到元統元年（公元年）元順帝即位，四十年之間居然換了九個皇帝，平均不到五年就發生一次政變。統治集團忙於內鬥，對民生大計無心過問。白蓮教勢力因此輕鬆席捲了大江南北。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率三千白蓮教眾斬白馬烏牛起事。他們宣稱教首韓山童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孫，應做皇帝。劉福通是天上派下來輔佐韓山童的大將。起義軍頭裹紅巾，身穿赤衣，被稱為“紅巾軍”。
大元王朝已經成了一個爛透的梨子，只等一聲震動就會掉落下來。劉福通一呼百應，各地無數底層豪傑應聲起事，大半個中國沸騰起來。農民大起義的浪潮，很快波及朱元璋的家鄉。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二月，濠州出現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
原來，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安徽定遠的大地主郭子興、孫德崖等五人借白蓮教聲勢起兵，也以紅巾為號，“衣巾皆絳”。附近農民幾萬人“棄農業，執刀器”，紛紛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日，郭子興等五位“節制元帥”率領這支隊伍，一舉攻占了濠州，皇覺寺所在地區被納入農民軍的勢力範圍。
亂世裡沒有清靜之地。起義軍三天兩頭來廟裡搜糧食，找吃的。不幾天，元軍又駐紮到附近。他們不敢與農民軍正面交鋒，每天到各村搶劫，見人就抓，當做“亂民”送到長官那里報功領賞。朱元璋登基後在《紀夢》一文中描述當時的情況說，紅巾軍“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而官軍則“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系首，稱為'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在這種“造反軍”與“反造反軍”的拉鋸戰爭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廣大平民百姓。
用朱元璋的話說，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和尚們在廟裡成天提心吊膽，看這樣子，保不齊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當“亂民”，被砍掉腦袋。沒辦法，白天只好揣個餅子，躲到山里，等太陽下山了，再回來睡覺。
豈料在兩軍夾縫間，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那天和尚們下山，廟已經沒了。原來農民軍來廟裡找吃的，一粒糧食也沒找著，一生氣，一把火把廟給燒了個精光。
朱元璋徹底走投無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煙處處，天下已經沒有安靜的地方。兵為刀俎，民為魚肉。看來在這個武力決定一切的時候，只有拿起武器，反而有可能活下來。可是，當什麼兵，也是個問題。 “出為元兵，恐紅巾至，欲入紅巾，畏元兵至，兩難莫敢前。”他在《紀夢》中這樣描寫自己當時的心情：“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為元，慮系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
在殘垣斷壁裡忍飢挨餓躲藏了幾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個哥們湯和給他捎來的紙條。原來這個哥們已經加入紅巾軍了，說現在在軍里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快活得很，勸他也快快參加。
他還是拿不定主意。謹慎的天性讓他一次次拖延，不到最後關頭，絕不選擇軍人這個職業。這時，命運給了他最後一次推動力，大師兄告訴他，紅巾軍給他捎信的消息已經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軍舉報他呢。
事已至此，他還是沒下定決心。他找到了尊沒被燒壞的菩薩像，想讓神佛給出出主意。點上香，磕了頭，拿起神案前的兩塊木片，按老和尚教給他的卜卦法卜算起來。
朱元璋在《紀夢》中這樣描寫自己的占卜過程：於是禱於伽藍，祝曰：
“……民人盡亂，巾衣皆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
看來朱元璋對農民起義軍的看法確實不怎麼樣。這完全是一群強盜嘛。
所以第一卦是問應該逃走還是繼續當和尚？如果是應該逃往他鄉，那麼兩塊木片落在地上應該都是正面。如果繼續當和尚，就一正一反。
很顯然，他的頭兩項選擇裡沒有當兵。
搖了半天，扔到地上，結果是兩塊木片都是反面。看來這兩者都不為神佛所贊同。
那麼繼續算吧。 “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
就是說，難道神是要我參加紅巾軍嗎？如果那樣，應該是反面。一扔，果然是反面。
一個偉大農民起義領袖的命運就這樣被兩塊木片確定下來了。革命與反動之間就這樣一念之隔。不過這個一念之差一直讓朱元璋感覺不好意思。後來，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
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忽至，誤入其中。”（《明太祖實錄》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那些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麼好東西）。”這固然是因登基即位後為維護皇朝統治不得不以造反為非，也未嘗不是他參加革命大業時的部分真實思想反映。